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战国后期一个诸侯王国发展起来的统一大国，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统一王朝（前221～前207）。秦始皇继历代秦王蚕食诸侯之后，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事业，实现了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他所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及所采取的旨在巩固统一的某些措施，为后世帝王所取法。秦朝急政暴虐，导致速亡。末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武装反对黑暗统治的传统，影响至为深远。由于过去的割据局面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反秦过程中重新出现了分裂的倾向。在接踵而来的争夺统治权的楚汉之战（前207～前202）中，汉胜楚败，使分裂形势受到控制，统一国家得以恢复。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前246～前210年在位）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了一个以咸阳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疆域，东至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秦王政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宣布自己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皇帝，即始皇帝，后世子孙代代相承，递称二世、三世皇帝。他认为帝王死后以其行为为谥的制度，是“子议父，臣议君”，有损于帝王的尊严，所以宣布取消。他规定皇帝自称曰“朕”，并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这些都是为了显示皇帝的无上权威，表示秦的统治将万世一系，长治久安。
周代以来封国建藩的制度，与专制皇权和统一国家是不相容的，所以必须加以改变。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丞相王绾请封诸皇子为燕、齐、楚王，得到群臣的赞同。廷尉李斯力排众议，主张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度。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余郡。这些郡完全由中央和皇帝控制，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中央集权的制度从此确立。始皇二十八年的峄山刻石辞说：“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乃今皇家，壹家天下，兵不复起”。这说明秦始皇认为废分封行郡县是消除各地兵争所必须的。
秦始皇以战国时期秦国官制为基础，把官制加以调整和扩充，建成一套适应统一国家需要的新的政府机构。在这个机构中，中央设丞相、大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图籍秘书，监察百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大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皇帝作裁决。
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设守、尉、监（监御史）。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辅佐郡守，并典兵事。郡监司监察。县，万户以上者设令，万户以下者设长。县令、长领有丞、尉及其他属员。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县以下有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徼掌治安。乡下有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有里典，后代称里正、里魁，以“豪帅”即强有力者为之。此外还有司治安、禁盗贼的专门机构，叫做亭，亭有长。两亭之间，相距大约十里。
早在秦献公十年（前375），秦国就建立了以“告奸”为目的的“户籍相伍”制度。后来商鞅规定，不论男女，出生后都要列名户籍，死后除名还“令民为什伍”，有罪连坐。秦律载明迁徙者当谒吏转移户籍，叫做“更籍”。秦王政统治时期，户籍制度趋于完备。秦王政十六年（前231）令男子申报年龄，叫做“书年”。据云梦秦简推定，秦制男年十五（另一推算是十七）载明户籍，以给公家徭役，叫做“傅籍”。书年、傅籍，是国家征发力役的依据。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即令百姓自己申报土地。土地载于户籍，使国家征发租税有了主要依据。户籍中有年纪、土地等项内容，户籍制度也就远远超过“告奸”的需要，成为国家统治人民的一项根本制度。秦置二十级爵，以赏军功。国家按人们的爵级赐给田宅，高爵者还可以得到食邑和其他特权（见爵制）。爵级载在户籍，所以户籍也是人们身份的凭证。
统治一个大国，需要全国一致而又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出土的云梦秦简提供了自秦孝公至秦始皇时期陆续修成的秦律的部分内容，其中有刑律的律文和解释，有名目繁多的其他律文，还有案例和关于治狱的法律文书。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以秦律为基础，参照六国律，制定了全境通行的法律。秦律经过汉朝的损益，成为唐以前历代法律的蓝本。
