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泰，“初名德。洪武十七年（1384），举应天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历礼、兵二部主事。雷震谨身殿，太祖祷郊庙，择历官九年无过者陪祀，德与焉，赐名泰。二十八年，以兵部郎中擢左侍郎。太祖尝问边将姓名，泰历数无遗。又问诸图籍，出袖中手册以进，简要详密，大奇之。”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行政秘书人选，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政治才能，是一位对经书学有大成的学者，特别精于礼和兵法。他在洪武帝弥留之际受顾命，以护卫皇太孙和嗣君，被建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黄子澄，“洪武十八年，会试第一。由编修进修撰，伴读东宫，累迁太常寺卿。”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渊博的学者，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并参与国家政事。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如果说齐泰具有行政秘书的才能，那么，黄子澄只能算个大学历史学教授或者社科院的历史学研究者。
方孝孺被召为翰林侍讲，翰林侍讲方孝孺是建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幼时就以聪敏机警著称，后师从当代名儒宋濂，诗文为时人所推崇。据说后来成祖入南京继帝位时，怪僧姚广孝怕成祖方孝孺像杀他，为之求情，说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
这三位儒家学者以各种不同方式影响皇帝。三个人变成了皇帝的心腹，用儒家的修齐治平理论教育他。他们都勇敢、正直，但是，但同时又都是书呆子，对于朝廷问题的分析往往限于纸上谈兵，不切实际。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士为知己者死，中国知识分子最有血气的表现，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建文帝殉难的原因。
建文刚当皇帝，连王位都没坐暖，这二位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主张立刻削藩。更糟糕的选择是，二位居然商量出一个策略，“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以刚猛治国，乱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况严重。他认为：“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
建文帝即位仅一个多月，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自由，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的罪犯比洪武朝减少了三分之二。
建文元年（1399）正月，建文帝令减轻江浙地区的田赋。明初以来，朱元璋憎恨江浙地区的缙绅当年依附张士诚。因此对江浙地区的田赋征缴明显重于其他地方，另外，朱元璋特意规定江浙人不许担任户部的职位，目的在于防止江浙人偏袒家乡。建文帝认为江浙重赋只是用惩一时，不应该形成定制，既然田赋减轻了，浙东人自然也可以担任户部的官职。
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
在削藩问题上，朝臣本来有着不同的意见。以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一些大臣主张采用汉代"推恩"的办法曲线削藩。他们建议建文帝把藩王的权力分封给藩王所有子孙而不仅仅是嫡长子一人，而且要异地分封，这样藩王的权力就会逐渐削弱，不会再威胁到朝廷。卓敬更是建议建文帝立即将燕王迁封到南昌，既维护了亲情，又削弱了他的力量。建文帝认为很好，却没有去实行。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大臣坚决主张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有所不同。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
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可惜的是，建文帝听取了书生黄子澄的意见。建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打草惊蛇，燕王朱棣正发展势力，蓄势待发，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建文帝在位的4年，所积极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深得民心的，那又为何以失败而告终呢？这与他削藩策略失误有直接关系。他一直视燕王朱棣为最大的威胁，然而他并没有果断地直指燕王而是先削了其他五藩，给了朱棣充分的准备时间。当初户部侍郎郭任认为先削五王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主张尽快用兵燕王："天下事，先本后末则易成。今南京朝天宫日储粮粟、备军实，果为何者？而北讨周，南讨湘，削燕之举则经年无期，实为舍本而图其末。用兵贵乎神速，锐气既竭，姑息随之，正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臣恐朝廷将坐而自困耳。"