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按社会地位分为：士、农、工、商。商人们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较高的社会地位，连他们想炫耀一下自己财富的要求都要加以限制，钱穆说：“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因为从商致富最快，尤其是在明清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商”，成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明清时期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帮的崛起，更为中国的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其中著名的大商帮有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人。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主要靠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连接市场。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是中国16、17世纪现代化的因素之一。对明清时代商帮兴起的社会原因，余英时先生强调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中国的人口从明初到19世纪中叶增加了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并未相应增加，因此考中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第二，明清商人的成功对士人是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而用经济学来解释，就是对“机会成本”的考虑左右了人们的择业行为。
明清时期的商帮中，以晋帮（山西商帮）、徽帮最为著名。他们是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商人集团，积聚了大量的商人资本。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谢肇淛：《五杂俎》），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尤其是晋商，以其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居各帮之首。晋商绵延繁荣达500年之久，商路踪迹遍布全国和近邻俄罗斯、日本、蒙古等国；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晋商大族大部分起家于贫寒：渠家起家于小贩；王家起家于卖豆腐；常家则起家于背着褡裢小买小卖的“行商”。据资料记载，其他的晋商大族也基本如此。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白银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白银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到白银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但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由于晚清金融倒账风波不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彻底衰败。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并非一两个简单的因素促成，其中“学而优则贾”是晋商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决定因素。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当全国各地的聪俊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商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
徽州商帮形成于明代成化、弘治（公元1465年～公元1505年）年间，主要经营盐、粮、茶、布、典当、木材等行业。明代徽商的“足迹遍天下”，但到清代徽商的活动范围有所收缩，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北京等少数大城市。徽商财富在明代已达到白银百万两级，清代出现了白银千万两级的巨商。乾隆末年后，由于两淮盐区的徽商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危机，加之道光中叶清政府实行盐法变革，盐商因丧失垄断专卖权而纷纷破产，盐业作为徽商的龙头行业彻底衰落。晚清茶叶成为徽商的支柱行业，光绪后期由于洋茶冲击和外商压价等原因，徽州茶商很快由盛转衰，它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
徽商“贾而好儒”，商业经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
（1）以诚待人；
（2）以信接物；
（3）以义为利。
徽商的“贾而好儒”又促使自身直接攀援政治势力，与宗族势力结合，把“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作为“亢吾宗”“大吾门”的手段。徽商在经商成功后让子弟习儒就学，捐资广建书院。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举人298名；清代单歙县就有进士296人，状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一些商人在致富后弃贾业儒仕进、捐纳为官。
近代以来，国门大开，随着内地商帮晋商、徽商的衰落，新的商帮如宁波、潮汕商帮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起来。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东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北濒杭州湾。从宁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风力往来南北，是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出发港，在秦代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鸦片战争后，宁波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今天，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分布着73000多名宁波籍商人，加上他们的后裔，有30万之众，其中不乏工商巨头、科技专家、社团领袖和社会名流。孙中山曾赞誉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宁波帮”以上海为基地，开始称雄于中国工商界。当时上海的宁波商人达5万多，涉及外贸、内贸、服务、金融、航运、工矿等领域，其中被称为商界名流的达450余人，占上海商界名人总数的1/4，“宁波帮”长期位居上海商会的领导地位，并成为江浙财团的支柱和核心。他们创造了50个中国第一，特别是在金融、航运、外贸、民族工业等方面，绝对居于“王者”地位。
20世纪中叶，“宁波帮”企业家纷纷转向港台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创业。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特别是港台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成为海外华人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以1967年宁波旅港同乡会成立为标志，众多宁波人开始在香港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并迅速在各个工商领域施展才华，占据“首领”地位。比如厉树雄、陈廷骅、曹光彪等在纺织业，包玉刚、董浩云等在航运业，丘德根、邵逸夫、袁仰安等在影视业，李达三在酒店业，等等。包玉刚、董浩云、邵逸夫等，成为世界级工商巨子。
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代宁波帮尽管有不少在商界卓有建树，但要比肩甚至超过他们的前辈在上海和香港的辉煌业绩，已经不大可能。首先是客观条件变了，现在不太可能出现当年的上海和香港的发展奇迹，其次，新一代宁波帮与前几代相比，在人员素质、价值追求、地域分布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多元化，不再只在工商界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作为一个商人群体，宁波帮的影响力无可争议地正在下降。一位区域经济专家指出，宁波在经济发展上不敢冒险，只是跟风，只做不说，看起来是务实，实际上无助于激发宁波人的创新意识；而没有全民性的至少是商人群体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氛围，对一个区域的发展必将十分不利。他进一步指出，老一代宁波帮最为可贵的地方，就是敢于和勇于冒险，敢于和勇于不断创新。
潮商是潮州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影响遍及全国。大概在明正德年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潮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代开阜以来。广东一直是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潮商正是在与外资的竞争中团结一致谋求发展的。分散各地的潮商，通过极具现代管理机制的潮州会馆团结起来，而在潮商内部建立的信用关系网络又弥补了潮商资金的短缺，使其能够抱成团与对手抗衡，对外来竞争者树起高高的壁垒。潮商之间信用关系发展高峰的标志，是潮汕商界内部出现了独立的金融信用体系——七兑票制度。即在潮商内部中通行潮商银庄发行的一种兑票，每票可兑七钱银。以此票为中心，在潮商中凝结为强大的信用力量，在1924年～1925年间国内金融市场币值波动不止，严重影响商业发展的同时，潮汕商业却得到了相对平稳的发展。
潮商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一直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的原因主要是近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潮汕商人的资源绝大多数来自海外，并主导海外商品在内地的流通，积累自己的财富之后将自己的生活形态放置于海外，并影响当地的商业形态，而这种模式一直贯穿至今。潮汕商帮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发迹于海外，这是一场明显区别于其他商帮发展的商业经历。
晋商与徽商经商的共同特点是注重与官府的关系，依仗特许权从事垄断性经营，成就发财之梦想。而后起之秀的“潮汕商帮”则引进西方工商理念，走上了开拓创新的实业之路，从而迅速崛起并闻名于世。
从本质上讲，徽商和晋商是传统经济的载体，潮汕商帮则是现代经济的萌芽。而这种萌芽暗示出主导此后商帮浮沉的决定性要素——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因而，当潮汕商帮按照外向模式完成产业转型，并自我进行产业调整和完善时，晋商和徽商却因为文化传承的原因沉寂下来。
儒商文化既是个宝贵财富，也是一种负担。孙丽萍认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重新整理、借鉴和有选择地吸纳地域群落形成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在商业经营上的某些理念的厘清和重构，是当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