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南湖机场，15时30分，徐焕昇第一个登上1403号长机，佟彦博上了1404僚机，升空后落在前进基地宁波。徐焕昇与机械师一道再一次检查飞机各部件、加油，确保万无一失，饱餐一顿后候命待飞。
23时，即1938年5月20日凌晨1时，武汉指挥部命令徐焕昇及机组人员一个小时之内起飞。徐焕昇随即致电报给蒋介石：“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最高领袖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誓各以牺牲心，尽最大之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
23时20分，徐焕昇率机组全体人员进机场，列队宣誓：“为吾中华，抗日救国。飞渡重洋，远征三岛。以吾神鹰，警告日寇。唤醒人民，制止战争！”
宁波战场一片荡气回肠的轰鸣声，两架战机斜插云空时为午夜23时48分。
5月20日凌晨2时40分，中国的战机已飞临日本领海，长崎就在脚下了，徐焕昇令佟彦博绕飞一圈以为侦察后命令：“目标马路红灯，投掷炸弹。”两机机组成员将数以万计的抗日传单推出机舱，纷扬而下落至长崎的大街小巷，徐焕昇又率队掠过九州、福冈、佐世保、熊本久留未，百发抗敌宣言自九天而下散发完毕，日军既没有发射高炮，也不见战机升空。徐焕昇随即下令返航，海上日军兵舰已得知中国空军千里夜袭的警报，探照灯把夜空照得如白昼，高炮疯狂发射，徐焕昇、陈彦博左躲右闪，安然而过经浙东海面时，先是日机拦截，后又有高炮发射，中国的神鹰终于在南昌、玉山着陆，加油，休息后飞返汉口。受到蒋介石夫妇及中共中央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王明、周恩来、吴玉章、罗炳辉欢迎、致敬。
蒋介石说：“好，好，徐队长，你们辛苦了，你们胜利了，智勇双全，我向你们祝贺。”在蒋介石制定的《阵中十诫》之四为：“冒险犯难，见危受命，不可贪生怕死，丧志辱节。”所引举的就是徐焕昇远征日本的战例。
宋美龄一手挽徐焕昇，一手挽着佟彦博，说“威震九洲，真是飞虎将军，空中骄子”（《在台湾的崇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39年，徐焕昇先后任空军轰炸机总队教练，空军第八大队队长，空军中美混合团副司令，多次驾机率队出击，出生入死战功赫赫。1949年到台湾后授上将衔，曾任空军司令。
1984年3月4日，徐焕昇将军病逝于台北，终年七十七岁。
在我少小时候从母亲及乡人的闲谈中便知道台湾，知道徐焕昇了。我在崇明岛西北角的家与徐焕昇将军的老宅可称近邻，乡下传言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徐焕昇的父亲去世，将军辗转得知这一消息后，曾自驾飞机在崇明岛老宅的上空盘旋往复……在这一无法考证的传说中，徐焕昇是什么职衔，服务于哪一个党派已经不重要了。对于乡亲们来说，这是个孝子，崇明人为之自豪。
亲爱的读者，崇明岛不仅是崇明人的崇明岛，江海之水、九洲之沙冲激而成的沃土美壤，以及从不止息的涛声，总是吸引着怀念着过去或者未来，那些曾经踏上过崇明岛，然后匆匆离去，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一处沙洲芦荡的人，直至把遗憾带到天国。
我知道这样一个人，他就是中国“左联”的负责人之一，小说家、翻译家、柔石的至友，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艺部主任的林淡秋先生。
1976年春末夏初，我的恩师袁鹰先到上海再坐船到崇明岛，商调我去《人民日报》工作事宜。一应手续办理之后，我和袁鹰在上海分手，我先去绍兴鲁迅故地踏访，修改百花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长诗《鲁迅》。在上海时袁鹰手书一封，要我持信去看望在杭州的林淡秋先生，袁鹰告诉我，“淡公与崇明还有不解之缘，你见了淡公就知道了。”“淡公”是朋友们乃至下属对他的平常而又带有敬意的称呼。
才到杭州便是一场雷雨。我在雷雨中一边问路一边奔跑，敲错了两个门之后，终于和林淡秋先生相对而坐了。他的夫人唐康大姐看了袁鹰的信，并照本宣科读了一遍，患有眼疾的林先生双目突然闪亮：“啊，你是崇明岛的，那个岛上的老百姓真好！”
原来，林淡秋是到过崇明的！
1942年秋，中共苏中区党委为粉碎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决定精兵简政，把一批重要干部、文化人分散到群众中“打埋伏”，待机而起。
以下是唐康大姐在《淡淡秋光霜叶红》（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中的回忆：
阿林告诉我：苏中区党委决定我俩，蒯斯曛、陈怀白、费星、杭苇党支部书记等六个人到海边灰色区打埋伏。阿林搞创作，他们编教材。他再三叮嘱我前面的路很艰苦，尽量坐推车，千万不能早产。我艰难地走了几天，胎儿往下坠，压得双腿肿胀抬不起来。坐在推车上，胎儿又顶住胃透不过气。阿林一个人走在后面，一边走，还不时哼几句古诗……就这样，我们终于到了北兴镇，洪泽接待我们。考虑这里正在大“清乡”，还不如到敌占区崇明更稳定一些。于是我们六人就决定与他同行。当晚洪泽、夏征农请我们吃饭，桌上有一盘高级菜——炒鸡蛋。
1940年崇明岛被日本侵略者残暴地践踏，1942年崇明岛重建地下党工委，组织部长是钟民。钟民原在上海搞教育工作，夏征农也是“左联”成员，洪泽又是老朋友。即将启程的前一天，我们一行六人和他们相聚在一起，谈形势，谈困难，负责护送我们的是陈心莲。
陈心莲是1939年入党的，在上海读书时就读过淡秋翻译的书。他瘦瘦的高个子，一件士林蓝布长衫，头上戴一顶鸭舌帽。六个人要分三处在崇明岛隐蔽，不一会儿，我们都有了新的名字，阿林叫张祖德，我叫王秀英。蒯斯曛叫蔡希文，费星就成了他的外甥，蒯又是陈心莲的老师，他们就同住在陈家。杭苇夫妇住在地下党员袁克章家。我们用公家的黄豆与当地私人合股在周家河头开办一个榨油厂，公款落在蔡希文名下作为投资，陈心莲去当厂长。
我和阿林住在盛家镇地下党员茅维翰家。茅维翰是个有文化的青年党员，热情，负责。他的双颊总是泛着桃红色，我们以为他即将结婚很兴奋，其实是有肺病（1944年就病故了）。
一顶花轿，几声爆竹，新娘进了茅家门，正中堂屋点着香和蜡烛。阿林当了主婚人，他头戴猴帽，鼻子冻得通红，在一群男女老少中间，不时喊着：“拜祖宗——”“拜双亲——”“夫妻对拜——”说是拜堂，其实并不下跪，鞠个躬而已。这在当时是个新鲜事，看热闹的人不时发出笑声。我和阿林也是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从上海来谋职业的。
喜事第二天，陈心莲以贺喜为名到了盛家，为照顾我临产，决定我俩转移到坝头镇地下党员盛自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