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蒋介石送走张学良以后，进剿红军的各路部队相继传来了失败的消息。
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蒋介石先后调集了十一个师又三个旅，并配属三个航空队，共十万人的兵力。可为什么会败在不足四万人的红军的手下呢？尤其当他获悉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连同所部九千余人全被歼灭以后，他真猜想不出这支红军究竟强大到何等的地步；待到以亲信何成浚为武汉行营主任、以李钟鸣为督办，调集近十万人马对鄂豫皖苏区“围剿”失败以后，他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劲敌不是冯玉祥和阎锡山，也不是李宗仁和汪精卫，而是朱毛红军。遂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约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但令他震愕不已的是，红军在半个月中横扫七百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他的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自黄埔建军以来，东征陈炯明，北伐吴佩孚、张作霖，西讨唐生智、李宗仁，中原大战冯玉祥和阎锡山，虽说都曾有过险情出现，但从来投有写下过连战皆败的战史。他找不到答案，又绝对不允许红军在他的后院点火，怎么办？他借着张学良坐镇江北之利，又做出了第三次“围剿”江西红军的部署。
端纳已经到达南京多日了，蒋介石由于为着进剿红军伤脑筋——说得准确一点，没有借以显示自己军威的消息向这位洋大人吹嘘，故一直没有晤面恳谈。蒋介石就要御驾亲征了，再不和这位鼎鼎大名的端纳谈一谈，似觉有失礼仪。为了表示他的热情，在宋美龄的建议下，遂把端纳请到家里做私人谈。
端纳就其政治信仰而言，是坚决主张反共讨赤的。但就其肩负的战略任务来说，是尽力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者独吞中国，并设法把国民党的中国纳入英美的轨道。另外，他在中国近三十年，对各阶层——尤其是农民和下层的黑社会有着较多的了解。在这一点上，他比当时国民党的政界领袖知道得还多。他来到南京以后，在这段赋闲的时期，对组建不久的中国工农红军做了调查和研究。因此，他和蒋介石坦诚相见，给予了批评。正如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专著中所记述的那样：“他坦率地批评蒋和美龄对中国的了解太狭隘。他指出，委员长对自己的国家所知甚微；他没有到各省去看一看。蒋在对付军阀和管理自己的军队方面也许是很内行的，但是他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些什么。他依靠的完全是下属向他汇报的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他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布命令。
“而在另一方面，在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区，毛泽东正在农民的支持下建立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问题和渴望，相信他们的潜力，同时寻求他们的支持。端纳争辩说，委员长如果不同样了解‘他的’人民，那么是不能进行一场有效的反共运动的，也不能指望统一全国。他应该出去走一走。尽管他不喜欢乘飞机，但他也应该利用飞机到农村去闯一闯。他可以把美龄带上，让她去同传教士说话。
“结果蒋进行了长途旅行，有时还是冒险的旅行，但在这过程中，蒋仍然一筹莫展，不能唤起人民大众的支持。”
蒋介石刚愎自用、目空一切是少见的，他从不检查和红军作战失败的原因。据说在他的晚年看到了白崇禧总结“围剿”红军失败的这段文字：“……毛泽东改变战略以农村包围城市，组织民众，提倡党政军一元化，化整体为有机体。凡共军占领区以内无论老弱妇孺都要接受政治、军事之训练，甚至残废者也要接受谍报之训练。因为有此种顽强严密之组织，故能实行总体战，造成广大的作战面，国军凡入其地区，缺乏基层组织，物质之供应、消息之传递，完全陷入绝境。”“检讨此战役失败之原因有：（一）轻敌，当时共军之兵力有第一、二、三、四等四个军团，在民间又有严密之组织，但我方在三路军尚未集齐前，便下达攻击令，所以造成十八师全师覆灭之惨局。（二）共军战术是总体战，我军则是纯军事战，我军墨守成规，以旧式战术对新式战术，其优劣胜败不问而知。”他依然是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破口大骂：“一派胡言！如果不是你们和我分庭抗礼，共党绝不会在大陆为患！”
