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造物主决定要造一处沙洲，当崇明岛出露、漂移后相对固定于长江入海口时，这一切似乎都是偶然地发生的，但所有的偶然又都指向必然：这是一块由江潮与海浪雕琢的、由无数的泥沙层垒叠高的风景的沙洲，艺术的沙洲；而在这一处沙洲上播种耕耘者所创造的，则是一种艺术的生存。也就是说，农人们不仅要种粮种棉得到起码的物质保障，同时他们还要面对隔绝的孤独及更多的风潮不测，他们需要精神，他们创造文化——口头的民间文化。如果上述的立论大体站得住脚，那么也就找到了我思量再三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是：为什么崇明农人的口头语言如此丰富？为什么崇明农人普遍地具有想象力乃至诗的素质？
我在新疆、云南的歌舞之乡，我在青海同人的唐卡之乡，我在世界和中国的教堂与寺院中，我在我的故乡崇明岛上较为清晰地看见了生活之成为生动活泼，生命之成为生生不息的物质与艺术的两个要素：物质是基础，如食物与水和安居之地；艺术，则使我们的生活在辛勤劳苦中多少有一点快乐和趣味。农人在春种秋收的同时，也从口语出发，孕育着艺术生存的种子及样式。只要是在这块土地上长大、熟知这里的方言以及民情风俗的人，只要把泥土的清香留存于心间当做生命之芬芳的人，都会切切实实地为农人的语言感动，不是诗人之口而是从农人之口中说出的语言，真正是“向着天空开放的花朵”（海德格尔语）。
农村的一天是从农人的语言开始的，早晨互相打招呼的话语基本上是两句：一句是“上镇去？”崇明农村方圆几里路有一个小镇，天天早上有集市，农民的鸡蛋、青菜萝卜均可以自由贸易，还可以用黄豆换豆腐，有一家百货店、布店、理发店，早先还有茶馆，崇明人说的“上镇”就是到镇上去。另一句是“饭吃了吗？”饭，崇明习俗即指早饭，说是吃饭其实是喝粥，粥分米粥、玉米粞粥、麦粥。农忙时劳动强度特别大，则男人吃饭，女人和小孩喝粥，我小时候乡下几乎没有人家吃白米饭，白米太贵了，农人又称之为“纯纯白米饭”。一般农户吃和米玉米粞饭，和米麦饭，米与杂粮混合的饭，白米很少，可以一粒一粒挑出来吃。
吃过饭要去干农活了，干农活就是种田，农人称种花地，种花地的同时也会有妙语连珠撒落在田地中，成为另一种种子。
冬天的尾声，地里的生泥块还是坚硬的，铁塔敲下去梆梆有声。东宅上的才元好公说：“这叫石头上掼乌龟，硬碰硬。”也有的生泥块在掘出来时便已破碎，坚硬的程度锐减，才元好公又冒出一句：“石卵子烧豆腐，硬的硬、软的软。”今天农人议论的一个话题是，邻村有两户人家因为自留地动手打起来了，有人说这两家从来就是“豆腐渣贴门对——合不到一块”，但义狗好公叹一口气说：“何必呢？本来是‘豆腐干烧毛豆——一块土上长’的！”要说谁有理，这种事情总是“老烂脚挑大粪——两臭！”
昨天刚去县城拍结婚照的惠兵今天有点沉默，婚礼的一大堆杂事儿，够他忙一阵子的。几个伙伴硬说他昨晚和对象住旅馆了，一晚上忙乎得像“猫咪吃百叶——脚踏手揿”。惠兵也不申辩，只是笑着说，“这才叫‘黑洞里裹小脚——瞎缠’”。不过无论如何，一说起对象和婚事，惠兵还是高兴的，“胸口挂钥匙——开心”。
农人妙语连珠时也要看干什么活、在什么场景，拍生泥这样的农活稍显轻松而且不用弯腰，田乱话、歇后语就会多一些。插秧就不一样了，崇明农人称为莳稻，一帮高手一行行站好，莳头行的必定是快手中的快手，然后弯腰、后退，一只手分秧，一只手插秧，一行四棵，分秒必争，水田里只听见分秧声、插秧声、依次后退的淌水声，一块水汪汪的水田不一会儿便是满眼碧绿，秧与秧之间，行与行之间，笔描线直。一行到头，手快的遥遥领先，便在田埂上小坐片刻，有兴致好的还会唱一首山歌：
