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事出无奈，感伤地说了一句“解铃尚需系铃人！”遂决定再次亲自会见这数以万计的学生。他走到国民政府门前，看到淋得像是落汤鸡的学生巍然挺立在门前，虽说一个个冷得打着牙巴骨，可每个人那肃穆的表情却令他生畏。他看到这群情激愤的场面，知道众怒难犯的道理，他慷慨陈词地讲了一番救亡抗日的大道理以后，旋即又施展欺骗的手段，答应三天之内宣布出兵抗日。学生生怕上当，要他当场签字。他借口“回去写！”乘机溜走了。
与此同时，汪精卫利用这一形势于十二月三日，在上海法租界大世界共和厅召开了汪记国民党四大；胡汉民在广州结束了胡记国民党四大，并于十二月四日正式成立了胡记广州中央党部，并派孙科等三人北来上海，向汪精卫传达粤方的要求：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如到十二月二十日蒋介石还不下野，胡、汪两派中央委员就在上海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蒋介石面对党内四面楚歌的危局，仍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强行在南京组成了中央临时委员会，电请粤方中委速到南京开一中全会，妄图把胡记、汪记的中央委员都综合到他的中央里去。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了，但胡记、汪记的中央委员拒不出席，在党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逼蒋下野的运动。这时在北平、在上海、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更大的抗日狂潮，时时都在冲击着蒋家王朝的大厦。加之，上海和南京都在纷传蒋介石当年访日和日本达成的出卖中国东北的协议，使得蒋介石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宋美龄几乎是天天在说：“我们怎么办吧？”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著作中说：“每当遇到这样一种日益恶化的局面，蒋总是发现运用打太极拳的办法很有效。当进攻者逼近而打过来时，防守者向旁边一闪，进攻者扑个空就跌倒了。”他终于做出了第二次下野的决定。
蒋介石决定下野的当天晚上，在私人官邸召见了亲信和朋党张群、戴季陶、何应钦、何成浚，以及他的大舅子宋子文等人。蒋介石怀着怆然的情感，开门见山地说罢下野的决心以后，宋子文第一个起而发言：“我赞成下野，但下野是为更好地上台做准备。这方面传贤老是有经验的。”
传贤老即为戴季陶。“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出任外交委员会主席，提出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和日本开战的主张，被蒋介石定为既定的国策。时下，蒋介石就要下野了，为了置进攻的政敌于死地，他以藐视的口吻说：“南京的宝座交给汪、胡二位先生来坐，我们派人去各省做官。其中，尤其是江、浙两省的父母官，必须由我们的人来当。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的见解，就此做出决定。”
与会者都是蒋介石的智囊、谋士，对戴季陶的主张是心照不宣的。很快就做出了如下的决定：顾祝同出任江苏省主席；鲁涤平出任浙江省主席；熊式辉出任江西省主席兼民政厅长；邵力子出任甘肃省主席；而贺耀祖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甘肃、宁夏、青海等省的宣抚使。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很好，很好！我只想提醒诸位一句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既然在我尚未下野之际做出了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衔命的同志都要以急行军的速度赶赴任上。”
“这点很重要！”戴季陶加重口气地补充了一句，旋即又说，“敬之、雪竹是带兵的。我想二位是懂得有兵就有权这句老话的。我希望二位做到唯蒋公之命是从！”
“一定！一定……”何应钦与何成浚匆忙站起，迭声答道。
“这样一来，京畿和江浙都置于我们的手中了，无论是谁登上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把交椅，日子绝对不会比我们下野的蒋主席好过。”戴季陶冷淡地笑了笑，巡视了一遍与会者赞同的表情，又说，“做到这些并不难，但这并不能迫使汪精卫和胡汉民二位先生觉悟。我认为蒋主席复出的钥匙是操在子文手里的。”
