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8月29日，《宁波晚报》刊登了宁波人民银行原工会主席胡祖荏，退休20年来一直在寻找他1957年参加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终于在当年7月从中央历史档案馆拿到了这张珍贵照片的新闻。我父亲看到这个新闻后，对我说，他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也希望能够拿到这张照片。于是，我从写这个新闻的记者那里要来了胡祖荏老人的电话，联系上后，去他家拜访了他，听了他讲拿到这张照片的曲折过程，并且在他那里要到了当年拍摄这张照片的照相馆——北京大华照相馆的电话，回到办公室后，立即与对方联系上了。
那天与胡老伯聊得很愉快。临告别时，老人突然想起来，说家里还有3张他当年在北京开会时，与宁波地区的其他几位代表游览北京的一些著名景点时拍摄的合影，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我父亲的形象。我说快让我看看。他从箱子里拿出一本笔记本，翻开来，里面夹着3张名片一样大小的老照片，是七八个人的合影。尽管这些照片拍摄于半个多世纪前的1957年，尽管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的父亲。这些照片真的是太珍贵了，我十分激动，因为我看到了父亲51年前的“光辉形象”。我马上把这些照片送到照相馆去扫描放大，把它作为一份特别的礼物，送到父亲手里。父亲也很高兴。他说他自己还从来没有看见这些照片过呢。
半个月后，北京大华照相馆把这张拍摄于1957年9月2日的合影寄到了我的手中。这张合影宽22厘米，长212厘米，有近2000名代表参加了合影，当时的中央领导悉数在场，确实是一张珍贵的历史老照片。
我在第一时间把照片送到父亲手里，他十分激动，连忙在书房的写字台上展开老照片，戴上老花镜，仔细地寻并欣赏着觅自己在照片中的“光辉形象”。看着父亲的一头银丝，再端详一下父亲的专注神态，我的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当我写下以上文字时，关于父亲的记忆，一一浮上心头——
二
父亲出生于1930年。作为长子的他，10岁起就去地主家里做放牛娃，自己养活自己。1946年，父亲16岁时，他的舅舅荐他去上海五洲化工公司做学徒。五洲化工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化工企业。1949年上海解放时，父亲已经学徒3年满师，成为制皂车间的小师傅了。就在这时候，老家开始土改，要分地到户了。我的一辈子未做过农活的爷爷（新中国成立前他长年在轮船上做水手，足迹踏遍世界各地），担心家里的地没人种，几次三番要求父亲回家来种地。父亲是一万个不愿意。那时，他白天忙工作，晚上上夜校学文化，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完全可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这也是他最想要的生活啊。后来是爷爷亲自去上海把父亲押回了老家，让才20岁的他担当起支撑全家人生计的大任。
1951年底，当时的宁波地区为引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现代化，学习前苏联的经验，开始筹建国营农场，向社会招收职工时，父亲第一个报名。这样，父亲就成了农场的第一代员工。与生俱来的组织能力和不怕吃苦、会动脑筋的素质加上在上海的工作历练，让他很快地就在单位里脱颖而出，成了农场的骨干。当时的农场领导，都是老资格的南下干部，他们都十分器重我父亲，第二年，就让他担任生产大队长，主管整个农场的生产工作。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父亲热血沸腾，报名要求参军赴朝作战。体检合格了，军装也发下来了，要动身前，中央鉴于已与美方签订了临时停战协议，形势相对缓和了一些，于是就命令这一批新兵暂缓启程，在原地待命。这一等，几个月没有动静，最后是不了了之，发下来的军装被收了回去。
没有当成志愿军，父亲为此感到十分遗憾。他后来常常感慨地说，要是当年上了朝鲜战场，要么血洒疆场，要么就可能成了战斗英雄。
三
1953年，鉴于父亲一贯的良好表现，组织上决定把他作为调干生，保送他去当时的浙江农学院深造。考察表都填好了，政审也通过了，就在我父亲陶醉在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的时候，想不到我奶奶却出面来阻止了。因为她听说，父亲将来从学校毕业后，要面临全国分配，很可能会被安排去外地工作。她怕这样一来，以后会看不到自己的儿子了，因此要求组织上别送他去学校读书。我父亲是个孝子，母命难违。我奶奶的这个不可理喻的举动，就这样彻底改变了我父亲的命运，把他一辈子拴在了农场。
1956年，父亲当选为浙江省人大代表，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的荣誉。1957年8月，父亲作为宁波地区的8位代表之一，出席了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接见。于是就有了今天收到的这张有近2000名代表与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的前7年，是父亲一辈子最辉煌的时期，好运连连，荣誉多多。但是，人生从来都是祸福相存相依相互转化的。在他还沉浸在事业的顺利、爱情的甜蜜，而对灾难完全没有一丁点思想准备的时候，命运对他露出了狰狞的一面。
四
