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其他人的回忆，编辑中还有高一涵。鲁迅、周作人曾一度挂名，但只是外围的“二级同人”，一般不参与具体编辑工作，“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杂志对外声明：“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
当时胡适不在北京，正在家乡奉高堂之命，与只见过照片的小脚妻子，嘉礼初成，新婚燕尔。他是回到北京后才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的。
杂志销路不广，令陈独秀大感头痛。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他们虽然四面出击，向旧派人物挑衅搦战，都得不到什么回应，偶有回应，亦多为不温不火，像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宜废》，看得胡适火气都消了。陈独秀抖起丈八蛇矛，大呼“不容匡正”，但林纾却来个“吾不语焉”。所以刘半农叹曰：“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刘半农《复王敬轩书》。《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
做传媒，不怕人捧场，不怕人踢馆，最怕无声无息的冷场。几个大教授一合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演一出“双簧戏”。没人骂就自己骂，没炒作题材就自造题材。就像搞学生辩论会似的，一人演正方，一人演反方，互打擂台。这种事让钱玄同与刘半农搭帮做最合适，他们一个偏激，一个活泼，本来就是一对活宝，刘半农开玩笑说：“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
于是，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身份，致函杂志，以一种泼妇骂街的姿态，指名道姓，从胡适的新诗开始骂起，一直骂到“辛亥国变以还，纪纲扫地，名教沦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有识之士，童焉心伤”：
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权舆于二卷之末，三卷中乃大放厥词，几于无册无之。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贵报诸子，工于媚外，惟强是从，常谓西洋文明胜于中国。中国宜亟起效法。此等钩挑，想亦是效法西洋文明之一。
文章故意把林纾捧到九天之上：“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香钩情眼之名，若依贵报所主张，殆必改为革履情眼而后可，试问尚复求何说话。”《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按照“敌人的朋友必是敌人”的分类法，既然王敬轩赞美林纾，那林纾就是新文化的敌人，“反击”林纾就有了理由了。
真是足不出户，祸从天降，林纾莫名其妙被拖进了这趟浑水中。就在同一期，刘半农以记者身份，撰长文反驳“王敬轩”，继续拿林纾开涮，嬉笑怒骂，尖酸刻薄。刘半农讥笑林纾翻译的外国原著，大部分是没有价值的东西，真正的好著作，他没有选，或没有那个水平去选。他轻蔑地说：“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
不过，在批完林纾之后，刘半农还是陈述了一些新文学的主张：
文字这样东西，以适于实用为惟一要义，并不是专讲美观的陈设品。我们中国的文字，语尾不能变化，调转又不灵便，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以右绌，万分为难。推求其故，总是单音字的制作不好。
……
文字是一种表达思想学术的符号，是世界的公器，并没有国籍，也决不能彼此互分界线——这话太高了，恐怕先生更不明白——所以作文的时候，但求行文之便与不便，适当之与不适当，不能限定只用那一种文字。
文章最后的话，愈说愈难听了：“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再写书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为墓铭’！”刘半农《复王敬轩书》。《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
2月初，胡适回到北京。他觉得这种自己与自己辩论的做法，未免过于游戏，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但鲁迅认为唱唱双簧戏，也无伤大雅，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沈尹默后来“爆内幕”说：胡适因为对这件事不满，提出要把这个杂志编辑归他自己去编，不许刘半农与闻，惹起了鲁迅弟兄的愤慨，他们说：《新青年》如果归胡适一人包办，我们就不投稿。沈氏出头对胡适说：“你不能包办，万不得已时，仍旧由独秀收回去办倒可以。”胡适只好听从劝告，“没有能够达到他想拿去包办的目的”。沈尹默《胡适这个人》。香港《大公报》1951年12月2日。
这段“逸闻”，后来被胡适斥为“全篇扯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胡适日记全编》（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事实上，《新青年》采用同人制两个月，刚刚出现良好势头，而胡适又才从家乡回来，以他的性格，根本不可能在这时提出推翻同人制，自己包办《新青年》的。
不久，《新青年》收到一封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来信，声称：“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言论，每欲通信辩驳，而苦于词不达意，今见王敬轩先生所论，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陈独秀在复信中，阐述了《新青年》的原则立场：
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而答词之敬慢，略分三等：立论精到，足以正社论之失者，记者理应虚心受教。其次则是非未定者，苟反对者能言之成理，记者虽未敢苟同，亦必尊重讨论学理之自由虚心请益。其不屑与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惟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陈独秀《答崇拜王敬轩者》。《新青年》第4卷6号，1918年6月。
读者不免要问，既然是“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为什么还要登在杂志上呢？把一些毫无讨论价值的东西放到杂志里，然后痛骂一番，岂不连这痛骂也是毫无价值的吗？岂不是浪费读者的金钱与时间吗？读者为什么要掏钱买一些毫无价值的垃圾呢？
刘半农的轻薄文笔，也颇招物议。《新青年》收到一位姓戴的读者来信批评：“‘通信’（《新青年》的栏目）既以辩论为宗，则非辩论之言，自当一切吐弃；乃诸君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胡言乱语，时见于字里行间，其去宗旨远矣。诸君此种行为，已屡屡矣；而以四卷三号半农君复王敬轩君之言，则尤为狂妄。”
双簧戏的目的，是要为新文化运动创造一个象征性事件，让它成为公众话题。现在，可以说达到了。陈独秀满心欢喜。钱玄同在复信中，先以冷嘲热讽的语气，请这位戴先生先读读陈独秀在《新青年》四卷六号上的答辩辞，即所谓“答词之敬慢，略分三等”，对于“妄人”的“闭眼胡说”，“则惟有痛骂之一法”。然后尖锐反问：“来书中如‘胡言乱语’、‘狂妄’、‘肆无忌惮’、‘狂徒’、‘颜之厚矣’诸语，是否不算骂人？幸有以教我！”戴主一、钱玄同《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
《留美学生季报》也发表了汪懋祖来信（《新青年》加以转载），对《新青年》终日以骂人为能事，深表不满，批评《新青年》文章，流于“村妪泼骂”。“文也者，含有无上美感之作用，贵报方事革新而大阐扬之，开卷一读，乃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此虽异乎文学之文；而贵报固以提倡新文学自任者，似不宜以‘妖孽’‘恶魔’等名词输入青年之脑筋，以长其暴戾之习也。”
胡适负责回答汪函。他的措辞，比钱氏温和、冷静，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反对以吵架代替讨论，以骂人代替说理的人。他说：
此种诤言，具见足下之爱本报，故肯进此忠言。从前我在美国时，也曾写信与独秀先生，提及此理。那时独秀先生答书说文学革命一事，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有异议。我如今想来，这话似乎太偏执了。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学，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汪懋祖、胡适《读新青年》。《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
听起来好像有指桑骂槐的味道。尤其最后一句，简直就是公开否定陈独秀“不容匡正”的主张了。不过，胡适的“改造”，最终目的，仍是要取消异见，使之“皈依我佛”，而不是视多元多维的思想并存是一种自然生态。这还不算真正的自由主义，但至少在路径上，与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各行其道，已有了距离。胡适决不认同演双簧戏这种举动，要与旧学斗争，就要堂堂正正地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