与会者都明白这句话的寓意，不约而同地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了宋子文。蒋介石冲着自己的财神爷——大舅子点了点头说：“快把你手中的万能钥匙拿出来吧？”
宋子文手中的万能钥匙是什么呢？是钱！宋子文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了，声调平平地说：
“蒋主席离职以后，我立即辞去财政部长之职。我希望不把金库的财产留给赶我们下台的人用，而是为了蒋主席复出做准备。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还要把财政部的文件和档案一并移往上海，这样的结果嘛……”
“就让视权如命的汪、胡二位元老赤手空拳地当主席吧！”张群一语道破了天机，与会的朋党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张群沉吟片刻，又得意地问宋子文，“依你之见，他们上台以后能支撑几时呢？”
“最多三个月！”宋子文斩钉截铁地答说。
“我看还可以再添把火！”何成浚老谋深算地说，“当兵人就要吃粮，蒋主席离任以后，百万大军一齐向国府要饷、要粮，一旦演成兵临城下的好戏……”
“他们自然就会哀求蒋主席复出，收拾这盘残棋了！”何应钦突然接过话碴，抢先地做了结论。
蒋介石愁容即逝，满面生辉。但是，当他看了看身边的谋士、战将多为亲日派的首领，遂又提高嗓门说：“请诸位注意，抗日这面旗帜不能丢，还是由我们举着的好。我想以在野的身份召开‘国难会议’，诸位意下如何？”
“好！好……”与会者异口同声地说。
权且放下以退为进的智囊会议，再看看独居卧室的宋美龄又在想些什么？
宋美龄是个理想主义者，有点经不住这突然下野的打击。这些天来，蒋介石经常发脾气，且又很少和她说心里话。她清楚自己的毁誉是系在蒋介石身上的。蒋介石位尊至极，她就可以平步青云；一旦蒋介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她也只好跟着当一名屈死的鬼了！因此，她从开始和蒋介石斗气，一下又转为政治上的贤内助，就说生活上吧，待蒋介石也是百般温柔。她唯一的希望，是蒋介石从她的温柔的爱中解除烦恼，把精力用在东山再起上。同时，她又施展自己的手段，调动财神爷兄长宋子文的能量，为即将诞生的汪记胡记新政权设下财政陷阱，和江浙财团一起抵制新的政权。她尽管从蒋介石下野的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但依然在室内焦急地等待着会议的结果。
夜很深了，蒋介石方才走回卧室。宋美龄一看蒋介石那轻松的表情，便迫不及待地说：“上帝一定给你带来了吉祥如意的福音！”
“是的！是的……”蒋介石突然感到那样的轻松，主动地挽着宋美龄走到沙发前，依偎着坐在了一起。他简单地叙述了会议的结果以后，又笑着问：“夫人，你说我们还应当做哪些事情呢？”
宋美龄茫然地摇了摇头。
“一、我要杀人！”
“什么？你要杀人……”宋美龄震愕地望着猝然变色的蒋介石，“你要杀谁？”
“邓演达！”
邓演达，字择生，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追随孙中山革命。他积极拥护三大政策，并为黄埔军校的七人筹委之一。北伐开始，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殊多功勋。蒋介石叛变革命，邓演达力主东征讨蒋。大革命失败后亡命国外，在欧洲游历考察。不久前归国，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积极地从事反蒋活动。由于叛徒告密，于八月十九日被捕，并解送南京关押。在此期间，宋庆龄四处奔走，希冀蒋介石释放邓演达。因而，宋美龄听说要杀邓演达，急忙反对：
“杀邓演达不行！方才，我二姐还打来电话，强烈要求你释放他呢！”
“哈哈……”蒋介石冷笑过后，又阴狠地说，“就是上帝来讲情我也不允！杀邓演达，是为了给汪精卫和胡汉民点颜色看。夫人，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宋美龄惶恐不安地，“你第二件事要做什么呢？”
“我要学着雍正皇帝的样儿，建立我自己的军机处。”
“这和欧美诸国所倡导的民主政治……”
“大唱反调！对吧？”蒋介石蓦地站起身来，漠然而笑，“夫人！不要忘了我们脚下的大地不是美国。我愿把雍正皇帝自书的一副对联送给你：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宋美龄不语了，她第一次感到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是那样的逊色于蒋介石。
“夫人，谁对我下野最为高兴？”
宋美龄想起了许多政坛宿敌，似乎感到他们都露出了欢欣的微笑。但是，当她想到张学良的时候，又禁不住地想起了蒋介石借逼张下野，达到瓦解、消灭东北军的计划。历史竟然是这样的无情：蒋介石却被逼下野了！她痛苦地沉吟了片刻，有意避其所问，又以反问的口吻说：“达令！你下野的消息公布以后，那位少帅的日子会好过些吗？”
