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告诉你们的斯巴达人，凡要经过这里，必须遵从我们的法律。
摘自（古希腊）西蒙尼德斯《警言》
如果雅典人因逼临到头上的危险而惊惶万状，从而离弃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他们虽不离开，却留在那里向克谢尔克谢斯投降的话，那末就没有任何人想在海上和国王对抗了。因此，如果没有人在海上和他对抗的话，我以为在陆上就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伯罗奔尼撒人在地峡上修筑了不是一层，而是好几层城壁做为他们的屏障，抗凯戴孟人的同盟者还是会离开他们，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他们的同盟者离开他们不是自愿如此，而是不得已的，因为这些同盟者的城市一座座地给异邦人的水师攻陷了。既然这样地被孤立起来，他们就势必得对敌人大战一场并光荣地战死。这便是他们会遭到的命运，否则在他们看到希腊的其他部分都站到敌人一面去的时候，他们也就会和克谢尔克谢斯缔结城下之盟了。上述两种情况不管是那一种发生，希腊都是会给波斯人征服的。因为，当国王制霸海上之际，我看不出在地峡上所筑城壁会带来什么好处。但实际上，如果说雅典人乃是希腊的救主的话，这便是十分中肯的说法了。雅典人站到哪一方面，看来优势就会转到哪一方面。雅典人既然认为希腊应当继续保有它的自由，他们便激励剩下的没有向波斯人屈服的那一部分希腊人，而且正是他们这些人，继诸神之后，击退了国王。来自戴尔波伊并使他们感到很大恐怖的可怕的神托也没有打动他们离开希腊，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国土上面，鼓起勇气来等候侵略他们国土的人们。
摘自（古罗马）希罗多德《历史》Ⅶ，139
萨珊德拉特洛伊人有最可爱的荣誉，他们为祖国而献身。
摘自（古希腊）欧里庇得《特洛亚妇女》386
毫无疑问，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有缺点的，但是我们应当记着的，首先是他们抵抗敌人、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他们的优点抵消了他们的缺点，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多于他们在私人生活中所作的祸害。
摘自（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42
伯里克利你们应当维持雅典帝国的庄严。这是你们都可以引以自豪的。你们如果不同时负担起帝国的责任来，你们就不能再享受这种特权了。
摘自（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63
亚西比得虽然过去我有热爱祖国的美名，而现在我尽力帮助它的死敌进攻它，我也请求你们中间不要有人因此而把我当作最坏的人，你们也不应该认为这只是一个流亡者的强烈感情，因而怀疑我的论点，我的被放逐是由于那些放逐我的人的邪恶；但是不能免除我帮助你们的能力，只要你们听我的话。雅典最凶恶的敌人不是那些和你们一样，只在战争中伤害它的人，而是那些迫使雅典的朋友们反转来反对雅典的人。我所爱的雅典不是那个现在迫害我的雅典，而是那个我常在其中安稳地享受公民权利的雅典。
我现在进行攻击的国家，对我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是我的了；我要努力恢复我过去的国家。真正爱国的人不是那个当他非正义地被放逐的时候还不攻击它的人，而是那个不顾一切，努力想恢复它的人。
摘自（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Ⅵ，92
好人应自爱(因为他的高尚举止利己利人)，坏人则不必，因为，只要他按其邪念行事，便害己害人。坏人所做的总与其应当做的相冲突，好人只做应做之事。因为每个有理性的人会挑选最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好人遵从理性行事。好人也为其友其国做许多事，必要时，可以为友为国而献身，因为他可以为争得高尚的荣誉而抛弃财富、功名及一切尘世间的利益。比起长期的温温吞吞的欢愉来，他更喜欢短暂的、烈火干柴般的狂欢，比起象平民一般庸庸碌碌渡过一生来，他更喜欢过上十二个月的贵族生活，比起不计其数的细微行动来，他更喜欢一个伟大而高尚的行动。那些为他人而献身的人无疑会得到这一结果，这是他们为自己选择的最高奖赏。