蒋介石在王冠与皇权的面前，还经常扮演一位利令智昏的角色。虽说他在江南“围剿”红军迭遭失败，但他依然没有忘记利用张学良在江北造成的和平局面，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他在戴季陶、张群等谋士的鼓动下，遂又举起了“约法”的大旗，向着总统的宝座进军。这又遭到了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反对，引出了有关“约法”的蒋胡之争。胡汉民不忍于听张群滔滔不绝地阐述“立宪救国论”，遂起身据理力驳：“我并不是不主张约法和宪法，并且我深信是为约法、宪法而奋斗的。实在说一句，当我开始反对满清，提倡民权主义的时候，还不知道你们在哪里！我在立法院，未尝不可制订一个约法、宪法来，但立出一个约法、宪法来，是不是就算实行了民权主义呢？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就是有了一些，又因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和宪法。”
在蒋介石眼里，胡汉民如此而为，是为了和他争夺总统的位置。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总司令官邸软禁了胡汉民。在历数了胡汉民在党务、政治、经济各方面与蒋为难的罪状以后，要求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愤然绝食，要求和蒋介石当面理论。关于蒋、胡会面的情形，程思远先生做了如下的记述：
午夜12时，蒋介石来了。王世和持枪侍立。“你近来有病吗？”胡问蒋。“没有病。”蒋答。
“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胡笑笑说，“你给我的信，我已经看过了，你强加给我那些罪名，究竟根据什么？”
之后，蒋、胡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舌战。
胡汉民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蒋介石止住他道：“胡先生反对我，我只是……胡先生何以反对张汉卿！”
“反对汉卿什么？”
“胡先生不赞成给汉卿做陆海空副总司令。”
“不错，我的确不赞成。我不赞成，为的是顾惜国家名誉。领导政府，不应当自己为郑庄公，把别人当公叔段。你这一套把戏，施之于冯焕章，施之于阎百川，又施之于张汉卿，我以为不对。我以行政治军，用不着这种卑鄙手段。”
最后胡汉民表示要辞职不干。
“胡先生能辞职，很好。我蒋某人断不肯冤枉胡先生。”蒋介石一面说，一面拍着胸口。
最后蒋介石只好说：“夜深了，胡先生还是先歇息吧。”说罢便出门去了，王世和也跟了去。
这一晚胡汉民被软禁在蒋的总部里，通宵未睡。次日便由吴思豫、邵元冲等率十多名军警把他押送到汤山去了。
三月三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举行纪念周时正式宣布扣留胡汉民。他说：“胡汉民同志负党国重任，不应私自越法失言，淆惑人心。今引咎辞职，中央自当念其过去劳绩，虽不忍坐视姑息，亦不忍其毁弃已往历史也。”……
蒋介石扣留胡汉民的行动，引起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为他始料所不及。李宗仁依赖他这一措施，才能从局处南宁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收复桂东富庶地区，进而与陈济棠紧密合作，形成割据局面，以与蒋介石唱对台戏。
在胡汉民手下大将、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的策动下，铁道部孙科、南京市长和新任立法院长林森先后离开南京南下广东，继而隐居天津、上海、港澳各地。原来反蒋的国民党人也陆续到粤，酝酿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历经多次洽商，两广表示真诚合作，遂在广州树起反蒋旗帜，并发出了措辞严厉的讨蒋檄文。在列举蒋介石犯下的三大罪状之后，又在该通电的最后指出：
“总之，现蒋氏之罪，至今已暴露无遗，同志等夙昔之休容，冀其幡然悔悟，戮力国事者，至今日亦成绝望。循此以往，则总理艰难缔造之事业，人民为革命无数之牺牲，以及我武装同志积年之奋斗，其结果只造成个人之地位，而以阴贼险伪之人，觍然民上，中国数千年固有之道德，总理所力图恢复者，已供其断丧无余，腾笑列邦，见讥后世，天下痛心之事，孰有甚于此者！默察今日中央已为蒋氏所支配，政府被其一系所割据，政治日益腐败，为人民所厌恶，泽如等诚不忍党国与之偕亡，职责所在，更难缄默，古人有言，心所谓危，不敢不告，用函列其罪端，提出弹劾，以俟公决。唯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亡。”
蒋介石再次处于进剿红军失败和两广军阀重新开战的危机中。他为了击败两广结盟，断然决定召开国民会议；为消灭心头之患的红军，积极准备“围剿”红军的新的部署。但是，这两项计划能否获得成功，关键在于江北的局势是否和平；而取得这种和平局势的关键人物又是张学良。有人说：蒋氏是利用矛盾，消灭异己的能手。这话不无道理。他为了稳住张学良，并使之成为自己对付反对派系的力量，再次邀请张学良南下参加国民会议。同时，还公布了他和胡汉民争论中有关张学良的言论。
张学良获悉胡汉民这些元老不赞成他出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以后，心里自然是很不愉快的。然而当他细心揣摩胡汉民所持的反对理由，又觉得不无道理。尤其想到自比郑庄公的蒋介石把自己当成公叔段的时候，一种愤慨的情绪打心底骤然生起。他毕竟是所谓的“将门虎子”，“未始不把老子张作霖视为偶像，很自然地学着走父亲的军阀道路”。他又懂得这样的道理：在军阀混战之中不使自己沉没，互相借用又是不可少的手段。因此，他那骤然而起的愤慨又渐渐地淡化了。当他再想到胡汉民等人反蒋之终极目的，以及日本人时时都想鲸吞东北的时候，他又自觉自愿地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成为蒋介石镇守长城内外的得力干将。