维持一个大国的统一，还需要强大的军队。秦军以灭六国的余威，驻守全国，南北边塞，是屯兵的重点地区。秦制以铜虎符发兵，虎符剖半，右半由皇帝掌握，左半在领兵者之手，左右合符，才能调动军队。这是保证兵权在皇帝手中的重要制度。秦军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巨大的震慑力量。近年发掘的秦始皇陵侧的兵马俑坑，估计其中两坑有武士俑七千件，战车百乘，战骑百匹。武士俑同真人一样高大，所持武器都是实物而非明器。这种车、步、骑兵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其规模之大，军容之盛，是秦军强大的表征。
秦始皇不但建立了一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和制度，而且还采用了战国时期阴阳家的终始五德说，以辩护秦朝的法统。终始五德说认为，各个相袭的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顺序进行统治，周而复始。秦得水德，水德尚黑，所以秦的礼服旌旗等都用黑色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所以符传长度、法冠高度各为六寸，车轨宽六尺水德主刑杀，所以政治统治力求严酷，不讲究“仁恩和义”与水德相应，历法以亥月即十月为岁首，等等。秦始皇还确定了一套与皇帝地位相适应的复杂的祭典以及封禅大典，择时进行活动。秦始皇在咸阳附近仿照关东诸国宫殿式样营建了许多宫殿，并于渭水之南修造富丽宏伟的阿房宫。咸阳宫殿布局取法于天上的紫微宫，俨然是人间上帝的居处，天下一统的象征。秦始皇还在骊山预建陵寝，墓室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他采取这些措施，和他采用皇帝的名号一样，是要表示他在人间的权力与上帝在天上的权力相当，从而向臣民灌输皇权神秘的观念。皇权神秘观念，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想基础。
皇权的加强和神化，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体现专制皇权的官僚机构和各种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完备和统一，皇帝对军队控制的加强等等，这些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内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维持封建统一所不可少的条件。但是这种政治制度对百姓的束缚极大而且它对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可以转变为阻滞作用，这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为显著。
防止封建割据的措施
长期分裂局面造成的影响，使秦始皇非常关心六国旧地的动静，担心六国旧贵族图谋复辟。为了防止割据的再现，秦始皇把六国富豪和强宗十二万户迁到咸阳，另一部分迁到巴蜀、南阳、三川和赵地，使他们脱离乡土，以便监视。他把缴获的和没收的武器加以销毁，在咸阳铸成十二个各重千石的钟罅铜人。又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尽可能消灭封建贵族依以割据的手段。为了控制广阔的国土，特别是六国旧境，秦始皇还修建由首都咸阳通到全国各地的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他自己多次顺着驰道巡游郡县，在很多地方刻石纪功，以示威强。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务，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又修筑由咸阳经过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在西南地区，还修筑了今四川宜宾以南至云南昭通的五尺道，于近旁设官进行统治。
秦始皇对分裂割据的思想和政治倾向，也进行了斗争。当时的一些儒生、游士，希望复辟贵族割据局面，他们“人则心非，出则巷议”，引证《诗》《书》、百家语，以古非今。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请求焚毁《诗》《书》，消灭私学。他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始皇封禅处天尽头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就发生了焚书事件。第二年，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有诽谤之言，又相邀逃亡，秦始皇派御史侦察咸阳的儒生方士，把其中被认为犯禁者四百六十多人坑死。在早期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秦始皇用焚书坑儒手段来打击贵族政治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焚书坑儒摧残文化，是极其野蛮残暴的事，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秦始皇的事业，是在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的条件下，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完成的，这使秦的统治具有急政暴虐的特征。
在秦统一以后的十几年中，秦始皇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战争，完成了巨大的国防建设和土木建筑。秦始皇大大增加了对人民的征敛。据估计，当时全国的人口约为一千多万，而当兵服役的人超过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当兵服役的人脱离子农业生产，靠农民养活，这就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以供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以供衣服的严重局面，大大动摇了秦的统治基础。为了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秦朝又推行严刑峻法以镇压人民，并且把数十万人民变为封建国家的囚徒。
