5月，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特殊意义呢？这是个不解之谜。
中国的知识界，与5月似乎有着某种难以解释的宿命关系。许许多多与知识界相关的事情，都在这个月份酝酿、发酵、爆发，然后长远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1895年春天，北京聚集着大批从各省上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已经考试完毕，正在等待放榜。4月，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京城炸开了，把大大小小的京官、举人们炸得血脉贲张。从4月14日开始，各地举人的公呈，像雪片似地飞到都察院，呼吁朝廷拒绝签约。一位台湾省籍举人，在衙门外捶胸顿足，号啕痛哭，长跪不起，为台湾民众向朝廷请命，围观之人，莫不潸然泪下，感同身受。
在这批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两个广东人最为活跃，一个是康有为，一个是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号长素。早年在家乡时，阅读各种新书，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等，开阔了眼界。后来他亲身游历香港，感受到西方文明，治国甚有法度，绝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夷狄”。于是大购西方书籍（译本），大讲西学。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鼓吹从最高层的王权入手，由上而下改造中国。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字卓如，号任公。他12岁进学，17岁中举，人称神童，满腹训诂词章之学。自从听了康有为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讲学后，幡然猛醒，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始觉自己肚里的全是“数百年无用旧学”，于是改辕易辙，追随康有为左右，绛帐侍坐，执经问字，北面备弟子礼。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梁启超以举人的资格，倒过来拜秀才为师，倾力提倡新学。康长素有了这个得力助手，如虎添翼。
4月的北京，紫藤花开，柳絮飞扬，空气中充满了不安。为了阻止朝廷签约，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人上书，被都察院拒绝了。其后湖南举人们得知，也积极参与，挺身而出的公车愈来愈多，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
康有为、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据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公车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共同署名上书光绪皇帝，并齐赴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被都察院拒收。这就是在所有中国近代史书上都少不了的“公车上书”一页。
对这一事件，梁启超的描述是：“甲午败后，（康有为）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申前议（指变法之议），亦不达。世所传公车上书记是也。”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康有为的描写比较详细：“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约、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康有为自定年谱》。《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是自12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的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它象征着传统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角色转换。然而，这一几近定案的事件，后来频遭质疑，有人认为所谓“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出于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的心理编造出来的。
证据是，当年5月24日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承认，5月2日那天，举人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康为有《公车上书》。该书的序言署名“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即使不是康有为本人，至少也是他的亲朋好友。并无示威请愿之事。军机大臣翁同龢当日的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也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上书并且被拒的事情；宫廷档案显示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此，作为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中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三联书店，2006年版。这种质疑，在史学界渐渐占据了上风。
“公车上书”事件究竟有没有发生？
事实上，公车上书真的发生了。当《马关条约》的噩耗传开后，最先向朝廷力争反对的，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员，这不奇怪，因为首先知道消息的，是官场中人，但很快在京的举人们也知道了消息。
按《公车上书记》的序言所说，那些天到都察院上书的公车，络绎不绝。4月22、24、26、28、30日，是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袵杂遝，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前来上书的公车，一波接着一波。4月30日，由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根据史料显示，仅5月2日那天，都察院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而且在其后几天内，依然纷至沓来，直至5月8日，因签约之事已尘埃落定，争无可争了，才告平息，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
以官方档案没有拒收上书的记录，证明没有“上书被拒”一事，似乎不够说服力。都察院对根本没有接收的上书，是否还会记录在案？这是一个疑问；官方档案有没有弄虚作假？这是另一个疑问。根据其他记载，当时被拒收的上书，不止一份。经验告诉人们，官方文书，文过饰非、胡编乱造之处甚多。
事实也许是这样的：当年的松筠庵，是不少公车碰头聊天的地方，每天熙来攘往，喧嚣热闹，而上书的事情也是在这里商议出来的，至于有多少人具体参与了商议，有多少人是口头附议赞成，有多少人是来坐坐聊天的，有多少人是真正画押签名的，并无一个准确的数字。而后来康、梁为了壮大声势，时而说有一千二百人，时而说有一千三百人，时而又说有三千人，在当时政治势力尖锐对峙的环境下，可以谅解，简单地斥为“不严肃、不负责、随心所欲”，未免过于简单。在许多群众运动中，把三五千人的集会，说成是十万人大会，也是常有的事情。
准确的人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三百名举人在松筠庵会议上签名请愿并上书被拒一事，是否子虚乌有？《公车上书记》序言交代得很清楚：他们的计划，原定是5月4日向都察院上书的。如果付诸实行，那真是一种惊人的历史巧合，一场发生在1895年的五四运动，将永垂青史。可惜，因为5月2日听说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盖了国玺，大局已定，公车们请愿阻止，已经太迟了。《公车上书记》的序言说：
（5月2日）是时松筠庵坐中议者尚数十百人，咸未稔用宝之举，但觉气象愁惨，相对欷歔，愤悒不得语，盖气机之感召然耶？是夕议者既散归，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3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