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竞存）——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1878年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父亲是一位乡村秀才，陈炯明六岁入私塾启蒙，1899年考中秀才，1908年以最优等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其后当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立宪人才。1909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民国后，又参加过讨袁战争，是国民党中最具实干才能的领袖之一。
1918年5月，陈炯明大起三军，攻入福建。其势锐不可当，攻城略地，指东打西，闽军无不胆寒。不久，粤军在闽南开辟了一个拥有26个县的护法区。陈炯明驻节漳州，以龙溪为县治，自任军民两政长官。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陈炯明具有强烈的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他在漳州开始致力于他的地方自治实验。南方的安那其主义者梁冰弦称：“这与陈氏所倡‘联省自治’说很吻合，以为如此可以在军阀构乱中拓一片干净土，予国人以观感，从而促进全国的革新。”梁冰弦（海隅孤客）《解放别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在北方，梁启超也在致力于他的政治实验。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加入段祺瑞的新内阁，一偿所愿，出任财政总长。九名阁员，研究系居其六，梁启超的希望之火，再度燃起。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从体制内进行政治改革。冀以研究系之力，先改造国会，争取成为国会多数派，然后影响政府政策。他建议效法辛亥革命初期成立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国会组织法，举行全国大选。
可惜这时段祺瑞为了推行武力统一南北的政策，决心要控制国会，由他的门生兼智囊徐树铮出钱，资助以王揖唐为首的政客团体“安福俱乐部”，准备与研究系在国会选举中，一争高下。
徐树铮是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秀才出身，1905年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在老段的第六镇任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敉平张勋复辟之后，出任陆军部次长，是强硬的武力统一论者。11月14日，临时参议院成立，王揖唐出任议长。安福系大胜，研究系惨败。1918年8月12日，第一届国会期满，临时参议院解散，安福国会成立，安福系领袖王揖唐当选众议院议长。梁启超的救国大计，再次化为泡影。
从1915年至1917年，时仅两年，纵观整个文化界、思想界，由于受“二十一条”、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等一系列事件的刺激，风腾波涌，进入了剧烈的升级换代时期。梁启超作为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已是鬓毛染秋霜。年龄上，坐中望老，见到充满阳光的年轻人，不得不用“你们”、“我们”来加以区别了；政治上，他们总被官僚玩弄于股掌之上，改革屡试屡败，政绩乏善可陈，反而落了个献媚权势的恶名；文化上，由于带有浓厚的传统胎记，恒被新进青年视为过气老倌，成了“守旧”的代名词。
然梁启超对1919年那一代的新文化精英们，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也是无可否认的。时人称赞梁氏“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他当之无愧。白话文急先锋胡适亦自承“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往前走，他却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以钻研经学起家，以鼓吹新文化闻名的钱玄同，也心悦诚服地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先生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钱玄同《寄陈独秀》。《胡适文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钱玄同是浙江湖州人，生于1887年，1905年赴日本留学时，是一位强烈的国粹主义者，沉迷经学，与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人一起，执经侍坐，跟着国学大师章太炎学古文，从《说文》学到《庄子》，从《汉书》学到《文心雕龙》。那时他听章太炎的课，经常兴奋得手舞足蹈，不自觉地从后排往前移，被鲁迅形容为“爬来爬去”，后来写信时，索性称他为“爬翁”。
钱玄同对一切欧化的事物，开始都甚为抗拒。民国成立时，他还穿了一套自制的玄冠博带“汉服”，昂昂然上衙门办公，惹得同僚们哄堂大笑。不过，他很快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成了反古文的“黑旋风李逵”，抡着大斧一路砍杀过来。钱氏自号“疑古”，这个别名，彰显出他对传统的挑战。他有一句名言：“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绑赴天桥枪毙。”
这一年，梁启超44岁，虽然春秋鼎盛，但长江后浪推前浪，在年轻气盛的新青年看来，盖棺论定，此其时也。
胡适和钱玄同对梁启超的评论，都是非常中肯的。谈新文化运动，不能不把梁启超摆在第一位。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代旗手，是梁启超，而不是陈独秀。无论新文化也罢，旧文化也罢，总是要靠一代一代人传承的，没有梁启超披荆斩棘，导夫先路，又哪里会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这些晚辈搞的“文学革命”呢？
地虽生尔材，天不与尔时，奈何奈何！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梁启超已经把他那一代启蒙者可以做的事情，做得非常充分了，后人对他，应无可指责，要指责，也只能是“他为什么不能跳出历史的局限性”一类苛求了。
梁启超见“道不行”，三番四次提出辞职，终于在1917年11月22日，内阁总辞。梁氏宣言不再参与政治，专门研究学术，转入文教界。从政党政治，到不党政治；从不党政治，到不谈政治。回想当年返国时意气风发的情形，不过几年光景，恍如一梦。他已逐渐成为回忆录中的材料，而不再是潮流浪尖上的变数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无奈地叹息：“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梁启超《与亮兄书》。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他人之国”，并不是指年轻一代，而是指官僚当道、军阀横行，天下已尽化为侯王。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都是对牛弹琴。体制内的改革既行不通，体制外的革命又不愿意为，梁启超纵然才高八斗，也感觉进退两难了。
启蒙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在乱世中成长起来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一代知识分子，这时正如日方升，崭露头角，开始从上一代的手中接过“文化旗手”和“青年导师”的接力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