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地主阶级凭借这个命令，不仅得以合法占有土地，而且可以用各种手段兼并农民的土地。土地被兼并的农民，不得不以“见税什五”的苛刻条件耕种豪民之田。农民生活悲惨，穿牛马之衣，吃犬彘之食，往往在暴吏酷刑的逼迫下逃亡山林，举行暴动。
这种种情况说明，急政暴虐激化了社会矛盾，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的同时，也造成了秦王朝倾覆的条件。所以西汉时的贾谊谈到秦代“群盗满山”的情况时说：秦始皇在世时，他的统治已经在崩溃，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
公元前210年秦二世胡亥即位。他进一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以“税民深者为明吏”，以“杀人众者为忠臣”。他令农民增交菽粟刍藁，自备粮食，转输至咸阳，供官吏、军队以至于狗马禽兽的需要。他继续修建阿房宫，继续发民远戍。徭役征发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困苦达于极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在农民酝酿反秦的时候，潜伏着的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也在俟机进行分裂活动。始皇三十六年（前211），东郡出现“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辞，就是这种分裂活动的征兆。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
二世元年（前209）七月，一队开赴渔阳（今北京密云）的闾左戍卒九百人，遇雨停留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境），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秦法“失期当斩”，戍卒们面临着死刑的威胁。于是，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在大泽乡举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旗帜。
陈胜，即陈涉，阳城（今地有异说，在河南境内）人，雇农出身，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农民。他们都是戍卒的屯长。为了发动起义，他们在帛上书写“陈胜王”三字，置鱼腹中，戍卒买鱼得书，传为怪异。吴广又于夜晚在驻地旁丛祠中燃篝火，作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呼声。接着，陈胜、吴广率领戍卒，杀押送他们的秦尉，用已被赐死的秦公子扶苏和已故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农民反秦。附近农民斩木揭竿纷纷参加起义。起义军分兵东进，主力则向西进攻，连下今豫东、皖北的侄、酆、苦、柘、谯（分别在今安徽宿县，河南永城、鹿邑、柘城，安徽亳县境）诸县。当他们推进到陈（今河南淮阳）的时候，已是一支数万人的声势浩大的队伍了。
在起义军的影响下，许多郡县的农民杀掉守令，响应陈胜特别是在旧楚国境中，数千人为聚者到处可见。一些潜藏民间的六国旧贵族、游士、儒生，也都乘机来归，凭借旧日的地位，在农民军中发挥影响。游士张耳、陈余甚至劝陈胜派人“立六国后”，被陈胜断然拒绝。陈胜自立为“张楚王”，分兵三路攻秦：吴广为“假王”西击荥阳武臣北进赵地魏人周市攻魏地。吴广军在荥阳被阻，陈胜加派周文西击秦。
周文军很快发展到车千乘，卒数十万人，进抵关中的戏（今陕西临潼境），逼近咸阳。秦二世慌忙发修骊山陵墓的刑徒为兵，以少府章邯率兵应战，打败周文军。
武臣占领了旧赵都城邯郸后，在张耳、陈余怂恿下自立为赵王，陈胜勉强予以承认。武臣抗命不救周文，却派韩广略取燕地。韩广在燕地贵族的怂恿下，也自立为燕王。
周市进到旧魏南部和旧齐境内。旧齐贵族田儋自立为齐王，反击周市。周市在魏地立旧魏贵族魏咎为魏王，自为魏丞相，并派人到陈胜那里迎接魏咎。
旧贵族的势力很活跃，涣散了农民起义队伍。陈胜缺乏经验，决心不够，眼看着分裂局面的形成。陈胜周围也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
秦将章邯军连败周文，周文自杀。章邯又东逼荥阳，吴广部将田臧杀吴广，迎击章邯，一战败死。章邯进到陈，陈胜败退到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叛徒庄贾杀死，陈县失守。陈胜部将吕臣率领一支“苍头军”英勇接战，收复陈县，处决了庄贾。陈胜作为反秦的先驱者，领导起义只有半年就失败了，但是反秦的浪潮却被他激起，继续不断地冲击秦的统治。
汉
汉（前202～220）是继秦朝而出现的统一王朝，包括西汉和东汉（也称前汉和后汉），分别建都于长安和洛（雒）阳。在两汉之际，还有王莽、刘玄两个短暂的统治时期。它们的年代分别如下：
西汉：前202～公元8年，
王莽：公元8～23年在位，
刘玄：公元23～25年在位，
东汉：公元25～220年。
西汉王朝的建立与发展
汉高祖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各种制度基本上沿袭秦朝而有所增益，但在施政方面则以秦朝速亡为鉴，力求在稳定中求发展。文景之治以后出现的汉武帝刘彻，以其雄才大略巩固并发展了秦始皇创立的统一事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他统治的半个世纪，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武帝以后，西汉经济继续有所上升，但国力逐渐衰落，社会矛盾激化。王莽代汉未能缓和矛盾，终于爆发赤眉、绿林起义。
汉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以篡夺而亡，企图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剥夺相权。但是世袭的皇位制度不能保证每代皇帝都有能力实现皇权。封建田庄经济的发展，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滋长着分裂因素。外戚、宦官贪立并挟持幼帝，迭相执政，使皇权旁落，矛盾重重，统治日趋腐朽。遍及许多州郡的黄巾起义瓦解了东汉王朝。公元189年东汉政权被权臣逼迫，迁离洛阳，从此至公元220年，东汉正朔虽存，但历史已进入三国时期。
