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徐特立《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25日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提出的教育政策，其一是对一切儿童施以免费的普通教育，另一是教育与生产联系起来。可见生产是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就是科学的内容，如果科学离开了这一内容，那么物理学就会成为马哈主义，成为经验批判论的神秘，而数学的空间也就会成为康德的先验论。
摘自徐特立《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1940年)《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先进的政党，每一步骤都不会忽略过去的历史，同时每一步骤，都照顾着将来。见近不见远，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的实利主义者，见远不见近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者。抓住中心的一环，又照顾到锁链的全面，就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和详细调查。反之，如果粗枝大叶而为之，与枝枝节节而为之，没有整个发展科学的计划，科学的前途是暗淡，同时也就是先进政党的一个最大的缺陷。我们应该弥补我们的缺陷，同时也就弥补了我们中华民族国家的缺陷，对于科学的发展不是短期能完成的，所以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怎样培植科学人才问题的提出，首先就需要决定教育方针，课程标准，学校系统、至于关于科学发展的组织，除教育机关以外，还须有领导机关，如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的Academi，苏联的自然科学院等，且需有群众性的学术机关，如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等，怎样分工？怎样联系？都须由先进的党在原则上领导。
摘自徐特立《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9月24—25日
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的盲目的发展，而是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发展。它不仅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尤其在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人力物力财力亦有限，且当着战争的破坏和封锁的严重时期，更不容许有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在政治方面如此，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该如此。
摘自徐特立《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9月24—25日
科学家应该吸收一切的经验以丰富自己对于科学的了解。新的经验必然会增加科学以新的成份。科学家还应该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础，幻想提高科学是不可能的。如果当抗战开始时，在边区即提出学校正规化，不需要军事和政治的训练班，是非实际的。如果当没有中小学生的时候而提出建立自然科学院也是非实际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意在已有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还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可以说，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于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
摘自徐特立《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解放日报》1941年9月24—25日
“自然是阶段的体系，一阶段必然从他一阶段产生”(《黑格尔百科全书》)，那末，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及使用自然科学，无法跳越其必然阶段，人类支配自然，必然要根据它的必然性来支配，我们今日来谈科学建设，首先是对于科学必然性有初步的了解，不然就会变成无原则的主观主义者，和无原则的实利主义者。
摘自徐特立《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解放日报》1941年9月24—25日
在科学教育方面，物理和化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而物理又是化学的理论基础。由于中国科学教育两极端化，普通教育十分落后，从研究院到中小学的教育简直有天壤之别，因此中国的科学家成为空中祖师，他在地球上的中国领土没有应有的地位。今日从地狱中解放出来的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科学知识，用以进行产业革命，需要普及也需要提高。已经提高到中外闻名的科学家最好的办法是：一面退后一步把科学大众化，使自己有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还要提高，使国防工业及一般的重工业得到先进的科学指导，使中国产业革命有自己的新生命。
摘自徐特立《读〈中国的物理学〉》(1949年)《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132页
另一方面，也只有抗战胜利，民主成功，中国的科学才能得到繁荣滋长的园地。不能想象，在殖民地会有科学的顺利发展。殖民地是科学的坟墓而不是温室。不能想象，在黑暗的独裁专制之下，科学会有前途。在黑暗的独裁专制之下，科学受到最严重的摧残压制，科学家成为大资本家简单的佣仆。
摘自朱德《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1941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马列主义是反对黑暗与落后，尊重科学与文明的。马列主义的本身，就是科学的最高成果。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是人类五千年科学思想的结晶。以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者既以(已)把握科学的一切部门，而且把握了一个以前一切科学家从来未能把握的科学部门，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科学，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但马列主义决不如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只限于社会科学，历史科学。马列主义乃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掌握了它可以使一切科学得到新的发展。
摘自朱德《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解放日报》1941年8月3日