蒋介石一手把持的国民会议如期在南京召开了，张学良被推上了主席团成员的宝座。国民会议期间，蒋介石为了做给世人看，特设家宴款待了张学良。即日夜，张学良患严重伤寒，生命岌岌可危。张学良为安全计，带病北归，入协和医院治疗。
关于张学良此次病因传说纷纭，堪为千古之谜。从客观的社会效果看，对蒋介石是十分不利的。他为了消除谋害张学良的嫌疑，除公开发表言论关怀张学良的病情，还公然地召见了端纳：“端纳先生！你听到了有关汉卿得病的流言蜚语了吗？”
“听到了，不过……”端纳看了看眉宇不展的蒋介石，“我认为，这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
“是的！是的……”蒋介石急忙连声附和。少顷，他又担心地问，“这不会影响东北军将领的情绪吧？”
“我想是不会的。”端纳充满着感情地说，“蒋主席待汉卿不薄嘛，这都是东北军官兵有目共睹的事实。”
“虽说事实胜于雄辩，可谣言仍旧可以惑众的。”蒋介石长叹了一声，“为了代表我去北平看望病中的汉卿，当然也是为了向东北军的将领说明情况，我希望端纳先生能回到北平去。”
“我是要回到北平去的，但不是代表蒋主席去做说客。”端纳看了看怔然的蒋介石，“我以为像这样的事，还是不说开的为好。”
“对！对……”蒋介石迭声赞同，他转而又问：“你回北平的目的是什么呢？”
“和我们共同的对手土肥原贤二斗智去！”
土肥原贤二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不久被调回东京。蒋、冯、阎上演中原大战以后，他又受命来华，出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开展新的侵华谋略工作。端纳沉吟片刻，又有意地问：“蒋主席，你应当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贤二吧？”
蒋介石当然知道这位土肥原贤二。他当年在日留学的好友，事后曾出任他的私人顾问的铃木贞一，就是土肥原贤二得力的助手。中原大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听说土肥原贤二把阎锡山接到天津，偷运到大连，托庇于关东军的卵翼之下，静观中国政局的变化。如今南国又揭起了反蒋大旗，这位天津特务机关长又将在华北作何谋划呢？他不无担心地问：“端纳先生，这位土肥原机关长会做些什么手脚呢？”
“据我所知，他正在平津秘密策动北洋派大同盟。”端纳有些沉重地说。
“何为北洋派大同盟呢？”
“土肥原趁着蒋主席无暇相顾北方之机，计划吸收原属北洋派的旧军阀参加，并以段祺瑞、吴佩孚为领袖，在华北结成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主席的同盟。他们伺机在华北制造混乱，妄图把日本的势力由关外扩张到华北一带。”
蒋介石听后大吃一惊，暗自骂了一句“贪得无厌！”然而当他想到北洋元老吴佩孚此刻流亡在川，段祺瑞息影政坛有年之后，又暗自鄙夷地说：“这是两个立不起来的天子！”他漠然地笑了笑，不以为然地说：“我看土肥原的计划是难以得逞的！”
“蒋主席的根据是什么呢？”
“请问吴佩孚靠什么出川呢？”蒋介石暗示了把吴佩孚困在蜀地的设想，接着又说，“段祺瑞是个老亲日派，自打五四学潮以后，他的威望日渐消衰，到今天，他还有多大的号召力呢？”
“蒋主席说得不无道理！如果中国结成汪精卫和吴佩孚的南北联盟呢？”
蒋介石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想到吴佩孚在北洋各系军阀之中，仍然不失之为一尊偶像，可以利用他招兵买马，和两广军阀拥戴的党魁汪精卫结成反蒋联盟。果真如此，全国的局面就不堪乐观了！因此，他又习惯地蹙着眉头陷入了沉思。
“蒋主席，你应当知道蛰居大连的阎锡山也在蠢蠢欲动的消息吧？”
蒋介石当然清楚阎锡山的情况。近半年以来，他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当年士官学校的师兄板垣征四郎，以及石原莞尔等人频频往还，共同谋划着东山再起的大事。一旦他由大连返回太原，被张学良改编的十万晋军也会举起反蒋的大旗，如果他也加入汪吴合作的阵线，全国的局势就越发的危艰了！
“蒋主席，时下最危险的人物是投诚的西北军将领，像韩复榘、石友三这些有奶便是娘的勇夫，一旦看到全国出现不利于蒋主席的局势，或者日本人给了他们更多的好处，他们一定会倒戈反对中央的。”
这时，蒋介石又想起了用金钱、地位收买韩复榘和石友三的往事，他禁不住地暗自说：“为了金钱和地位，他们可以杀恩师辈的人物冯玉祥的回马枪，又为何不可以和我蒋某人反目呢？”此刻，他的脑海屏幕上出现了这样一幅军事实力对比图：两广为李宗仁、张发奎占有；湘、鄂、赣、豫、皖等省为红军的一块块根据地；山西为阎锡山的复活地；中原数省为北洋派元老和西北军的降将的地盘……他们手中的武器共同指向了南京，指向了他蒋介石。面对这空前险恶的危局，如何才能化险为夷，分而歼之呢？他又想起了张学良！也只有在这时，他才真的明白端纳说的这句话“和我们共同的对手土肥原贤二斗智去”的寓意。他沉吟良久，十分恳切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