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这是事实。但五四运动同样为国民党准备了干部，这也是事实。不仅如此，五四运动还为学术界准备了一大批学术精英，为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准备了一大批人才，这都是事实。五四运动的意义，是对于整个国家、民族、文化而言的。
全国许多响应北京学生的地区，之前并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出现，甚至连《新青年》和《新潮》也没见过，但抗议示威活动一样搞得有声有色。《新青年》与《新潮》要打孔家店，而青岛问题，恰恰是因为“山东为孔孟圣贤之乡，中华文化的肇始所在”，才激动起全国的民气，酿成一场全民保卫战。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十分有趣的，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血缘谱系的异同。
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中国人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民族主义与排外心理，压抑已久的一次大爆发，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远远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局限。
［瞿秋白说］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瞿秋白《饿乡纪行》。《瞿秋白文粹》，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罗家伦作为“五四”时的学生领袖之一，最直接的组织者与参加者，1920年秋，与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等学生领袖一起出国留学，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归国，投身政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后官至考试院副院长。他认为五四精神，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二是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是民众自决的精神。拒签巴黎和约、罢免曹、陆、章，反而都是次要的。他没有把这次运动称之为“爱国运动”，而是称之为“民众自决运动”。
他首先看重的是“五四”对民间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是思想改造的促进；二是社会组织的增加；三是民众势力的发展。
一、思想改革的促进。新思潮的运动，在中国发生于世界大战终了之时。当时提倡的还不过是少数的人，大多数还是莫明其妙，漠不相关。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了。无论是谁，都觉得从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这种潮流布满于青年界。……譬如五四以前谈文学革命的，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二、三个日报；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四百余种之多。其中内容虽有深浅之不同，要是大家肯出来而且敢出来干，已经是了不得了！又如五四以前，白话文章不过是几个谈学问的写写；五四以后则不但各报纸大概都用白话，即全国教育会在山西开会也通过以国语为小学校的课本，现在已经一律实行采用……
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五四以前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现在居然各县各省的学生都有联合会。……有好几省已经组织成了什么教职员公众。……自从五四以来有工人的地方如上海等处也添了许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气工会联合会。……现在如天津等处的商人有同业公会的组织，而上海等处商人有各马路联合会的组织。……若是大家参看毛泽东君的《全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一定更要明白。
三、民众势力的发展。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民众的势力，不能不说是一天一天的发展。许多的束缚，以前不敢打破的，现在敢打破了；许多的要求，以前不敢提出的，现在敢提出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
罗家伦十分强调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认为“五四”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同时又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势力。但他却否认五四运动与其他政治运动有任何关系：“五四运动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的。当时只是纯粹的青年血气冲动。”后来，学生运动形成了一股势力，各种政治的成分，才纷纷参加进来。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然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曾担任过北大学生会主席、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的朱务善，则认为五四运动是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学生”领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胡适、罗家伦之流，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当然没有领导过五四运动”。朱务善《五四革命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
中共党人、著名史学家邓拓，1950年代为五四运动作的定义是：“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为基础，而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骨干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邓拓《谁领导了五四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4月29日。反映了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后对五四运动评价的主流意见。
把五四运动与苏俄的十月革命联系起来，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观点。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发生半年后，就已经把它与“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了。1919年11月他说：“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他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之一部分也。”李大钊《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
虽则这时在他心目中的“人类解放”，并不一定就是苏俄革命的模式，而是一种比较笼统的“人类自由的精神”和“正义人道”的理想。他在1923年的五四纪念日说，“五四”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的纪念日，也是学生整顿政风的纪念日。他说：“民国到现在十有余年，革命事业还未成功，这些继续革命事业的人，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做这种事业，必须抱定目的和宗旨。以现在学生应该做的事有二种：一、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因为我们光组织民众是不行的，他们是可以破坏我们组织民众的事业。望学生对于以上二事努力去做，则将来自有极大之效果。”李大钊《纪念五月四日》。《晨报》1923年5月4日。整顿者，改良之意；弹劾者，监督之意。
但随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世界革命”的涵义，渐渐成为苏俄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代名词。五四运动也被诠释为中国走上苏俄革命道路的第一炮了。
在服膺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李大钊走在陈独秀的前面；但在实行暴力革命方面，陈独秀则走在李大钊前面。五四运动一年之后，陈独秀在总结五四精神时，曾把五四精神归结为两点：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时报》1920年4月22日。大体上，与带有安那其色彩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相去不远。
但四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不仅与共产国际这一“特殊势力”建立了联系，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也与国民党这一“特殊势力”结成了同盟。陈独秀对五四运动的评价，随之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始把它摆到一个更广阔的舞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去观察。陈独秀在1923年分析说：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给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祺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状态……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
陈独秀强调指出：“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1923年12月20日。
这个“新方向”，就是走俄国人的路！
1970年代，许德珩作为五四运动中的激进学生之一，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文章中，也同样强调五四运动受苏俄革命影响。他说：“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发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孕育起来的。五四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人民革命从此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不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性质从此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