毛泽东同志说，知识有两种，一种是阶级斗争的知识，一种是生产斗争的知识。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后面一种知识对我们将日形重要。我们在生产知识中应该学习哪一些呢？学习机器生产的知识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机器还很少，因此手工业生产的知识也要很好地学习。不要以为全国胜利已经到来，就完全是大工业生产了，手工业就完全垮台了，因此就不去学习发展手工业生产的知识，等待着大工业来临。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事实上，革命战争结束以后，新的工业的发展与原有工业的恢复，都不是立刻可以实现的。为了供应广大人民的日用必需工业品，在一定时期以内，帮助农村副业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过去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掠夺廉价的原料，经过加工变成成品，又到中国来倾销。将来我们必须改变这个情况，除了在有利条件下继续输出若干可以输出的原料以外，还要争取用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出口。在没有工业生产品可以输出的时候，就还需要依靠手工业，用精制的手工业品从外国换回机器，这样才不致于吃亏。因此对于手工业和农村副业，如纺织、缫丝、刺绣、草帽辫、地毯、花边、食品等等，都应该很好地加以研究，掌握生产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摘自朱德《在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252页
民主的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姆，大众的(包括为大众服务的)科学才没有资产阶级科学的垄断和独占，才没有门阀派系的分歧和自私自利的企图，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苏联的科学界给予我们以最好的模范，我们要追随着他们前进。
中国对日本法西斯的抗战业已四年多了，全国人民的团结与斗争，取得了目前的相持阶段，但是，实行反攻与最后击退敌人，没有民主政治与科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除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外，必须加紧发展科学，才能自力更生，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才能得到真正的独立与解放，才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摘自吴玉章《在发展科学方面对于边区参议会的希望》《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0日
自然科学一般地是我们劳动人类从事物质生产并与自然界的力量进行斗争，借以驾驭与支配自然力的必要与有力的武器，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革命的因素。先进的科学更是直接为革命为民众服务，“准备把一切科学的收获交给民众”的科学，是懂得科学与大众结合的意义和力量，懂得高度发扬创造精神，克服一切困难的科学。我们所要求的也正是为抗战建国服务，满足目前实际需要和能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发挥其威力的科学。
摘自《解放日报》社论《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1942年8月2日
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因此，当我们进入大城市后，要善于争取和利用旧的技术干部，如工程师、技师、教员等，加以优待和改造。要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若在这方面没有成绩，则我们的事业是不会顺利得很好的。同时，也要从工人青年和农民青年中培养可靠的技术干部作中坚骨干。
摘自任弼时《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5年)《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
我们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就必须要有知识。例如建立一个医院，要设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牙科等，就要有许多医生、医助、护士。这些人才。要经多年学习和实际工作锻炼，才能培养出来。例如要修一条铁路，必须有工程师和其他的技术专门家，还要有大批段长、站长等。又如被战争破坏了的铁路，将来要迅速建设，还要建设新的铁路(现在解放区后方就已经在建设)，靠我们军队的工兵连当然是修建不起来的。又如土地改革后要提高农业生产力，我们就需要许多农业家，来改良种子、肥料、工具和水利。我们办兵工厂和其他工厂，就需要许多工程师、专门家。开商店、搞贸易，需要很多会计。办学校，要教员。这一大批技师、专门家、科学家、教员等等，都不是一天可以培养出来的，要有专门的学校来培养，多年才能毕业。我们目前还没有如此多的有知识的专家，我们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我们一面使用这批知识分子，一面教育和改造他们，纠正他们中许多人轻视人民脱离群众的习气。他们的大多数是有建设热情的，在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事业中，其中大多数一定是会进步的。
摘自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2页
我们必须改造从国民党反动统治、官僚资本手里接收过来的企业，保存一切合理可用的东西，去掉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创立新的适用的东西，使企业管理、劳动组织等更加合理化。教育改造旧有技术干部，只要他们能改变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和态度，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应当受到人民和民主政府欢迎的。更为重要的，我们要从熟练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中有计划地培养出大批的技术干部；没有大批的数以十万乃至百万计的优秀的可靠的新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各种工程师、技师等，那就不要设想能够把中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
摘自任弼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9年)《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页
研究科学一定要有科学精神。科学的求真方法是实践，科学精神就是实践精神。这种精神第一是忍耐。……第二是勇敢。……第三，科学家是乐观的。……科学家因为靠了这种精神所以才有成就。科学家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所以在历史上创造了许多伟业。
摘自茅以升《新时代的科学教育》(1949年)《茅以升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