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陈独秀对“好政府主义”，不屑一顾，6月17日，中共在“对时局主张”中，把“好政府主义”，轻蔑地斥之为“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并指这种主张“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胡适看到批评后，在《努力周报》上公开回应说：“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第10期，1922年6月
这两位曾经是文学革命战壕里的亲密战友，虽然还保留着许多美好的回忆与私谊，但在政治上，已是泾渭分明，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了。
刘半农还在国外，他与国内的新青年同人，星离雨散，音问两疏，当然也无从与闻。刘半农因为在北大被人看不起，发愤到法国留学，最终亦学有所成，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获得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他可以自豪地挺起胸脯，衣锦荣归，有足够的资格，与北大的名流教授们比肩而立了。然而，纵观刘半农的一生，真正体现他人生价值的，却不是“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而是出国镀金之前，作为新青年同人，潇洒倜傥，意气风发，“丈八蛇矛笔，横挑马上将”的那些日子。
鲁迅说：“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也没有法子。”再后来，他们在酒席上见面，除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竟也无话可谈了。曾经“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的鲁迅，“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不过，他是不是真的很在乎这段交情，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
鲁迅自1920年8月进了北大，在中文系当讲师，因为他在教育部还有一份正职，所以在北大只能兼职讲师，不能当教授。他常说自己思想太过黑暗，他的武器是匕首和投枪，对敌人冷嘲热讽，揭其肮脏老底，撕其虚伪面具，是他擅长的，所以他的杂文所向无敌，但像《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类正儿八经向政府提点建设性意见的事，他是绝对不做的，避之惟恐不及。
当时鲁迅对“好政府主义”没表态，但八年之后，他在反击梁实秋的批评时，才翻出旧事，狠狠地嘲讽说：“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鲁迅《“好政府主义”》。《鲁迅全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新青年阵营中的另一位健将钱玄同，也没有参与“救火”活动，他依然埋头研究汉文字，与当年一起反传统的盟友们，早已疏远了，但他对于文字革命，却依然十分激进。1921年后，他提出“疑古”主张，与顾颉刚一起发起了古史辨运动，欲“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齐揭破”。他年轻时曾宣称，凡到40岁的人，不死也该“绑赴天桥枪毙”，1925年，38岁的他，在北京的国语大会上，还振臂高呼：“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此时此刻，他真的还相信汉字应该打倒，国粹应该打倒吗？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思想依然年轻？
后人每说及钱玄同，必然要说他当年如何向鲁迅索稿，如何逼鲁迅写小说，仿佛鲁迅这匹千里马，是他这个伯乐发掘出来的。两人关系，亦一度过从甚密，但后来也冷淡了。文人的圈子，从来如此，在这些人之间，本来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正如鲁迅痛恨顾颉刚一样，是什么原因，连顾颉刚自己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人猜测，因为鲁迅不喜欢顾颉刚，而迁怒于和顾氏思想投契的钱玄同。
不管什么原因，最后这两位章太炎的高足，不仅变得形同路人，而且终至反目。钱玄同公开说自己“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而鲁迅也以钱氏主张到40岁就自杀，却不能身体力行，写打油诗挖苦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鲁迅《教授杂咏四首》。《鲁迅全集》（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据说钱氏在北大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话。）令了解他们往日情谊的人，不胜欷歔太息。
从复古派蜕变为革命派的钱玄同，踏入该枪毙的年龄之后，壮心与身退，对当年的激烈言论，似乎已颇生悔意。1927年，他向胡适喟叹：“回思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今后大有‘金人三缄其口’之趋势了。”钱玄同《致胡适》。《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周作人后来亦尝反省：“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周作人《元旦试笔》。《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感慨之深，而至于悲凉。
1924年10月9日，林纾逝世。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逝世。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逝世。
1934年7月14日，刘半农逝世。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逝世。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逝世……
陈独秀、李大钊并肩走上了革命之路。1924年，孙文在苏俄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一大批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共同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1925年3月，孙文病逝。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兵北伐。
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受到严刑拷问，判处绞刑。这位温和的北大图书馆馆长，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4月28日下午1时50分，从容地走上了刑场。呜呼，所谓烈士者，就是像李大钊这样的人，当大黑暗来临之时，黄泉路上，独来独往，天下为重，性命为轻，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国共两党的合作，最终在1927年破裂。国民党在打过长江之后，以“清党”名义，大杀中共党人，直杀得人头滚滚，尸横遍野。陈独秀领导中共的能力与政策，受到党内严厉批评，不得不辞去总书记一职。被誉为“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陈独秀，胸中空有万里丘壑，可惜流年，忧愁风雨，终于又回到了书桌前，埋头写起《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但这时已不是北洋政府的年代了，当这批革命者奋力打倒北洋政府以后，才发觉在新政府的统治下，他们连出版《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这样的书，都成了问题，商务印书馆一看见陈独秀的名字，便缩起脖子，顾左右而言他了。
这颗“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就这么黯然陨落了。陈独秀虽然号称“终生的反对派”，但廉颇老矣，再不能有什么作为，只留下一句“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的哀叹，1942年5月27日，在孤独中郁郁而终。千古英雄之命，其如斯乎！
1950年12月20日，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去世。1962年6月24日，一代自由主义宗师胡适在台湾去世。1969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罗家伦去世。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遥想当年，他们为白话文言而争，为标点符号而争，为横排竖排而争，为戏曲脸谱而争，为世界语而争，为孔家店而争，为民主与科学而争，为自由、平等、博爱而争……到如今，一切都尘归尘，土归土，他们的名字，像星星一样镶嵌在中国文化这片苍茫无垠的天空之上，英灵永在，同放光芒。
古人恒叹物是人非事事休，但历史却不会休。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二千年未有之变局”，新文化运动，是这个大变局中，一个必经的重要阶段。“五四”那一代人所遇到的千山万水，走到今天还没有走完，前面依然有万水千山。中国落后的根源在哪里？传统文化要不要打倒？怎么打倒？要不要全盘西化？怎么西化？五四运动究竟是民主主义的觉醒，还是民族主义的抬头？它是新文化运动结出的硕果，还是腰斩了新文化运动？它使中国的大门对世界更加开放，还是更加关闭？究竟哪一条道路才是最适合中国的道路？
喧嚣的世界，依然日夜喧嚣。
“五四”的传人们，依然在千山万水间，奋力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