莳一行来横四棵，
两臂弯弯泥里拖，
背脊朝天面朝土，
手搭仙草唱山歌，
莳一行来横四棵，
棵棵头上结穗多，
稻穗肚里是白米，
莳稻人吃仔唱山歌。
崇明山歌还总是离不开芦荡、江海，正是在江海边缘的芦苇荡中，经年累月的垦拓，才有了崇明这块沙洲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家园故事。当一天刈芦苇、垦生田或者是拾海滩的辛勤劳动结束，便会唱起荡滩歌谣：
初三潮，十八水，
眼睛眨眨没到嘴，
花地白种泪汪汪，
来年只好吃丝草籽。
丝草籽，江海边的一种野生植物，结坚果，籽实小，暗红色，磨成粉以后可煮粥、做烧饼吃。
还有唱芦苇即芦青，也唱拾海人生的：
荡里芦青不怕潮，
没到头顶弯弯腰，
荡里芦青不怕风，
跑海滩人不怕穷……
崇明山歌是从崇明岛的土地中生出来的农民歌谣，它带着土地、天然的所有本色，它是另外一种五谷杂粮。
有一首山歌唱的是一年十二个月中的蔬菜，种蔬菜、吃蔬菜、唱蔬菜，艺术和生存显现出来的是同根同种：
正月荠菜雪里青，
二月菠菜绿茵茵，
三月芹菜水淋淋，
四月生菜吃不停，
五月黄瓜沿街卖，
六月茄子紫晶晶，
七月辣椒满树挂，
八月冬瓜大如桶，
九月茭白水汪汪，
十月萝卜白又嫩，
十一月白菜家家有，
十二月胶菜满地囤。
在这十二种蔬菜中，只有荠菜是野生的，农历正月十五前后，地里的积雪还未化净，荠菜却已经碧绿鲜嫩地报春了，这个时节家里来了客人要包馄饨吃，所用的馅便是荠菜馅，加一点点的瘦肉末，挑荠菜的任务便落到了小孩身上，走进还没有化冻的地里，找大个儿的荠菜，用一把小斜刀从根部挑出来，荠菜太嫩，用不到挖，是为挑荠菜。倘要问那时候崇明岛有多少野生的荠菜？答曰：田野里到处都是，挑不完吃不完。荠菜馄饨至今仍是上海名点之一。虽说上海郊区乃至江浙都有野生的荠菜，都包荠菜馄饨，但有美食家却断言，最正宗的、一口能嚼出满嘴清香的，还是崇明岛上的荠菜馄饨！
水净地净野菜香。
现在我们能吃到的荠菜，大都是种植的，崇明岛的野生荠菜也越来越少了。野生野种的逐步消失，有时候会让人生出莫名的恻隐之心及孤独之感，一个没有或者缺乏野种的世界，肯定不是美好的世界。
以十二月为序的山歌是这样唱的：
正月正，吃元宵，
二月二，撑腰糕，
三月三，眼亮糕，
四月四，神仙糕，
五月五，三角粽子芦叶包，
六月六，大红西瓜味道好，
七月七，巧果两头翘，
八月八，月饼买两匣，
九月九，重阳糕，
十月十，糯米圆子新米糕，
十一月里雪花糕，
十二月里甜心糖元宝。
崇明农人中来自江南的移民居多，显然正是这些移民带来了江南风味的江南民歌，然后又结合崇明的地域特点，成为崇明山歌。比如唱一个妇女一生辛劳的《十忙忙》：
一忙忙，推开天窗望天光，
二忙忙，揩台扫地进厨房，
三忙忙，小囝吃饭着衣裳，
四忙忙，男人外出要行装，
五忙忙，客人来了烧茶忙，
六忙忙，扫场刮地除草忙，
七忙忙，七岁孩儿上学忙，
八忙忙，男女长大配成双，
九忙忙，公婆死了送葬忙，
十忙忙，一双空手见阎王。
这是一个农妇一生忙碌的写照，忙到最后“一双空手见阎王”，可谓一生十忙，多少凄凉。这种山歌，在我儿时还听见我的朱家寄娘唱过，那是在乘凉的一个夏夜，蝈蝈和蟋蟀在细声细气地叫唤，一众乡亲便忽悠朱家寄娘唱一段山歌，这种山歌似乎更适合比较清幽的环境，而不是田间地头了，寄娘在乡下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不太会干农活，但爱说笑话、爱唱歌，快人快语。有点“痴头痴脑”，却为乡下农妇喜爱。她最爱唱的便是《一张枱子四角方》和《十忙忙》了，唱到动情处会声泪俱下，这时候夜空低垂，乡野万籁俱寂，只有《十忙忙》余音如缕：“一忙忙，推开天窗望天光”……