阶级矛盾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汉武帝末年的农民暴动西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同时是愈来愈严重的土地兼并过程，也是农民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过程。还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隐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贾谊为此警告文帝说：“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贾谊笔下的“盗贼”，指的就是行将出现的农民暴动。
汉武帝统治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颇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则农民可以自给另一方面，豪强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乡曲的现象，比以前更为严重。官僚地主无不追逐田宅、产业和牛羊、奴婢，交相压榨农民。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积蓄，加重了农民的困苦。贫困破产的农民，多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客、佣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农民卖妻鬻子，屡见不鲜。针对这种情形，董仲舒曾建议“限民名田”，“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和“薄赋敛，省徭役”。他认为，如果富者足以表现尊贵而不至于骄奢，贫者足以维持生活而不至于忧苦，那么，财富不匮，上下相安，维持统治就容易了。显然，董仲舒的思想和建议，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不符合其眼前利益，所以无法实行。从此以后，农民的困苦更是有加无减。
武帝前期，东郡（治今河南濮阳）一带有农民暴动发生。以后流民愈来愈多。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口，无户籍者四十万口，天汉二年（前99）以后，南阳、楚、齐、燕、赵之间，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在关中，也有所谓“暴徒”阻险。起义农民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武库兵器，释放死罪囚徒，诛杀郡守、都尉。至于数百为群的农民，在乡里抢夺地主的粮食财物，更是不可胜数。汉武帝派“直指绣衣使者”分区镇压，大肆屠杀，但是农民军散而复聚，据险反抗，不屈不挠。汉武帝又作《沉命法》，并规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罪至于死。
在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兴起的时候，汉武帝刘彻认识到要稳定统治，光靠镇压是不行的，还要在施政上有所转变，使农民得以喘息。他寄希望于“仁恕温谨”的“守文之主”卫太子（即以后所称的戾太子）。他曾对卫太子之舅、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但是此时汉武帝还没有实现这一转变的决心。在他迟疑不决的时候，征和二年（前91）直指绣衣使者江充以穷治宫中巫蛊的名义逼迫卫太子，激起卫太子在长安的兵变。结果，江充被杀，卫太子也兵败自缢而死。经过这一段曲折过程以后，武帝追悔往事，决心“与民休息”。他在征和四年断然罢逐为他求仙药而伤民糜费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停止向西修筑亭障，并且下诏自责，申明此后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只求不乏武备而已。同时，他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以示鼓励农业生产。这样，农民暴动暂时平息了。进作用。但是他们关于盐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多未被西汉政府采纳。始元六年七月，诏罢郡国榷酤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等政策，仍遵武帝之旧。
汉宣帝刘询是戾太子之孙，起自民间。他即位后慎择刺史守相，平理刑狱，并继承昭帝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降低盐价。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使阶级矛盾继续得到缓和，农业生产开始上升。由于连年丰稔，谷价下降到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过去，每年需要从关东漕运粮食六百万斛，以供京师所需，宣武五凤年间（前57～前54）大司农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各郡籴粟运京，关东漕卒因此罢省半数以上。这是三辅、河东等地农业有了发展的具体说明。沿边许多地方这时都设立了常平仓，谷贱则籴，谷贵则粜，以调济边地的需要。更值得注意的是，沿边的西河郡（今内蒙古东胜附近）以西共十一郡以及二农都尉，都因长期的屯田积蓄，到了元帝初年，有了可供大司农调拨的钱谷。
此时官府手工业继续得到发展。齐三服官，蜀、广汉以及其他各郡工官，东西织室，生产规模都很庞大。铜器及铁器制造等手工业呈现繁荣景象。所以班固称赞宣帝时技巧工匠器械，元、成间很难赶上。
汉宣帝被封建时期的历史家称为“中兴之主”，刘向赞扬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当时西汉统治集团积弊已深，豪强的发展和农民的流亡，都已难于遏止，所以阶级斗争的形势外弛内张，实际上比文帝时要严重得多。胶东、渤海等地，农民进行暴动，早已发展到攻打官府、抢夺囚徒、搜索朝市、劫掠列侯的程度，连宣帝自己也承认当时民多贫困，“盗贼”不止。
