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累了，特别的累。丹露死了，朵朵走了，孟小霜污蔑我，卫君泽不相信我，小鱼儿、汪军他们以那样的眼光看我。我想喝酒，我想不顾一切地把酒精灌到我的体内，然后化成泪水流出来。我不想再往前走，我不想再去努力什么，我不想再去拼搏奋斗，我只想待在这里，任自己腐烂发霉。我没有力气了，一点力气也没有，我老了，才到北京一年多的时间，我便再也不是初出校门时的那个我了。我不再热血沸腾，我不想再去希望什么美好的生活，我不再相信只要我努力就会成功。我努力过，很认真地努力过，可是，我得到了什么？一种空虚、一种无力将我侵蚀。我失去了所有的力量，甚至失去了说话的力气，我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几个男人一开始还很客气地做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和我聊天，见我不说话只是喝酒，互相交换了个会心的眼神，开始不断地给我倒酒。他们不断地倒，我便不断地喝。
我的意识渐渐模糊，四肢变得无力，整个身体瘫软在座位上。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在移动，轻飘飘地移动，却不是用自己的脚。两个男人，一左一右地架着我，陌生的男人的味道让我觉得很反感很不舒服。我想挣脱他们自己走路，可我的手脚却软绵绵的，根本不受大脑的控制。
“丫头！”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抬起头，我勉勉强强地看清了面前的那张面孔。他站在酒吧门口，面向我，正准备走进来。酒吧的大门在他的身边摇晃倾斜，真是奇怪，门怎么会动呢？我呆呆地想。
老邵好像在和我旁边的男人说着什么，我听不太清了，一个男人问我，大声地问我：“他是不是你叔叔？”
我笑了，大声地笑，他是我“叔叔”！我边笑边用力地点头，向着老邵大声地喊了一声“叔叔”，然后在他脸上现出一种哭笑难辨的怪异表情的时候，猛地扑到他怀里，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一般，死死地抱住了他。
然后，我哭了，我是真的想抱他，我是真的想哭。我想要一个熟悉我的人，一个我觉得安全温暖的怀抱，像是落水的人想要抓住一根稻草。
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车厢的时候，我的耳边依旧响着火车车轮滚动的轰轰声，身体也好似还在随着车厢左右摇摆，心里依旧充塞着难言的兴奋。在火车上的这一天一夜里，我无数次望着窗外，面色安静内心却蓬勃汹涌。窗外不断后退的虽是千篇一律的树木、农田、小镇甚至是杂草从生的荒野，但这些却无一例外地被我想象成我过去二十三年的生活。这一切，随着火车的前行不断地后退、再后退，直到淡出我的视线；而前面，迎接我的将是辉煌、精彩、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全新的生活。我整个晚上几乎都没有合眼，即便是在乘务员拉上窗帘、熄了灯之后，我还是全无睡意地大睁着眼睛。在黑暗中我依旧看得见那些离我远去的昨日、光彩夺目的明天；这些都存在于我的心里；这些，想一想，都足以令我兴奋难眠。
走出站台，我做了个深呼吸，没有嗅到期待中与众不同的“北京市”的味道，但我还是觉得心情激荡，有种冲动，想要对着天空大喊一声：“北京，我来了！”
我忙不及地游目四顾。国内最具知名度的现代化大都市北京市火车站却与其它大型城市没有什么不同，一样地被外乡人占据，一样地脏乱不堪，但在我眼里，这些却并不能影响到它的美丽与吸引。我来过北京几回，对火车站的情形早有心理准备。我见过这里的高楼大厦、现代化的繁华。眼前的情形按我的理解，是北京市对于外乡人故意作出的一种低姿态，就像一个富甲天下的贵族，不肯对着初识的普通人显富，而是以一种平和低调的姿态，来显示他的包容。
几个男人挤到我面前，纷纷问我要到哪儿去，要不要坐车或者住宿。我绷紧了面孔，目光直直地望向前方，坚定地摇头。我可不是第一次来北京的“乡下人”。这里我来过三次，虽然其中有一次与父母来旅游时我才不到十岁，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但另外两次来时我却已经存了毕业后来北京发展的心思，因而留意地暗记着这里的交通路线、住宿之所，有一回回去我甚至自己画了张地图。所以，想把我当成肥羊来狠狠地宰一刀，他们可是打错了算盘。我一只手拉着皮箱，昂首挺胸地向前走，另一只手死死地抱住胸前的小包，这个小包里有父母给我的五千元钱，还有我的大学毕业证书和几次在校时荣获的获奖证书。它们，可是我在北京市安身立命的“本钱”。