摘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1169a12
为祖国而死，多么壮美！逃兵被死神追踪，死神不会放过懦弱的狮子和四肢并用、连滚带逃的胆小鬼。
摘自（古罗马）贺拉斯《颂诗》Ⅲ，2
(塞陀里乌斯)是个热忱的爱国者，渴望返回祖国。在多蹇的命运中，他总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勇气，对敌斗争中，从未有过沮丧或狭隘。当他走运时，当他处于胜利的峰颠时，他告诉米利都斯和庞培，如果允许他返回祖国，他准备放下武器，过隐居生活。
他宣称，宁可在罗马做最卑微的公民，也不做流亡者，因为罗马是所有城市的伟大统帅。
摘自（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人物对比传记·塞陀里乌斯》
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其臣民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那么，他们将会永远效忠他了。
摘自（古罗马）马基雅维利《君主论》Ⅸ
不是由于苏格拉底曾经说过，而是由于我自己的确感到——也许感受太深了：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拥抱波兰人就是拥抱法国人，国家疆界应变成世界共同疆界。故乡甜蜜的空气很难使我迷恋，我自己选择的新相知与我旧时的邻里并无二致。我们之间在理解基础上的友谊常常超越束缚我们的气候、血缘的共同体。大自然把我们推向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天地，我们却将自己禁锢在一个狭小的地域。比如波斯王，除了乔斯朴斯河之外，不喝任何水域中的水，因而愚蠢地摒弃了使用其他水域的权力，其实，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抽干世界上一切江河湖泊。
苏格拉底在生命将终时，认为对他施行流放的判决比死刑更加可怕。我认为，我与我的国家绝不会有如此紧密的关系，不会有他那般所做所为。这些圣贤之人有些方面仅值得我尊敬，却很难使我同情，他们的一些如此高尚卓绝的行动甚至使我无法尊敬。对于一个以世界为故乡的人来讲，他们的态度实在有些过份。
摘自（法国）蒙台涅《散文集》Ⅲ，9
刚特这一个君王们的御座，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这一片庄严的大地，这一个战神的别邸，这一个新的伊甸——地上的天堂，这一个造化女神为了防御毒害和战祸的侵入而为她自己造下的堡垒，这一个英雄豪杰的诞生之地，这一个小小的世界，这一个镶嵌在银色的海水之中的宝石(那海水就像是一堵围墙，或是一道沿屋的壕沟，杜绝了宵小的觊觎)，这一个幸福的国土，这一个英格兰。
摘自（英国）莎士比亚《理查二世》Ⅱ，i，40
有一种荣誉……堪称罕见的最高荣誉，即：为祖国的利益不怕危险、不惜捐躯。
摘自（英国）培根《论荣誉》
在共和国，所谓美德就是爱国，即爱平等。这不是基督教的道德原则，而是政治美德，是共和国政府运行的原动力，正如荣誉是君主国运行的原动力一样。
摘自（法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告白
我们希望人们有道德吗？让他们从爱国做起吧。但是，如果他们的国家待他们如陌路人，不给他们任何利益，他们怎能爱国？
摘自（法国）卢梭《政治经济学》
如果孩子们在平等的环境中长大，如果他们受尽国家法和普遍意志的薰陶，如果他们受到这些高于一切的教育，如果他们周围都是这样的榜样，能使他们记住养育他们的母亲的温情，她的爱，对他们不可估量的恩惠，他们欠她的情份，无疑，他们将象兄弟一样彼此相爱，不做与社会意志相违背的事情，不用数不尽的虚荣诡辩的口沫取代一个男子汉、一个公民的行动，从而成为祖国的保卫者和父亲，他许久以来一直是祖国之子。
摘自（法国）卢梭《政治经济学》
只要有人谈到国家大事时说：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们可以料定国家就算完了。
摘自（法国）卢梭《社会契约论》Ⅲ，115
第二种宗教的好处，就在于它把对神明的崇拜与对法律的热爱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它能使祖国成为公民的崇拜对象，从而就教导了他们：效忠于国家也就是效忠于国家的守护神。这是一种神权政体；在这种神权政体下，人们除了君主之外决不能有任何别的教主，除了行政官之外也决不能有任何别的牧师。于是为国家效死也就是慷慨殉道，而违犯法律也就是亵渎神明，并且让犯罪的人受公众的诅咒，也就是把他供献给了神的震怒，Saceresto(让他去受诅咒吧)。