西汉末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元帝时，西汉社会险象丛生。农民由于受乡部胥吏无端勒索，尽管由政府赐给土地，也不得不贱卖从商，实在穷困已极，就只有起为“盗贼”。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消除他们对西汉王朝的“动摇之心”，甚至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也放弃了。儒生京房曾问元帝当今是不是治世，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极乱耳，尚何道！”
成帝时，西汉王朝走上了崩溃的道路。成帝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见于记载。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西汉政权，帝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兄弟四人和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前后共达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许多刺史郡守，都出于王氏门下。外戚贪贿掠夺最为惊人。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占垦草田至几百顷之多，连贫民开辟的熟田也在占夺之列。王立把这些土地高价卖给国家，得到的报偿超过时价一万万钱。外戚在元帝时势力还不很大，资产千万者不多他们后来家财成亿，膏田满野，宅第拟于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内暴敛的结果。其他的官僚也依恃权势，大占良田，丞相张禹买田至四百顷，都有泾渭渠道灌溉，地价极贵。土地以外，他们的其他财物也极多。哀帝宠臣董贤得赐田两千余顷，贤死后家财被斥卖，得钱竟达四十三万万之巨。
商人的势力，这时又大为抬头。长安、洛阳等地多有资财数千万的大商人。成都大商人罗裒垄断巴蜀盐井之利，还厚赂外戚王根、幸臣淳于长，依仗他们的势力，在各郡国大放高利贷，没有人敢于拖欠。
成帝即位不久，今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和铁官徒的暴动。建始四年（前29），有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侯毋辟领导的暴动。阳朔三年（前22），有颍川（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屠圣等的暴动。鸿嘉三年（前18），有自称“山君”的广汉（今四川金堂）郑躬所领导的暴动。永始三年（前14），有尉氏（今河南尉氏）儒生樊并等和山阳（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的暴动，苏令暴动经历十九郡国，诛杀长吏，夺取库兵，声势最为浩大。
哀帝时，西汉王朝的危机更加严重。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个办法，规定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三十顷为限占奴婢则诸王最多不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以下至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吏。这个办法受到当权的外戚官僚们的反对，被搁置起来了。
农民处境如当时的鲍宣所说，“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哀帝采纳阴阳灾异论者的主张，企图用“再受命”的办法来解脱西汉统治的危机。他自己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将”。这充分暴露了西汉统治者空虚绝望的心情。
王莽代汉和改制
在农民战争迫在眉睫，西汉王朝摇摇欲坠，“再受命”说风靡一时的时候，王莽继诸叔之后出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当丁、傅等外戚和其他达官贵人激烈反对限田之议时，太皇太后王氏（即原来的元帝王皇后）表示，愿意把王氏家族除冢茔以外的田地全部分给贫民。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屡次损钱献地，收揽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异己，穷治与平帝外家卫氏有关的吕宽之狱，连引不附王氏的郡国豪杰，死者以百数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树立党羽，笼络儒生，让他们支持自己夺取政权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上书颂扬王莽功德者，以及献祥瑞、呈符命者，络绎于途。这些人都力图证明汉祚已尽，王莽当为天子。
平帝死，孺子婴立，王莽继续辅政，称摄皇帝。汉宗室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相继起兵反对王莽，关中二十三县民十余万群起响应，一度震动长安，但都被压平了。居摄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曰新。为了解决西汉遗留的社会矛盾，王莽陆续颁布法令，附会《周礼》，托古改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王莽下诏，历数西汉社会兼并之弊，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诏令说到权势之家占田无数，而贫弱之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又置奴婢市场，把奴婢同牛马关在一起，专断奴婢性命。针对这种情况，调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表示违抗者，流放四裔。