1957年底，反“右”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父亲因言获罪。血气方刚的他在宁波地区“四农单位”（农场、农校、农科所、农机所）党委扩大会上，为一个农校老师受不公正批判而仗义执言。结果是，那个老师仍被戴上“右派”帽子，而父亲也戴上了“右倾分子”的帽子，被撤销党内职务，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级的处分，直接从主管业务的副场长降为一个生产队长。
这个打击对父亲是致命的。尽管一年后，组织上撤销了他的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复出后担任了农场副场长兼畜牧分场的场长。但是实际上，这个变故留给他的后果很严重。他的未婚妻、一个美丽的小学老师终于承受不了家庭的压力，离他而去。两年后，父亲娶了东钱湖畔的一个“成分”相对较高的人家的女儿为妻，那就是我的母亲——这是后话。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农单位”很快就成了“重灾区”。因为“四农单位”有大学生、有产业工人、有技术干部，人员构成复杂，而且来自五湖四海，“革命性”和“战斗性”都特别强，特别是农校的大学生成立了造反组织，他们和宁波市区的造反派相互联合，兴风作浪，踢开党委闹革命，今天斗“反动学术权威”，明天打“走资派”，把好端端的一个单位搞得乌烟瘴气。父亲就成了造反派的批斗对象。
1967年5月5日，这一天是立夏，父亲带团去绍兴的东湖农场参观学习，在宁波南站候车时，他的一个老同事突然气喘吁吁地赶来，告诉他单位里的造反派联合市区的“工联总”要来车站揪他回去进行批斗，让他赶快躲避。父亲连忙嘱咐另一位负责人仍按原计划带大家去绍兴，他自己则从火车站趁乱脱逃，从此隐匿人间半年多，连我的母亲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到底是死是活。后来，父亲告诉我，这半年多时间里，他在数十个亲友家里呆过，长则两个月，短则一两天，直到武斗高潮退去，他才“重现人间”。
五
父亲的一生经历跌宕起伏，极具故事性，甚至富有传奇色彩。他的身上有着太多令我着迷、令我感动的东西，让我常常感慨不已。
我总结了一下，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
首先，父亲是个性格豪爽的人，朋友遍地，江湖上声名远扬。父亲有正气、有义气，也有一点匪气。他的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从小到大，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们家里的客人特别多，三教九流的朋友们都愿意跟他交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物资短缺时代，买东西都要凭票，烟酒更是限量供应。那时，我们全家都吃食堂，每每家里来了客人，打老酒就成了一件大事。父亲就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我。其时我才是一个十来岁的孩童，可是早就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学会了向亲友、邻居“征集”这些票证的技巧，能保证来我家的客人都能喝上酒。因为我知道，家里来了客人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说到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我的母亲，她性格开朗，善解人意，为人真诚。父亲的客人到家，她都热情接待，毫无怨言，给足了父亲面子。现在，熟悉我的朋友们也评价我热情开朗，为人和善，这方面确实是缘由我父母亲的言传身教。
父亲的热情好客也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召集相关人员在行政楼开会研究生产工作，会开到一半，行政楼突然被造反派包围，造反派要冲上楼去抓父亲这些“臭老保”，父亲立即组织与会人员自卫，一边用会议桌堵死楼道，抵抗造反派的冲击，一边用热水瓶、玻璃杯、墨水瓶、桌椅板凳作武器，狠狠地反击造反派的进攻。父亲更是身先士卒，一直站在最前面，保护其他的被围人员。据同时被围的父亲的老同事后来跟我说，那天，有两个造反派突破父亲他们的“封锁线”，冲上了行政楼，与我父亲纠缠，双方开展了肉搏战，结果，我父亲一发力，把其中的一个抓住后，举起来，像扔垃圾一样，把他狠狠地摔下了楼道。另一个见状，吓得连滚带爬逃了下去。就这样，行政楼被围困两天两夜，双方僵持不下。这个情况恰好被第三天来我家看望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看到，那个朋友立即回去，通知了我父亲的众多农民朋友，那些朋友们组成一个救援队伍，拿着扁担锄头等农具，浩浩荡荡地冲过来，驱走了这些造反派，把父亲和这些“臭老保”救出来，护送到我父亲在东钱湖山岙的一个朋友家里保护起来。如果没有好人缘的基础，凭父亲敢于如此对抗造反派的这一做法，肯定成了造反派的棍下鬼了。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传奇，但是却真实地发生在我父亲身上。
