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说］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文也好，用文言文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
仅仅容纳异己，并不算真正的“兼容并包”，抱着“谅你也跳不出我手掌心”的心态，也可以容忍异己的存在。然在蔡氏看来，白话与文言，不过是行楷与篆隶的区别，完全可以共存共荣。
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亦不过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而已，大可以互相涵摄贯通，用不着剑拔弩张，非要拼个玉碎瓦全不可。明乎此，才是真正的“兼容并包”。
1917年2月，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古文之不宜废》。作者林纾，字琴南，号畏庐，1852年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年轻时曾梦想当一名佩剑任侠、载酒行吟的豪客，1882年考中举人，但七上春闱，七番落第，从此绝意仕途，转向从事文化事业。
1900年，林纾在北京任五城学校国文教员，所作古文，备受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赞赏，名声大噪，因任京师大学堂讲席。民国成立后，他与马其昶、姚永概等人，与当时在北大提倡魏晋之学的章太炎闹翻了，相继拂袖而去，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林纾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奇人，他曾说自己的诗，“七律专学东坡、简斋；七绝学白石、石田，参以荆公；五古学韩；其论事之古诗则学杜”。他又说，与他的古文相比，自己的诗又不过是“狗吠驴鸣”而已。林纾对别人称他为翻译家甚为恼恨，康有为赞了他一声“译才”，几乎惹得他翻脸。他希望别人称他为古文家。他放言“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可见其对于自己的古文水平，自信心近乎爆炸。
林纾不懂外文，但在懂外文的朋友协助下，翻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划时代的译作，乃因一个偶然的机缘产生的。当时林纾因夫人去世，心情低落。他的好友王寿昌来看他，劝他散散心，并把一本叫《茶花女》的法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他，让他翻译，说该书以情感人，使法国巴黎倾城男女为之神魂颠倒，他想让中国人也一饱眼福。
“几日后，包括王寿昌在内的几位朋友，邀我祖父到石鼓山散散心，”据林纾的嫡孙追述，“就在前往石鼓山的画船上，我祖父开始了他的第一部译著。”
王寿昌临窗而坐，手捧《茶花女》法文原本，一边浏览，一边口述。船中，我祖父临桌站立，提笔泼墨，挥洒成篇，友人在一旁喝彩。就这样，在近代文学翻译史上曾产生巨大反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奇特的方式，从不懂一句外文的祖父手中用古文译出，自此，在中国文坛上第一次有了外国小说的影子。
书译成后，由魏瀚（著名造舰专家）出资交由城内最有名的刻书匠吴玉田镌版印刷。1899年2月，《巴黎茶花女遗事》正式在福州发行，书印成刻印的时候，我的祖父和王寿昌都未敢用真名，我的祖父署名冷红生，王寿昌署名晓斋主人。未敢用真名的原因，在于当时小说的文学地位很低下，为士大夫之流所不屑为。但没想到的是，小说问世之后，立即轰动全国。杨闯《林纾嫡孙谈林纾》。《新文化报》2002年6月29日。
从此林纾的翻译，一发不可收拾。他的笔头很快，“耳受手追，声已笔止”，毕生把180余部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包括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德》、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司哥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俄国托尔斯泰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等，均畅销海内，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时人笑他是“造币厂”，只要他一下笔，就有出版商抢着给他送稿酬。林纾听了这些传言，不禁苦笑，他把自己的画室题名为“磨坊”，意指他像驴子下磨坊磨粉，一天不磨，即须挨饿，个中苦况，不足为外人道。
严复盛赞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断尽支那荡子肠”，这主要得力于他精彩绝伦的文字。但恰恰是他的文字，受到新学人士嗤之以鼻的讥弹。周作人直指他“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周作人《安得森的“十之九”》。《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不过是“中体西用”的老本领、旧思想而已。林纾对白话文所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深感忧虑，惟恐国未亡而文字先亡。他在《论古文之不宜废》中，指出古文不宜废的理由：
然而一代之兴，必有数文家搘拄于其间，是或一代之元气盘礴郁积发泄而成，犹大城名都，必有山水之胜状用表其灵淑之所钟。文家之发显于一代之间，亦正此类。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苞）姚（鼐），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是者存耶。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于用，然而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知腊丁之为可废，则马班韩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
