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初，唐太宗的臣僚阵容相当强大、素质相当好。尤其是以房玄龄为首的宰相班子，由杜如晦、王珪、戴胄、温彦博、魏徵、李靖、李等人组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强大、有力的宰相班子，不断发生重大变化。先是贞观四年，杜如晦英年早逝；贞观七年，戴胄病死，门下侍中王珪也因泄漏禁中语而被左迁为同州刺史，而由魏徵代为侍中。次年，王珪虽又被召拜为礼部尚书，但已失去相位，奉诏修订礼书。李靖于贞观八年七月因病退位，十一月诏准为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散官。次年，又奉诏出击吐谷浑，遭到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的诬告，虽“按验无状”之后制裁了高甑生，但李靖的心中已蒙上了阴影。于是，李靖开始闭门谢客，不与外人往来，当然也就再无武功政绩可言。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病逝，临终之前，她对唐太宗评赞房玄龄说：“玄龄事陛下久，小心缜密，奇谋诡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唐太宗痛失内廷良佐，在陷入不尽思念之时，魏徵又因患了眼病，提出了辞职请求，唐太宗自然不肯答应。在魏徵的再三恳求之下，才解除了魏徵的职事官侍中的职务，授以文散官特进的称号。贞观十年（636），中书令温彦博改任为尚书右仆射，第二年六月便因病去世。这样到贞观十年，原来宰相班子的主要成员，就剩下了房玄龄一人。
贞观十年以后，宰相班子的变化更为激烈：贞观十年，杨师道为侍中；贞观十一年，侯君集参预朝政；贞观十二年，高士廉为尚书右仆射；贞观十三年，侍中杨师道改任中书令；贞观十七年，杨师道罢，高士廉辞位，侯君集被杀；贞观十八年，刘洎为侍中，岑文本、马周并为中书令，褚遂良参预朝政；贞观十九年，侍中刘洎被杀，岑文本死于征伐辽东途中，司徒长孙无忌摄侍中；贞观二十一年，高士廉死；贞观二十二年，马周、房玄龄相继去世。正月，长孙无忌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省事；九月，褚遂良为中书令。
由此可见，在贞观王朝的群僚重臣之中，房玄龄担任首位宰辅的时间最长，他从政的生涯，几乎贯穿于从草创大唐政权到实现“贞观之治”的全过程。而唐太宗对这位开国元勋和朝廷宰辅，也十分敬重与倚恃，所以，房玄龄的意见和态度，乃至他的言行举止，都是很有分量和影响的。
而房玄龄本人的突出优点和长处，正如前已述及，主要是：善建嘉谋，办事认真，勤勤恳恳。加之，他善于识才、荐才、用才，与朝廷重臣之间的感情和交往都比较融洽和谐，所以，不管是年老的开国元勋，还是少壮的后起之秀，同他都相处、相交得不错。
同时，房玄龄虽久居宰辅首位，手中握有重权，但是，他从不权大欺主，也不仗权压人，而是秉权为公，以诚相待。在贞观王朝的初期，乃至后期，人事更迭频繁，冲突接连不断的情况下，他能稳坐阁台，实属不易。这主要是因为，房玄龄为政平和、宽容，处事细精、谨慎，朝中群臣不会、也不敢轻易与他为敌。
还有，房玄龄虽然与杜如晦、王珪等人的关系相当密切，非同一般，但他从不“结党”。凡是朝廷任用的官员，他都一视同仁，从来没有发现他有厚此薄彼的情况，更没有排除异己的表现，所以，他能团结不同出身、不同资历、不同性格、不同水准的各类官员一道从政治国，从而受到群臣的拥戴。
另外，房玄龄虽然从小就胸怀大志，但他并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全心全意、诚心实意地辅佐唐太宗建功守成，并没有过多地妄图从朝廷中获取私利。当然唐太宗对他的各种赏赐和封地待遇，也够多、够高了，他已十分满足，压根儿用不着以权谋私，贪图财帛，故而一生清廉。
再者，房玄龄是一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高手。他很会做人，也很会待人，很明白人生在世的诀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为贵、忍为高的儒学理念，不仅在他思想上根深蒂固，而且在他的行动中，更是随时可见。
房玄龄身为贞观一朝的首辅，忠心辅佐唐太宗处理政务。治理天下，需要他过问和经办的大事小情，确实很多很多。从唐人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一书的若干条记载中，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不仅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天下走向大治的根本问题，而官吏在施政过程中，做到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
有一天，唐太宗与房玄龄君臣之间讨论为政之道时，唐太宗问：“房公，请问你认为为政之道的关键何在？”
房玄龄回答：“政策应该宽松公平，执行则要严格公正。这样，官员们才能竭尽所能，尽职尽责。”
“那么，你身为首辅，当该如何呢？”唐太宗似乎有些明知故问。
“微臣认为，最基本的一条是：把别人的善引，看做是自己的善引。对人不要求全责备，不要以己之长，去衡量他人之短。”房玄龄总结自己从政多年的经验、体会，又一次非常认真地回答说。
当时，房玄龄身为首辅，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权重身贵。但是，由于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对朝廷既定的国策，能够带领他所选拔的贤能埋头苦干，达到预期的满意效果。战争年代，秦王府十年，事无巨细，他都要管，尤其是军事和政治文书，最后都要由他圈定，不少文书他仍要坚持亲自起草，而且条理清晰，因此史传上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这就是说，他有不少军事文书和上奏给唐高祖李渊的表章，是在马背上思考而后即兴完成的，不用草稿就能做到文采优美，且顺理成章。他如此才思敏捷，与他幼时的家教、积淀有关，也是后来十多年的戎马生涯练就的殊能。