其次是，我父亲十分的精明能干。这种素质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什么工作都拿得起做得好，而且是样样比人做得好，不得不让人折服。他的眼光很独特还很毒辣，看什么问题都能看到根本。初次跟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一点怕他，怕他的眼光尖锐，怕他的言辞犀利。尤其是父亲有杰出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天生有群众领袖素质。这个素质体现在他的言谈中，他的口才一流，有演说家的天赋。很小的一件事，从他的嘴里讲出来是那么的有趣、生动。他的老同事都知道，常常是父亲只在火柴盒上写几个字，就能上台作两个小时的报告，而且绘声绘色。那些群众熟悉的方言土语，一到他嘴里，特别生动，真正地化腐朽为神奇。生活中有些人能干而不善谈，有些人善言而不能干，而我的父亲是既能干又善谈，这一点，着实令我骄傲。
六
父亲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十分好学。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一生都对自己有要求。退休后，他每天都大量地读书、看报，还做学习笔记，关心天下。这种精神令我感动，也正因为此，他的精神状态一直非常好，思路清晰，思维敏捷。父亲的记忆力超群，几十年前的往事，现在说出来，就像昨天才发生的那样，时间、地点、当事人、事情经过，一点都不会记错。前些年，他的一个老领导要写回忆录，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记不清楚了，专门把父亲请到他家，请我父亲帮助他回忆回忆，父亲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后来对照史料一查，没有一点误差。
而最让我敬重的还是父亲的心胸豁达。父亲这辈子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挫折，但他从来没有对生活失去过信心。他为人真诚，乐于助人，坚持正义，宁可自己吃亏，也要保护别人，具备了一个男人的完美品质。记得“文革”结束后，清理“三种人”时，当年那些要斗他打他的造反派，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请求他的宽恕。我父亲一点不记他们的仇，还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面临的困难。他重感情、讲义气、有担当，坚持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因此他的群众威信高。大家有事都会找他，请他帮忙，求他出头，他总能仗义执言，为大家争取正当利益。
父亲关心时事政治，关心社会发展，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抨击社会丑恶，依然肝火旺盛。尤其是父亲对人对事始终保持自己的看法，不唯上，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
当然，毋庸讳言，父亲身上也有缺点。他的同事都认为他比较主观，甚至是有一点霸道的。工作上，他自己拿定的主意，不会因为别人的意见而改变，也就是说，他往往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喜欢我行我素，这个缺点贯穿了他的一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听到他的老同事还是老朋友评论他，总是在褒扬他的同时，最后会提一下，他什么都好，就是太主观了。而且父亲还是一个话题控。如果跟他在一起聊天，那你基本上只有听他滔滔不绝的份，旁人很难插上话。而在我的眼里，父亲还有一个很大的毛病，那就是急性子。从正面看，可以说他的执行能力很强，无论做什么事情，现在能做的，不会说等一等再做；今天能够做的，绝不会拖到明天做。这往往会让他的同事疲于奔命。而且父亲肝火旺盛，脾气火爆。从小到大，我经常看到他发起火来呈雷霆万钧之势。记得我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不知道做错了什么惹他发怒了，一个巴掌甩过来，我从屋内直接就跌到了屋外。以至于当我写这段文字时，右手会不由自主地去摸自己的右脸，那个巴掌的痛楚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七
父亲也抽烟，他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握拳，右手抱着左手，食指勾着香烟，烟雾在他的眉前轻绕，他微闭着眼睛，双眉轻聚，作沉思状，在我的眼中，这个时候的父亲，最帅了。
父亲的形象也很酷，年轻时浓眉大眼，血气方刚，声如洪钟，特别有型。岁月不饶人，父亲老了，80多岁了，满头银丝，牙齿开始脱落。但他的身体尚好，腰板仍然笔挺，两眼依旧炯炯有神，思路仍然相当清晰，一点没有老人常有的那种“背”态。只是他现在显得孤独，他的那些老朋友纷纷凋零。他不打麻将不玩扑克，周边的那些老人大多与他说不上话。所以我每周五中午去看他，陪他喝一点酒，做他的听众，听他说两个小时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我就用这样的方法尽孝。
今天中午，我又去看望父亲了。下午我要告别出来的时候，他让我买好明天去杭州的火车票，说要去杭州看望近九十岁的老领导（一位三五支队老领导）。我知道，他的老领导想他了，而他也又要与老领导一起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了。
2008.11.29
说起阿三的变化，村里人一致的评价是，阿三娶到了一个好老婆。这真的是又印证了那一句名言：女人是男人最好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