然而第二种宗教的坏处，则在于它是建立在谬误与谎话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欺骗人民，使人民盲从，迷信，并且把对神明的真正崇拜沦为一种空洞的仪式。更坏的是，当它变成为排他性的与暴君制的时候，它会使全民族成为嗜血的和绝不宽容的，从而它就唯有靠谋害和屠杀才能够活下去；而且还相信杀死一个不信奉它那种神的人，也就是做了一件神圣的行为。这就使得这样一个民族对其他的一切民族都处于一种天然的战争状态，那对它自身的安全也是非常之有害的。
摘自（法国）卢梭《社会契约论》Ⅳ，8
爱国主义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话题。约翰逊突然决然地说了一句格言(许多人都会以此为开场白)：“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可以这样认为，他不是指真诚的、慷慨的对祖国之爱，而是指虚假的、各时代、各国家、如此之多的人做为自利外衣的爱国主义。我坚持认为，一切真正的爱国者不是恶棍。急于找出个例子(当然并非在约翰逊的催促之下)，我提到一个我们都很敬佩的伟人。约翰逊说：“先生，我不能说他不诚实，不过也没有理由从他的政治生涯中得出结论说他诚实。如果他从现内阁中接受一个职务，便会失去他坚强的性格，在一年内就会被解职呢！”
摘自（英国）鲍斯威尔《约翰逊传》(1775年4月7日)
在政府日常工作中掺杂的国家权力越多，公民在其日常政治生活中对它越习惯，他们的视听、感觉对它越熟悉，当它进一步触动人的心灵最敏感、最活跃的那一部分时，赢得国民的尊敬、爱戴的可能性越大。
人是一种习惯性很强的动物、偶然触及他感情的事件通常对其心灵影响很小。持续保持距离的、总在视线之外的政府很难期望能使人民对其产生感情。
摘自（美国）汉弥尔顿《联邦党人文集》27
爱国心往常只是指作出非常的牺牲和行动的那种志愿而言。但是本质上它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在通常情况和日常生活关系中，惯于把共同体看作实体性的基础和目的。在日常生活经历的一切情况中获得证实的这种意识，随后就成为作出非常努力的那种志愿赖以产生的根据。但是因为人常常宁可忠勇而不愿依法行事，所以他们容易说服自己，以为自己既然具有那种非常爱国心，便可不需要这种真实情绪，或因缺乏这种真实情绪而原谅自己。
其次，如果把这种爱国情绪看作这样的东西，它可以自行开端，并且可以从主观观念和主观思想中产生出来，那末那就会同意见混淆起来，因为根据这种见解，爱国情绪缺乏真实根据或客观实在性。
摘自（德国）黑格尔《法哲学》268
老话说，专制政体之下，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暴君本人。如果人民处于绝对臣服的状态，哪怕国君十分贤明，这一说法仍然正确。
摘自（英国）密尔《代议制政府》Ⅲ
产生民族感情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时源于种族、祖先的一致。语言共同体、宗教共同体的作用也很大。地理限制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政治经历的一致是最重要的原因。拥有共同的民族历史，因而有共同的回忆，集体的荣辱悲欢，这些都与历史上的共同事件相连。
摘自（英国）密尔《代议制政府》ⅩⅥ
那时候俄国被占领了一半，莫斯科居民逃到遥远的各省，民团一批一批地奋起保卫祖国，我们不是生在那时候的人，不觉地以为那时所有的俄国人，自平民到伟人，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牺牲他们自己，拯救祖国，或者哀哭祖国的灭亡。那时的传说与记载，没有例外地，都只说到俄国人的自我牺牲，爱祖国，失望，悲哀，和英勇。其实并不如此。我们以为如此，只是因为我们对于过去只看到那时的历史上的共同利益，却没有看见当时人们的、一切合乎人情的、个人的利益。然而，实际上，那些个人的眼前利益是远比一般的利益重要，使人从来不感觉到，甚至没有注意到共同的利益。那时大部分的人并不注意大局，只被目前个人的利益所驱使。这些人就是那时候最有用的活动者。
那些试图了解大局、并且想要抱着自我牺牲与英雄主义的精神参与其事的人，都是最无用的社会成员；他们看到了一切的混乱情况，而他们为了公益所做的一切，变成了无用的蠢事。
摘自（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