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为辛亥革命补上理论的一课，那么，它便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为新的政治权威作诠释的使命。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新文化斗士，几乎都是怀着急切的救世之心，对他们来说，民主与科学，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亦难分难解。民主都是科学的，科学的必然是民主的。易言之，西方文化即民主与科学。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统摄于新文化运动之下，但没有提及“民主”，这并不是他无心之失，把两轮车变成了独轮车，在他看来，“新的”就是“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用民主的新精神，去创造“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什么是科学？陈独秀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他们引进西方文化，与其说是为了启蒙人心，解放个性，不如说是为了直接利用来改造社会。
陈独秀就曾幻想，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这样一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最终被升格为“德菩萨”和“赛菩萨”，也就在所难免了。胡适说：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新人物固然不会毁谤科学，旧人物同样也用不着毁谤科学，因为科学一旦升格为菩萨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不科学的东西了，人人都学会说自己是最科学的，你有科学宇宙观，我有科学人生观；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我掌握了“科学的真理”——仿佛还有不科学的真理似的。这世间没有什么不可以冠上科学的桂冕了。
正如民主在中国一旦升格为菩萨，也就成了一个可以把任何东西装进去的大箩筐，孟子的“民贵君轻”是Democracy，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是Democracy，民粹主义也是Democracy，苏俄式的“工人统治”，也是一种新的Democracy。李大钊曾说：“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惟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李大钊的民主观，基本上，来自卢梭式的“人民主权”论。所谓人民主权，乃排斥个人权利，一切恒以“公意”为依归。但公意不是通过一人一票来反映。李大钊说：“多数取决之制，乃今日施行民治之方法，民治之精神，不在是也。盖各个意志之总计，与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全然不同。为此辨者，莫如卢梭。彼以普遍意志，为公我之意志；各个意志之总计，为私我之意志。普遍意志所由发生者，乃因其利益之属于公同普遍，非单由于发表之票数。反之，各个意志之总计，则以私利为的，其实为单独意志之凑合，非为普遍意志之一致。”李大钊《强力与自由政治》。《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公意是一种很抽象笼统的东西，易言之，少数人有可能是公意的代表，而多数人亦有可能只是私意的凑合，不能代表公意。
这是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之前，所提倡的一种民主科学观。
据有心人统计，《新青年》从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6年7月停刊，共出版63册，其中直接谈论科学问题的文章，只有两篇译作，六篇原创；研究民主的文章，只有三篇译作。张涛《〈新青年〉研究》。《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这不是陈独秀、李大钊有口无心，而是在他们的理解中，民主与科学，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前期，认为一切西方文化都是民主与科学的；到后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苏俄革命才是真正的民主与科学。所以胡适批评，陈独秀对“科学”与“民主”的定义，不甚了了。
胡适代表了新青年同人中的另一种观点。胡适奉杜威学说为圭臬，他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
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价值是：承认人人各有价值，人人都可以自由发展。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就是要保障个人的自由，使他不受政治暴力的摧残，不受群众压力的压迫。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不能抹杀少数，不能不尊重少数，更不能压迫少数，毁灭少数。所谓科学的精神，就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到哪儿去，我们就跟到那儿去，决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科学的法则用八个字概括，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这两种民主观、科学观，一接触到中国的实际问题，必然出现分歧，一个要革命，一个要改良；一个要毕其功于一役，一个要点点滴滴的改变。分道扬镳，也就是迟早之事了。
《新青年》的“打孔家店”，在第二、三卷上，打得十分卖力，声势逼人，以后就渐渐转移火力了。傅斯年后来谈到《新青年》的变化：“独秀在《新青年》八卷以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全没有具体化，但《新青年》自第六卷（即1919年初）起渐注重社会问题，到第七卷的下半（即1920年夏）便显然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了。”傅斯年《陈独秀案》。《傅斯年全集》（四），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918年冬，陈独秀决定创办一份“专谈政治”的小报——《每周评论》。这是一张用白话文谈时局政治，兼及思想文艺的四版报纸。在筹备期间，胡适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奔丧去了。这时候，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他们之间，已渐渐貌合神离。
11月27日，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高承元、张申府、周作人，在文科学长办公室，召集《每周评论》创刊会议。大家公推陈独秀为书记及编辑，其他人为撰述。发行所设在骡马市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会馆，编辑所在沙滩北京大学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参加者每人交五元大洋，做开办经费。
12月22日，第一号《每周评论》新鲜出炉。陈独秀亲撰发刊词：“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他慷慨陈词：“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
若干年后，胡适回顾往事时感叹：“《每周评论》12月22日出版，它的发刊词使我们看出那个狂热的乐观时代的大影响。”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期，1935年5月4日。创刊号刊登了陈独秀的发刊词与四则“随感录”、王光祈的社论《国际社会之改造》、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梁启超的《欧战结局之教训》，还有胡适的一首新诗——《奔丧到家》。
《奔丧到家》摆在这里是个“例外”，不仅与“专谈政治”的《每周评论》不和谐，即便在《新青年》上，它所抒发对家庭、对母亲的款款深情，与当时高唱入云的“伦理革命”，也显得格格不入。据说，创刊号的稿件，因为要模糊警察厅的注意，登了许多不痛不痒的文章，高一涵看后失望说，尽是些迂腐的议论！
但胡适这时已无暇在意这些了。这个冬天对他来说，寒彻骨髓，一种灰色的悲哀色调，弥漫天地。在胡适匆匆收拾行装，回乡奔丧前夕，有两位北大学生踏着薄薄的雪尘，找上门来，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我们今天过来，一则送先生起身；二则呢，适之先生向来提倡改良礼俗，现在不幸遭大丧，我们很盼望先生能把旧礼大大的改革一番。”傅斯年也写信给胡适，劝他以理性制服感情，节哀节礼，不殉世俗。
孩子们终于出场了。
胡适对学生表示了感谢，他是信奉实验主义的，改良须一点一滴从自身做起，回家以后，果然，“从发讣闻起一直到受吊、祭礼、出殡、安葬为止，所有虚伪的、说谎的、迷信的、野蛮的、无意识的种种丧礼陋俗，都给革除了”。胡适《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按传统丁母忧要丧服三年，但胡适半年后就把衣袖上的黑纱摘下来了。有人问他行的是什么礼，胡适回答说是《易传》上说的太古时代“丧期无数”的古礼，那些打算以传统礼数责难胡适的人，倒也哑口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