为相之后，房玄龄依然保持着这一传统，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因此，史书上称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各个部门），虔恭夙夜，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古人说他在相位时“贞观之盛，群材蚁附”，这自然与他任人唯贤有关。但是，对于一些重要部门的岗位，一时英才难以选定之时，他又坚持参缺毋滥的原则，自己先承担起来。史称，有一个时期，管理财政的度支部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因为这是“关天下利害”、“民力所系”的要害部门，是决然不可轻易交付给“聚敛之臣”手中的。这种“宁受吝权之机，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和风格，可谓用心良苦。
“事无巨细，咸当留意。”房玄龄不仅重视吏治，经常审查司法的得失，而且还要了解、掌握、知悉武库甲仗的数量多少，及时向唐太宗奏报。另外，诸如宫室殿阁的施工、营造等各项细务，他都要记在心上，认真去办。有时，略有小的不察，他都觉得是自己的过失，自责不已。
有一次，房玄龄病得很重，一位朝中的小吏跟人开玩笑说：“宰相小病，大家去探访他，有好处；如果他病得快要死了，这时候再去探访他，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这些话传到了房玄龄的耳朵里，他只是付之一笑。
过了几天，那位小吏跟随众臣来探访他。他见了非常高兴，微笑着对小吏说：“连你都肯来看我，这说明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啊？”
这对于一位权倾朝野的宰相来说，能够对他的下属如此宽容，足见他的豁达大度。
不过，对于房玄龄，这位有唐以来任期最长的权臣良相，千余年来，对其的看法和评价并非完全一致，甚至结论大不相同。这作为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不足为奇。我们认为有些观点，应当加以阐释和澄清。
有人说，房玄龄的某些作为，是过于小心谨慎，缺乏魏徵那种直言进谏的精神，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房玄龄确实很善于观察唐太宗的情绪，很善于揣摩唐太宗的心理，很善于领会唐太宗的意图，也很善于按照唐太宗的指示办事。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他对于唐太宗的态度和做法是：敬畏和顺从，多于触犯和匡正。
对于这一点，唐太宗本人也深有感受。有一次，他就对大臣说：“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余年，每见朕谴责余人，颜色无主。”
在唐太宗召开内阁大臣会议，讨论重大国务事宜之时，房玄龄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轻易袒露个人的看法；但是，最后决议还是要征得他的同意才能去执行，这也是事实。尽管他讲话不多，很少发言，但是他作为贞观王朝内阁核心的地位和作用，是大家公认的，也是不能动摇的。因为他的能力和经验，包括个人的品位和品质，确实得到了唐太宗的高度赞扬和群臣们的广泛推崇。
到了贞观后期，房玄龄在朝中的地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贞观十六年（642）七月，唐太宗任命长孙无忌为司徒，任命他为司空；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徵病故；四月，废皇太子李承乾为庶人，其党羽汉王李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等被杀，降封魏王李泰为东莱郡王；七月，房玄龄罢，十月又起复其位。这是为何？主要是因为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参与了魏王李泰争夺太子储位的阴谋活动，而受到牵连。
尽管如此，唐太宗对房玄龄虽然有过猜疑和不满，但对于他的正确意见，还是认真听取和采纳的。有一件事，就颇能说明这一点。
贞观二十一年四月，唐太宗因患风疾，在终南山翠微宫营造成后，于五月至翠微宫，命百司决事于皇太子李治。当时，房玄龄作为司空，留守京师。
唐太宗在终南山翠微宫授予李纬司农卿、户部尚书之职。正好有从京师到翠微宫来晋见唐太宗的官员，唐太宗借机询问：“玄龄听到李纬官拜尚书，有何表示？”
晋见的官员回答说：“司空大人只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唐太宗急切地问。
“他说，李纬留有一副很好的胡须。”
唐太宗听后无语，只好将李纬改授洛州刺史。
可见，言不在多，而在于正。房玄龄在李纬任职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影响和作用，可谓“一言九鼎”。
贞观十九年（645）春，唐太宗亲自远征高丽，命房玄龄留守京师，委以重任，并对他说：“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忧矣。”当太宗离开京师不久，有人密告房玄龄谋反。太宗接见来人，问明他的意图后，命左右将他腰斩，然后告谕房玄龄，再次重申：“吏有如是者，可专决之。”由此可见太宗对他的信任。
房玄龄因居相位已有十五年，屡次上表欲辞官位，但太宗不允许。贞观十六年，房玄龄晋升司空之位，仍然总理朝政，且监修国史；他又以年老力衰欲告老辞官，太宗派遣特使说：“国家长久以来靠宰相任使，若突然失去良相辅佐。就好像断了双手一样。房公若体力尚未衰退，就不必辞职让位，如果自知体力衰退，则当立即上奏禀报。”房玄龄于是打消了原意。
对于唐太宗对自己的器重，把自己视作“双手”一样的评价，房玄龄心中是非常感激的。但是，他毕竟老了，唐太宗也老了，而且变了，变得与当年那样的不同，那样的令人不安。于是，他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皇上不让自己辞官，他也只能是坚持从政，尽力而为，待日后有机会再说。
贞观后期开国元勋几乎尽失，而新擢的宰相良莠不齐，昔日的唐太宗在逐日蜕变，强大的政权在不断弱化，而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势力却在日趋强化。这些事情，房玄龄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但又无可奈何，这才是他真正忧虑的国家大事，至于他个人，除了教子不够而留下的内疚和缺憾之外，也就没有更多的不满足之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