崇明历史上的山歌唱的、叹的是农人的辛劳愁苦，虽有夸张，从无掩饰，如《长工歌》：“长工做到三月中/小铁塔一把在手中/高冈转到低田去/刨勒不平粮户骂长工”……“六月日头像火烧/晒得秧苗梢也焦/粮户撑了洋伞埂岸跑/莳稻人热得汗水如雨水浇”……崇明山歌中的另外一类是不乏柔情、坦荡的情歌：
我与情郎婚姻对，
哪怕铁棒打不退，
我与情郎婚姻对，
铁棒越打越是配。
还有一首山歌名叫《打煞黄狗养雄鸡》，岛上农人喜欢狗与鸡，狗是看门护院的，母鸡是下蛋挣钱的。可这一首山歌却为什么要把黄狗打死偏偏只养雄鸡呢？
日落西山渐渐低，
打煞黄狗养雄鸡，
黄昏郎来无狗咬，
五更郎去雄鸡啼。
还有的情歌幽默风趣：
约郎约到屋角头，
一脚踏到扁担头，
娘问丫头啥个声音响，
丫头话，老鼠猫咪勒翻跟斗。
约郎约到灶口头，
一脚踏扁火通头，
娘问丫头啥个声音响，
丫头话，灯台落地狗偷油。
丫头，是崇明方言中对女孩、女儿的统称。火通，是烧火时吹风助燃的竹筒。
山歌在崇明曾盛极一时，这一时之盛的时间跨度虽有待考量，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崇明县文化馆诸公不辞辛苦收集整理的崇明山歌数量、种类之多，便足以为证。有荡滩歌、莳稻歌、织布歌等劳动歌谣以及各种渔船号子，还有劝世歌、风物歌、情歌，等等。《五更天劝夫》唱的是妻子对丈夫的规劝，“一更里劝夫勿要吃大烟”，“二更里劝夫勿要赌铜钿”，“三更里劝夫勿要多吃酒”，“四更里劝夫勿要嫖”，“五更里劝夫勿贪财”，这农妇的五更劝夫词真意切，并且具有不受时间限制的普世价值。推断起来，这一首山歌的出现应在中英鸦片战争前后，鸦片传入崇明的渠道，则是上海无疑。除去这些山歌种类外，还有追述山歌来历、山歌之众、山歌之长的以山歌为题材的山歌，乃至山歌的开场、山歌的结尾、“听仔山歌毛病少”的山歌让人有好心情、少生病等等，都能让笔者感到，崇明岛的农人对山歌的喜爱以及对这一艺术形式的开掘之深。如果不是经历了叠代相沿、口口相传的至少几百年的历史，则不可能有此规模和成就，也不可能形成源出江南民歌而不同于江南民歌的崇明山歌特色。崇明山歌甚至找到了山歌的老祖宗——与汉高祖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张良，是也不是，不必深究。
山歌不是肚里造，
馋吐不是月半潮，
张良本是老祖宗，
唱了一朝又一朝。
“馋吐”，崇明方言，“口水”是也。
崇明山歌中吐露的另外一些信息也是富有深意的，从山歌唱农人的劳作、生活之艰难困苦，到情爱，到内含的一点历史的信息，无疑，均是山歌内容、题材的扩展与深入，仿佛也能听到历史在波涛与沙洲上留下的足音：
手捧茶壶呷一口，
听我山歌唱开头，
我要唱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尧舜让位，夏禹治水，商汤殷纣，春秋列国，战国七雄，秦朝一统，楚汉相争，三国鼎立，南北纷争，炀帝游弋，唐王世民，五代分裂，陈桥兵变，元明大清，一直唱到袁大头！
显然，这一首山歌的出现应在民国年间，袁世凯做总统之后，且很可能是在袁世凯亡故之后，否则大约不敢称其为袁大头。不过也很难说，崇明岛江海相隔，水深皇帝远，言论相对自由。
关于崇明山歌，笔者最后想提及的还是崇明农人的语言天赋和想象力，你听：
四句头山歌两句真，
后头两句笑煞人，
鸭尾巴出翅飞过海，
小田鸡长角要成精。
遗憾的是，时近现代之后，崇明田野上的山歌声渐渐寥落，今已退隐。
