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替钱玄同申辩］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新青年》主张文学革命，受到旧势力的非难，乃意料中事，但这种非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他们是否面临八面非难、乌云压城的局面？如果是，何以刘半农却说“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呢？
鲁迅在1927年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在胡适看来，中国的白话文，已具备了上升为国语的条件，加上《新青年》“有意的提倡”，没有经过什么大风浪，便得以“轻轻俏俏地成功”了。胡适分析说，“近代中国文学革命之所以比较容易成功”，原因之一，是“那时的反对派实在太差了”。《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在北大国文教授中，不乏坚持文言文者，黄侃即其中之一。有一回他对学生解释文言文的优越时，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回’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这种调侃虽然很刻薄、过瘾，却没有说服力。中国人常以占些“我是你老子”之类的嘴上便宜为乐，堂堂章太炎弟子，不能免俗，要用这种方式来保卫文言文，果然“太差了”，怪不得白话文可以势如破竹。
胡适当时没有回应，事隔多年以后，他也以其人之道，反证白话文比文言文优越。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行政院邀请他去做官，他决定不去，请学生们用文言文代他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最后他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电稿：“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黄、胡二人举的例子，都可以成立，正好说明文言、白话各有长短。有古文基础的人，写起白话文来，往往比没有古文基础的，略高一筹，这也是一个事实。两者本来可以取长补短，更上层楼，但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含义，意识形态上的意义，远远大于语言本身的意义。《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便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
1918至1919年间，真正站出来对新文化作正面反击的，只有以林纾为代表的几位老先生，满嘴之乎者也焉矣哉，他们的反对，无非是写两篇文章，画几幅漫画，丑化一下对手，唱唱反调，《新青年》还巴不得他们唱反调呢，否则太寂寞了。但以文论战，他们远不是新青年们的对手。林纾一介文人，没有权力做靠山，根本不构成什么实质的障碍，所以胡适说他“太差了”。
相反，白话文不仅有一群精力旺盛、锋芒毕露的青年支撑着，很快也得到官方的认可，与由官方主持的国语读音统一运动合流，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胡适曾综述其发展过程：
民国元年，教育部召集了一个读音统一会，讨论读音统一的问题。读音统一会议定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这一副字母，本来不过用来注音，“以代反切之用”的。当初的宗旨，全在统一汉文的读音。并不曾想到白话上去，也不曾有多大的奢望。七年十一月，教育部把这副字母正式颁布了。八年四月，教育部重新颁布注音字母的新次序（吴敬恒定的）。八年九月，《国音字典》出版。这个时候，国语的运动已快成熟了。国语教育的需要已是公认的了；所以当日“代反切之用”的注音字母。到这时候就不知不觉的变成国语运动的一部分了。就变成中华民国的国语字母了。
民国九年十年（1920-1921），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反对的声浪虽然不曾完全消灭，但始终没有一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对论。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北京政府在1920年向各省发布训令，要求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白话文）。已审定的文言教科书，将分期作废，包括国语在内的各科教科书，改用语体文。胡适称“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胡适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刘半农、鲁迅、胡适异口同声，说出了一个事实，当时不仅白话文的推广，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能够流行起来了，而且整个文学革命运动，也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胡适说是因为反对力量太过不堪一击；而鲁迅则说，是因为大家都忙着骂钱玄同去了。
那骂钱玄同的力量又有多大呢？
骂钱玄同，主要是骂他废汉文，不光旧学人士骂，新学人士也骂。想象之中，钱玄同一定遭遇排山倒海的攻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民国初年的世界语争论上，支持的力量，远比反对的力量大得多。
安那其在中国风头正盛，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这些重量级的老牌安那其，到区声白、黄凌霜这些年轻安那其，大江南北，无处不有。安那其是世界语最积极的推动者，不仅创办了《世界语读本》、《国际人民》、《华星》、《人道周报》、《人群》、《社会世界》、《天声》、《绿波》等一系列杂志，还在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开设世界语选修课，连普通校役也组织夜校学习；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又筹建“中国世界语学院”。连新青年同人，也大多支持钱玄同，令胡适虽然心里不赞成以世界语取代汉语，也有点欲言又止，不敢公开反对，而要以中立姿态示人了。
文学革命的几大战役，标点符号的阵地是站稳了，白话诗文也轻易地取胜了，《新青年》从1918年5月的四卷五号开始，改用白话文。但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没有实现，那就是文字的横排。
早在1917年5月，钱玄同就向《新青年》同人提出汉语编辑与印刷的“左行横迤”问题，大家同声附和。钱玄同拜访鲁迅时，兴高采烈地告诉他，《新青年》将要改成横行印刷了。周氏兄弟也很支持。但最终却没有实现，不是因为反对势力太大，而是一旦改为横排，杂志成本将会大大增加，《新青年》负担不起。这个原因，导致有些人退却了。1918年11月26日，钱玄同在致《新青年》同人信中，失望地写道：
上月独秀兄提出《新青年》从六卷起改用横行的话，我极端赞成。今见群益来信，说，“这么一改，印刷工资的加多几及一倍”；照此看来，大约改用横行的办法，一时或未必实行。我个人的意思，总希望慢慢的可以达到改横行的目的。钱玄同《致〈新青年〉同人》。《钱玄同文集》（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梁启超时代，说新文化是弱势，旧文化是强势，还说得过去，到北大的《新青年》时代，早已时移势转，强弱易位矣。
从某种意义上说，夸大《新青年》所受到的围攻，不过是陈独秀的一种策略。“愈受打压就愈受欢迎”的读者心理，古今皆然，为了争取更多的同情，扩大杂志的影响，陈独秀甚至耸人听闻地说：“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其实，那时新旧文化的斗争焦点，是白话文言与非孔尊孔之争，打打笔墨官司而已，何至于“断头流血”呢？
新青年阵营要在大众中塑造一种孤胆英雄的烈士形象，就非要造成十面埋伏，四面围攻的印象不可。没有围攻，甚至不惜自己扮敌人来围攻。实际上，在当时的文化界、思想界，是新文化围攻旧文学，而不是旧文化围攻新文化。至少在北大，新文化对旧文化节节进逼，有如泰山压顶。旧学对新学既无招架之力，只好采取“惹不起还躲得起”的态度。梁漱溟曾描述当时北大的新旧对抗形势：
陈独秀头脑明晰，笔锋锐利，批判旧派观点，如摧枯拉朽。《新青年》杂志诘问旧派：孔子真精神是什么？价值何在？旧派张口结舌。可是许多旧派先生竟不感苦恼，仍埋头于旧学之中，仿佛彼此并不相碍。学生一如教师，也分新旧……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压迫之严重”，一语道尽了旧学人士在北大的处境。那么，来自“政府的压迫”是否存在？这种压迫，在中国是从来都存在的。但这时候来自北洋政府的压迫，并不仅仅针对新学阵营，而是针对整个知识界，整个文化界。中国的统治者一向不喜欢知识分子议政参政，但客观而论，北洋政府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是十分宽松的。一旦出现压迫，文化界的新旧两派，往往也互相支持、声援。曾在北大就读的作家台静农回忆：“中文系新旧对立，只是文言白话之争。如反军阀统治，要求科学与民主，中文系新旧人物，似乎没有什么歧见。”台静农《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台湾，洪范书店，1988年版。
对白话文、世界语的讨论，政府不仅没有加以压迫，相反，还在1920年用一道行政命令，把他们的白话文革命胜利，提前了二十年（胡适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