在站前我毫不犹豫地站在700路公交车牌下，我清楚地记得几站之后就是“王府井”，那里有一家不错的招待所。上一次，因为设计作品获了全国大奖，导员带着我和另外两名获奖者来参加颁奖典礼就是住在那里的。我是三位获奖者中唯一一个获得正式奖项的，大赛亚军，其他两个得的是入围奖。那一次颁奖典礼的盛大，让我更加坚定了毕业后来北京打拼的信心。这里一定会成就我的理想，不仅因为它有更多的机会予人以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在心里，我隐隐觉得，北京将是我的“福地”，它曾经成就过我二十余年的生命里最盛大的一次辉煌。
700还没到，一辆340路公交车在面前驶过。那是开住莲花街的一趟公交线路，如果按照父母的交待，我应该坐上这辆车，走上父母安排的路。莲花街的一处小巷里，住着我“大伯”一家。大伯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兄，也就是说我大伯的父亲的父亲与我父亲的父亲是兄弟关系。我们应该是远亲了，因而我对他们也说不上亲近。父母打电话跟他们说我要来北京发展，希望能到他们家里“暂住”，大伯爽快地答应了。听父亲说，那是因为当年“文革”的时候，大伯一家因为成分问题遭了难，逃回老家避难，爷爷奶奶对他们很是照顾，他是念着当年的情分。从这一点上看，大伯还是个很念旧的情性中人。可是，我却不想去大伯家“暂住”。
莲花街在位置上处于北京市最中心的繁华地带，标准的老城区，拥挤混乱，成片的破旧的小平房，看上去比年过六十的大伯还要老迈，与这座城市的现代繁华十分不搭调，像是躲在巨人背后萎萎缩缩的小矮子。大伯家的房子不足二十平方，室内的摆设囊括了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光辉历程，从掉漆的樟木箱子到全新的立式饮水机，零零碎碎的小摆件把房间里弄得拥挤不堪，一张双人床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或许我来之后他们会想尽办法移出一片空地，给我架一张行军床，我蜷缩在小床上，更显示出我“寄人篱下”的可悲境遇。不想去大伯家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喜欢他们给我的感觉。上一次与父母一起来北京旅游，他们倒是很热情地招待着，带我们去吃了几次当地有名的餐馆、逛了几处景点，吃的东西很一般，景点里几乎看不到风景、眼睛全被黑漆漆的人群堵死，可大伯大娘却喋喋不休地介绍着，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夸耀。
回到他们的小平房，大娘说这房子是古迹，地皮寸土寸金，开发商几次出了上百万的价钱他们都没搬，现在被政府划成了古迹保护区。说话时带着难掩的骄傲。住在一处比我家卫生间大不了多少的“古迹”里很值得骄傲吗？我在心里暗暗地想：大伯家的小女儿比我大两岁，乘龙快婿是大娘又一个骄傲的资本，本地人，大报记者，年薪以十万计，有车有房。“等瑶瑶来北京以后，我让他姐姐姐夫给她介绍个对象，一定要和他姐夫一样，要有本市户口。”大娘说这话时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件被父母托给她代售的“货物”，而且还是件“残次品”，需要她巧舌如簧地卖力推销。看到那位被作为我“日后选婿”的“终极标准”的姐夫的时候，我有种不如逃到尼姑庵去了此残生的惨烈冲动。他很胖，而且胖得全无质感，整个人松垮得像块放在大太阳底下暴晒马上就要彻底溶化的“大块雪糕”。看着小鸟依人般依在他身旁的小姐姐，我心里升起一阵看惊悚片才有的恐怖之感——小姐姐和我长得很像，只是没有我高，比我娇小玲珑。
我不要去那个只见过几次面的亲戚家当“林黛玉”，我更不需要他们把我推销给一个有本地户口的“雪糕”，我不想听他们居高临下的口气，更重要的是，我不想按照父母的安排生活。从现在起，生活属于我自己，我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描绘我多姿多彩的绚丽人生。我有大学文凭，有寒窗二十载苦读得来的知识；我是学校里最优异的学生，毕业成绩全部是Ａ＋，我的多幅作品悬挂在大学礼堂里，成为我的学弟学妹的榜样；我拥有真才实学而非空范的理论；最最关键的是，我还年轻，我有梦想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难道，这些还不够我闯出一片天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