林纾批评某些赶时髦的“新学家”：“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惟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大公报》1917年2月8日。“未得其新，先殒其旧”，是中国在学习西方时最易患上的毛病，林纾早已洞烛其症，他在1915年为“国学扶轮社”编纂《文科大辞典》作序时写道：“新学既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他说，自己提倡古文，“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林纾《文科大辞典·序》。《林琴南文集》，中国书店，1985年版。专诚所注，惟是不负文化慧命所托。
可见，林纾并非头脑迂腐的冬烘先生，在引入西方文学方面的贡献，全国还没有谁可以超越他。他非常清楚中国的传统旧学，已不适用于今日，他虽主张古文不宜废，却没有说过白话文不宜兴。
早年林纾也写过不少白话诗，收在《闽中新乐府》一书中。胡适尝言：“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胡适《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胡适文集》（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林纾是赞成“新学旧学并行”的，新学不一定非要建立在旧学的废墟上不可，没有旧文化，何来新文化？文化不仅需要有连续性，而且它本身蕴含着当下人群的情感价值和个人权益在内，不允许别人提倡旧学，不允许读经，本身就是践踏自由的。难道可以用专制的手段去争取自由吗？
林纾在1906年说的一番话，表达了他的良好愿望：“或谓西学一昌，则古文光焰灭矣。余殊不谓然，学堂中能将洋汉两门，分道扬镳而指授，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镕为一体，彼严几道（严复）先生不如是耶？”林纾《洪罕女郎传·跋》。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然而，当新学宣布要完全毁弃传统价值，斩尽杀绝传统文化时，一种深刻的文化危机感，迫使这位以身载道的传统知识分子，“出肩其统”，要为中国数千年文化保存一缕元气。
《论古文之不宜废》一出，立即引起新学诸子的强烈反弹。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说“顷见林琴南先生新著‘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喜而读之，”——为什么不是恶而读之，而是喜而读之呢？因为胡适“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从中找到乘隙捣虚的破绽，讵料大失所望，其中“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一句，则尤其使胡适嗤之以鼻。他嘲讽说：“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效仿，却实不明其所以然。”胡适《寄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拾人牙慧的毛病，并非古文家的专利，今文家也没有免疫力。“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是拾古人牙慧，“自由民主，宪政共和”就不是拾洋人牙慧了吗？周作人曾公开宣称，中国小说要有进步，出路就在于“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这和“久之亦能效仿”，本质上并无不同。古文家对古人不明其所以然，今文家对今人（洋人）又何尝明其所以然呢？无非都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罢了。
对林纾，胡适后来亦作过公允而冷静的评论。他说：“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但这种成绩终归于失败！这实在不是林纾一般人的错处，乃是古文本身的毛病。古文是可以译小说的，我是用古文译过小说的人，故敢说这话。但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的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他以鲁迅兄弟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为例，他们的翻译水平，也算一流了，“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10年之中，只销了21册！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对林纾批评“学不新而惟词之新”这种病症，胡适也一清二楚，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人现在有一种毛病，除了引古人的话替自己辩护外，又多了一样引洋人的话。“例如你引霍布尔来驳我，我便拿卢骚来驳你；甲引哈蒲浩来辩护自由主义，乙便海智尔来辩护君主政权，丙又引柏拉图来辩护贤人政治。却不知道霍布尔有霍布尔的时势，卢骚有卢骚的时势，哈蒲浩、海智尔、柏拉图又各有他们不同的境遇时代”，根本不能胡乱地套用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上。
［胡适说］至于（用）那些合我脾胃的西洋哲人，来驳那些不合我脾胃的西洋哲人，全不管这些哲人和那些哲人是否可以相提并论，是否于中国今日的问题可以引证的理由——这不是奴性的逻辑吗？胡适《旅京杂记》。《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
林纾与胡适，不谋同辞，却一针见血，指出了中国文化精英的一个死症。旧派言必称孔孟，新派言必称卢梭，其实两者无本质区别，都是没有了“自我”。而新文化运动，恰恰就是要打破这奴性逻辑，把这个湮没了几千年“自我”重新发掘出来，让它焕发光芒。
怎么发掘呢？是用言必称卢梭，去反对言必称孔孟吗？用“新典主义”去反对古典主义吗？用一个极端去反对另一个极端，最后得到的是什么呢？这是新青年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然陈独秀在复信时，却斩钉截铁地说：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答胡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这就是“革命”与“学术”的区别所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