王莽颁布这个诏令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改变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和奴婢的社会地位，而是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以图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在此以后，地主官僚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此获罪的不可胜数，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这个诏令。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改变这个诏令，宣布王田皆得买卖犯买卖奴婢罪者也不处治。这样，王莽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不过王莽所定王田、私属之制和山泽六筅之禁，名义上还存在，直到地皇三年（公元22），即王莽政权彻底崩溃前夕，才正式宣告废止。
始建国二年，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筅，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且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利益。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每季的中月，司市师评定本地物价，叫做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师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丝棉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师按本价收买。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钱府借贷，不取利息欲经营生计而缺乏本钱的，也可低利借贷。
六蔆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向在名山大泽中采取众物的人课税。六蔆中除五均赊贷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以外，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王莽用来推行五均六蔆的多是一些大商贾，这也同武帝以贾人为盐铁官一样。但是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能够基本上控制为国家服务的商人而王莽则没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凭借，所以对这些人也无能为力。这些人乘传巡行，与郡县通同作弊，盘剥人民，损公肥私。所以王莽实行五均六蔆，同武帝实行同类措施相比，其结果也就各异了。
居摄二年，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规定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钱一值五十，与原有的五铢钱共为四品，同时流通。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铢钱，另作小钱，与大钱一值五十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铜炭，以防盗铸。始建国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都私用五铢钱，王莽又加严禁，人民反抗不已。王莽迫于民愤，暂废龟、贝等物，只行大、小钱，同时加重盗铸的禁令，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地皇元午，王莽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
王莽像货币不合理的变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他滥行五家连坐的盗铸法，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铁索系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达钟官以后，还要易其夫妇，以至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这项法令增加了汉末以来奴隶问题的严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愤恨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张。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大大加以改变。他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官吏俸禄无着，就想方设法扰民。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乱愈来愈大。他为了挽回威信，拯救危亡，一面继续玩弄符命的把戏，一面发动对匈奴和对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不义战争。沉重的赋役征发，战争的骚扰，残酷的刑法，使农民完全丧失了生路。据官吏报告，人民苦于法禁烦苛，手足无措尽力耕耘，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受邻伍铸钱挟铜的株连。奸吏烦扰人民，人民无路可走，不得不起为“盗贼”。严重的天灾也不断袭击农村，米价高达五千钱、万钱一石，甚至黄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这种情况更促使农民暴动风起云涌。西汉宗室旧臣反对王莽的斗争也不断发生，而且逐渐与农民的斗争发生联系。在西汉统治的穷途末路中登上历史舞台的王莽，不能解脱社会危机。更始元年（23），王莽政权终于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彻底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