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岛传》的写作从构想到脱稿，时间跨度十年有余，一个二十世纪末叶令我心动的题目，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八个年头才写成。十年间，我写了《地球传》、《长江传》、《大坝上的中国》、《黄河万里独行客》、《大山水》等作品，唯《崇明岛传》几次动笔后总是因为自觉不满意而写写停停，仅本书的开头便六易其稿。想来也许是心情太迫切的缘故，或者类似于近乡情更怯吧！
这一稿《崇明岛传》所作的最重要的调整，是听取了一个朋友的意见，着重写崇明岛的历史，不再面面俱到。从而使崇明岛的特色，包括其形成的地理环境、大浪淘沙聚沙成洲的神奇、沙洲涨坍垦拓不止的垦拓精神、薪火不断的教育与文化传承，得以突出。水是崇明的生命，沙是崇明的根基，凡过去的大河小河、津渡桥梁、田制、村路、堤坝，均小心翼翼地钩沉，不敢马虎。崇明岛上学宫、学校的演变，古代文人的著作也一一实录；在我看来，近百年前这些很可能是简陋的又如星罗棋布的学堂，以及包括了“经”、“史”、“子”、“集”的读书人、文化人的著作，可以说是集崇明岛文化之洋洋大观者。这一切对于一个只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而又孤悬海上的沙岛而言是何等的荣耀！先人的著作可惜今已不存，民国版的《崇明县志》中也仅有作者和篇名，我尽力抄存，只是想多一个途径抱住飘逝的尾巴，愿后之来者与我会心一叹：崇明岛的先民与垦拓家园一样孜孜以求的是文化的传扬，崇明岛是文化的岛。
我以崇明岛上“世代农人之后”自居，既非自谦也无关自豪，仅仅是一种真实的表达。我的祖上从江苏常熟到了崇明岛上，一对年轻夫妇的全部家当是一副挑泥做岸用的泥络扁担，以及一部纱车。在崇明岛西北角垦荒种地，先是住“环洞舍”，后来辟出了一块宅地，乡人称高家宅。我父亲一辈有弟兄五人，住在高家宅上的三厢草房茅屋中。宅的周围有宅沟，沟边有杨树及各种桃树，依稀记得儿时摘毛桃、上树掏鸟窝的情景，有一次被蜂群大咬，鼻青脸肿了好几天，昌囝阿哥幸灾乐祸地说：“爬树去呀！爬树去呀！”
我本姓高，父亲四十岁得子，怕我不好养，便以乡下的习俗把我寄名给徐姓的一个乡村教师先生。父亲为我做完这件事，在我出生不到一百天时便因病辞世。到我七岁开学时，母亲带着我又到了徐家寄爷处，请他取个学名，寄爷沉思片刻说：“就叫徐刚吧，徐徐而刚也。”
后来，当我成为诗人，流浪、漂泊、离乡、返乡，再离乡又返乡时，我渐渐地认识到了海德格尔所言的精辟：“故乡是诗人本源，还乡是诗人的天职。”那一条我学步的田埂路，送我最初离家远行的田埂路，是我未解的诗行，也是无尽的启示，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故乡，田野，我的父老乡亲啊，还有涛声、荻花、丝草籽，我谨以这一本书献给你们，我的困惑是有多少情怀岂能言表？
感谢崇明县委、崇明县政府的关怀和支持。
感谢为这本书提供种种意见和资料的朋友们。
感谢文怀沙先生为这本书作序并题写书名。
感谢作家出版社诸公印制这本赚不到钱的一个沙岛的乡土叙事作品。
感谢已成孤本的《崇明县志》的编著者，如果没有先人的优美的文字，翔实的记录，我肯定无法完成这部作品。
我曾有幸获邀为《在台湾的崇明人》一书作跋，其中的最后两句是：故乡在，故我在。我不在，故乡也在。
《崇明岛传》写毕，我又写了一首长诗《重归大芦荡》，以诗的最后一句为这篇短文作结：“虽千万人吾往矣，重归大芦荡。”
2009年1月末，己丑新正
于北京一苇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