笔者在各种资料与典籍中钩沉崇明岛的起源、追思先民的垦拓历史时，让我惊喜不已的除了有据可查的历史资料外，还有不少是无实可证的传说与故事。崇明岛虽然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可是假如追寻长江与海洋的历史，追寻垒叠成崇明岛的任何一粒泥沙的历史，那不就与中国大陆、华夏先民甚至人类的历史一般遥远吗？
传说，是历史的一部分。
崇明县文化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作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对于崇明岛的文化事业而言，堪称功绩卓著。收集的两千多篇传说、故事，约二百万字，这一数字不包括谚语、歌谣、说唱等。
《崇明民间故事选》中，《怎样生成崇明岛》的传说是这样的：东晋年间，司马家族统治的江南国势式微，只能以长江为界固守，而已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北方少数民族，不时南下攻城略地。视北方统治者为心腹之患的东晋，举兵北上，因为国库空虚伐树木扎成木排以替代战船渡江。不料渡江之际，江上风云突变，浪涛如排山倒海一般把木排打沉在江底，挟带泥沙的江水奔流入海时水势因而减缓，泥沙纷纷沉积，天长日久之后就成了长江的暗沙。又经过几百年的累积，露出水面，是为崇明也。
在笔者看来这一则传说故事所蕴涵的是崇明岛起源的假设与猜想，岛上的先民在耕作之余，也从未停止过对这处沙洲从何而来的思考。显然，泥沙沉积的判断是在先民观察了解之中的，并非虚言，而司马氏渡江木排沉没之历史真相如何，却大可不必深究了。要紧的是起源猜想，这是人类所有猜想中最伟大的猜想。
“东海瀛洲”的传说，更广为人知。话说朱元璋占领南京后，派兵攻打崇明而未能攻克，崇明乃江海要冲，朱元璋在攻而不克烦恼之际，恍惚间得一梦，梦中到了东海之中的一个桃柳仙岛，有城，城门上书“东海瀛洲”四个大字。梦醒，得知崇明知洲何永孚率众归附，朱元璋大喜，挥毫写下“东海瀛洲”，何永孚带回崇明后刻巨石之上，立于城门口，是此，崇明始有“东海瀛洲”之美名，流传至今。查民国年间《崇明县志》，何永孚确有其人，元至元二十六年为崇明知县，是年十一月降明。
关于“崇明”这个名字的来历，有一则传说是这样的：长江口的沙洲露出水面之后，来到岛上定居的农人常常会突然得眼疾，双目红肿，疼痛难熬，十天半月之后成为瞎子，岛上人惶惶不安，谁也不知道这种命运会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有一天，岛上来了一个青年郎中，专治眼疾，分文不取。郎中一不把脉，二不开方，只用舌头轻轻地在患者眼部舔几下，即可舌到病除，重见光明。岛上的农人置酒饭以谢，郎中一概婉辞，而且从不留宿，待夕阳西下便翩翩而去。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个傍晚有放牛娃从芦荡边牵牛回家时，只见那郎中到得海边双脚一蹬跃入波涛之中，海里有浪花飞溅，天上有彩云升起。放牛娃回到村里说起这个奇闻，财主动了黑心，第二天青年郎中进村后，财主称自己有眼病，郎中上前治病时，手下的奴才一拥而上将其五花大绑，并架起柴火烧烤，逼其现出原形，原来是一只蚌，大蚌、神蚌也。农人闻讯赶来，救出神蚌抬至海边。只听见神蚌发出“砰”的一声，蚌壳中一颗耀眼的明珠直上云天，化出祥云笼罩沙洲，这时候岛上所有失明的农人全都睁开了眼睛，重见天日。为纪念这位青年郎中，为感激神蚌、明珠，人们就把这一片沙洲称为“重明岛”，几经流传之后，便成了“崇明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