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后，陈独秀马上找汪孟邹，说自己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他承印。汪孟邹一听，面露难色，亚东图书馆这时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甲寅》从日本搬回上海以后，也由亚东承印，汪孟邹已经有点扛不住了，自己还要靠卖杂粮糊口，对陈独秀的杂志，有心无力。他介绍了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给陈独秀认识，经过陈独秀拍胸脯、打保票，唇焦舌敝，自卖自夸，好不容易，才说服陈氏兄弟同意合作，新杂志为月刊，群益书社每期支付稿费、编辑费共200元。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一手创办的《青年杂志》，在上海面世了。
这时，距离康、梁等人的“公车上书”，已过去了整整20年。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生代，终于到了临盆之期。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为新一代青年谱写的赞歌，洋洋盈耳，充满激情与朝气，完全看不出是一年前那个“静待饿死而已”的绝望者：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文章向当代青年提出了六项迫切的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亟欲以他的笔敲醒沉睡的国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科学与人权，就像一辆车的两只轮子，承载着车子不断向前走，也就是陈独秀后来所鼓吹的“德先生”、“赛先生”（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这篇文章，恒被后世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篇之作。
陈独秀对政治深感绝望与厌恶，他认为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革命开路，使人心得以觉醒。因此，他要把政治革命放置一边，把“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先搞起来。
《青年杂志》是陈独秀的心血结晶，期望甚高，他要用文章来改造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国民性。陈独秀曾豪气十足地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杂志》（未刊稿）。引自《五四风云人物文萃·陈独秀》，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他说这话，除了自信，当然还有另一层作用，就是想说服汪孟邹投资。陈独秀有一个特点，喜欢说过头话来打动人心。词气之间，“天下皆醉，惟我独醒”的气魄，不让前辈康有为。
杂志出版后，在社会上，却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与梁启超的文章一出，天下争相传阅的盛况相比，相去云泥。没有名家压舱，仅以陈独秀的名气，尚不足以吸引读者，头几期，主要靠自己亲自操觚，还有几个老朋友友情客串，支撑门面，宣传一下“德智体三育”，与一般的青年读物无异。每期印数，连免费赠送在内，亦不过千册左右，就算全卖掉，也还是亏本，群益书社陈氏兄弟叫苦不迭，这样下去，他们在经济上吃不消。
陈独秀一直苦思苦想，想寻找一个突破口。那年头，会写骈四俪六、摹仿古人文章的酸秀才，一扫一大筐，但敢于登高一呼，大破大立，开启时代文化生机的，却打着灯笼也难找。高一涵、易白沙等原来《甲寅》的作者，在陈独秀竖起大旗之后，也纷纷投向《青年杂志》，易白沙在《青年杂志》上一连发表了《述墨》、《战云中之青年》、《我》、《孔子平议》、《诸子无鬼论》等文章。易白沙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坤，因为仰慕明代大儒陈白沙，自号“白沙子”。辛亥革命前在安徽主持怀宁中学，结识陈独秀。“二次革命”时，28岁的易白沙，奔走于湘皖之间，参与反袁斗争。事败被通缉，亡命日本。
陈白沙有“圣代真儒”之称，被人誉为“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他是惟一能够在孔庙中供奉牌位的广东人。但他的后世崇拜者易白沙，却以批孔出名，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易氏在《孔子平议》中，列举了孔子四大毛病：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二、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三、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藉口；四、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
在陈独秀看来，“平议”实在太过斯文了，对孔儒无须平议，破口大骂也无妨，踢他的山门，拆他的祠堂最好。但这毕竟是《新青年》第一篇公开指名道姓抨击孔子的文章，陈独秀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有了二次革命，就有三次、四次革命
当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吉益里21号的寓所里，一盏孤灯，一杯清茶，一手搓着脚丫，一手撚着狼毫，为《青年杂志》伏案撰稿时，国内的政治局势，正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在离上海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一幢楼房里，梁启超也在伏案疾书。
1915年9月1日，北京参议院开会时，来自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的所谓“公民代表”，纷纷请愿变更国体、废民主而立君主，伪造民意以欺天下后世。更有筹安会六君子、古德诺、有贺长雄一班中外官僚、学究、方士，掀起了所谓国体问题讨论，吹喇叭的吹喇叭，抬轿子的抬轿子，帝制声浪，一时直上云霄。
中国的问题，在政体而不在国体。如果只谈变更国体，不谈建立健全的政体，那么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国家都是好不了的。“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梁启超笔端纵横，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激烈批驳以君主立宪之名，行帝制恢复之实的主张。
发表前他抄了一份送给袁世凯看，看得袁世凯出一身冷汗。他曾派人给梁启超送去20万元，希望他毁掉该文。然“亦儒亦侠”的梁启超，绝非金钱所能收买，当即辞谢，将钱原封璧还，并决然表示：“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帝制），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梁启超本来很懂得政治即妥协的艺术，回国之初，他并不赞成共和，但举国都说共和好，他也就接受共和了。康、梁与袁世凯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为了导袁向善，也可以一笑泯恩仇，以致许多人都骂他甘做袁氏帮凶走狗，他也不以介怀。但在复辟帝制这一点上，他站定脚跟，决不妥协，政治的底线不容突破。随后，他宣布脱离进步党，表明他已打算与袁世凯死磕，不想连累进步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