郭任这段话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正确的，但建文帝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其实，朱棣本人也可能知道礼葬的并不是建文帝本人，但这并不影响举行礼葬仪式，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遮蔽天下人耳目，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皇帝的宝座。朱棣是让胡以颁布御制诸书和访寻张邋遢的名义探寻建文帝的下落，前后长达16年之久。这里所说的张邋遢，就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张三丰。他是个奇人，不修边幅，飘忽不定，据说能一日千里。成祖对胡侦缉建文帝的事情非常重视，不允许他为母“丁忧”的请求。永乐二十一年，胡匆忙赶回北京，恰巧成祖北征驻军宣府。胡赶到宣府时成祖已经休息，听说胡回来后马上接见，二人一直谈到四更。《明史》中说：“先未至，传言建文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看来胡是打听到了建文的确切消息，似乎事隔多年建文帝已经没有重夺帝位的想法了，成祖朱棣由此放心，不在究问建文帝踪迹。
据《明史》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在郑和的船队里，还有一部分是锦衣卫，专门负责侦缉，至于是否探知建文帝踪迹，就不得而知了。
建文最喜欢的是黄子澄，尚未登基的时候就和他商量过未来军国大事，但这位老兄又是个什么货色呢？不但对天下大势缺乏必要的了解，制订了过于激进的政策；而且还乱出奇计，放虎归山；更有甚者，还搞欺上瞒下的手段，在李景隆大败之后为了掩饰自己荐人有失，居然密令小李勿要上奏打了败仗的事实。齐泰比黄子澄好些，至少知道当发动的时候应该发动，如果生逢成祖手下的话，他可以凭记性和计划能力当个非常不错的技术型官僚，可惜却不幸站错了队。齐泰的见识比黄子澄高，但是他们意见相左的时候，建文却总是听黄子澄的。例子很多，比方说应该先削燕还是后削燕的问题，比方说应该把燕王儿子扣下来的问题，比方说是不是该让李九江这位赵括式人物带五十万精锐伐燕的问题。至于方孝孺先生，他做学问当贤哲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是治国平天下就差点儿劲了，复古的兴趣上来，居然连井田制都搬了出来。
建文帝即位后，宣布太祖“遗诏”，其中关键内容在最后：“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城）。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此诏用意，一是怕诸王以哭临大行皇帝为名忽然带大兵进京夺位，二是明令各藩王属下官吏直接听命朝廷。诏下，诸王不悦。这些人互相之间秘密通风报信，都私下讲是新上任的兵部尚书齐泰从中阻挠他们这些“孝子”进京哭灵。
当时，本来凤阳还有留守军队数万，但守将认为中都不能轻弃，死心眼固守中都。驸马梅殷在淮安也有数万兵，也因消息隔绝，不知所为。
建文帝到了这个地步，惊惶忧郁，天天徘徊殿庭间。不久，他招方孝孺问计。方孝孺只是一大儒，兵事根本非其所长。他只能在朝班上抓住李景隆，说：“坏陛下事者，此贼也。”请建文帝下令杀掉他。群臣班中共冲出十八人，都咬牙切齿，愤怒之下，争相上去拳打脚踢，差点把李景隆当众打死。
把李景隆暴打一顿，火气稍消，方孝孺出主意说：“城中尚有劲兵二十万，城高池深，粮食充足。应把城外居民尽驱入城，并把城外木材全部抢运入城，使得燕兵无攻城之具，日久就会自行撤离。”
不久，户部侍郎卓敬又上密疏，奏请裁抑宗藩。疏入，不报。建文帝留中不发，实际上是正在认真考虑削藩的步骤。虽然卓敬上的是“密疏”，但诸王耳目众多，消息早已传开，于是燕、周、齐、湘、代、岷诸王频相煽动，流言四起，多闻于朝。事已至此，建文帝就把从前的老师黄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秘密招至内殿，商议削藩大事。齐泰认为燕王拥有重兵，且“素有大志”，应该先拿燕王开刀，削夺他的藩地。黄子澄持相反意见，认为燕王久有异志，一直秣马历兵，很难一下子搞掂，他主张应该宜先取周王，剪去燕王手足，然后再图燕王不迟。
建文对于藩王的基本态度是提防且恐惧，这并非是在登基后才突然产生的，还是皇太孙的时候，他曾经与黄子澄有过著名的东角门对话，允炆说“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建文即位之后，很快就找来了他，“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磕了个头：“不敢忘。”然后转身去找齐泰商量对策，齐泰的想法是先拔掉各位藩王中最有人望能力最强的燕王，但是黄子澄却觉得应该先从软柿子开始捏起。就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局面和历史上可参考的例子而论，两种方法很难说哪个更加优秀。特别是考虑到当时其他藩王的行为和燕王的低调。
朱元璋留给建文的帝国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国家，虽然藩王手中各自拥有一定兵力，但其余的大部分兵权还是归于中央的。如果建文愿意选择怀柔或者干脆雷霆的策略，结果还是很难说的。
建文朝中对于藩王问题有两个基本态度，一个是主张削除，一个是主张亲睦。主张亲睦的人从两个方面考虑问题，一是大家好歹同门，没必要如此对待他们；一是说如果太过高压的话，反而会让不想造反的人逼上梁山。主张削除的人则分为两派，一是怀柔后慢慢削除的曲线派，一是打算雷厉风行的严厉派，齐黄二人都是属于严厉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