“欲加难过！”
“为什么？”
“卖国的罪名都飞到他的头上去了。”
“这样一来，你的逼张下野，借以消灭东北军的计划还能实行吗？”
“能！一定能。”……
十一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引退下野了，他和宋美龄乘专机回到了故居溪口。
十八
正如蒋介石所预言的那样，张学良的日子愈加难过了。
“九·一八”事变的枪声犹如惊雷，炸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的灵魂，全国人民共同呐喊出了一个声音：同仇敌忾，救亡抗日。这声音就像是永不消逝的怒吼，时时回响在张学良的耳际，他那过于脆弱的心弦就要被震断了！然而他那颗热爱故乡父老的良心没有泯灭，天天带着一种屈辱之情会见各方要求抗日的代表，借此向全国人民表白自己的心。
他在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代表们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
他在召见东北籍旅平学生会的代表说：“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现以二事与同学们相约：（一）请你们尽力研究中日间的条约关系和妥善解决途径，有何意见，可随时函告；（二）有愿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告，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
他对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说：“我爱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动员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
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是看重抗日行为的。就在张学良对于东北问题，国难家仇，痛苦极深，战乎？和乎？矛盾丛生的过程中，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逐渐落于日寇之手。作为东北最高行政长官——并统帅数十万东北军的张学良是难逃国人、乡亲唾骂的！加之手下不过万人枪的马占山揭竿而起，遂成了一时的抗日民族英雄，各界人士送给张学良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也是理所当然的。面对这国破家亡的危局，他张学良就是满身是嘴也讲不明、道不白了！
随着土肥原贤二秘密来津策动爱新觉罗·溥仪离津出关，从此满洲独立的风声四起，一切寄托于国际联盟解决的幻想破灭了，愤怒的人民——尤其是沦落为亡国奴的东北人民把历史的罪责全部推到了张学良的身上。而请求抗日救亡的各界人士络绎不断，几乎就要把顺承王府的门槛踏破了！
初冬的京城寒风袭人，冻得稀疏的行人抄着手、缩着脖，连走路的节奏都加快了许多。虽说顺承王府各座厅堂卧室之中温暖如春，但各屋的主人却都像遭了霜打似的，连一点精神都提不起来。今天早上，张学良简单地用过早点，就又用心地翻阅蒋介石的下野通电。有顷，副官谭海慌忙走进，双手呈上几张名片，有些紧张地说：“副总司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几位负责人请求拜见。”
张学良仔细地查看名片，知道求见的是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卢广绩等人。他清楚这些求见者非等闲之辈，都是东北流亡北平的知名之士，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今日相约来访，很可能是向自己兴师问罪，甚至是逼迫自己举旗救亡。见吧？不知该如何答对这些爱国志士的质疑；不见吧？实在找不到拒见的正当理由。一时之间，各种滋味又扑向心头。但用心一品尝，似乎只有“无脸见江东父老”这句话能够概括他矛盾的心情。可是当他的目光再次落在杜重远的名片上的时候，他禁不住地慨然长叹了一声，郑重地说：
“请把杜重远先生等人带到会客室相见。”
杜重远，吉林省怀德县杨大城子人。早年考取官费留日，抱着“提倡实业以救中国的愿望”离乡东渡，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学习。毕业归国后决心经营瓷业，以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老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奋斗，终于创办了肇兴窑业公司。他聘请技师，从国外购置新式机器，采用新方法烧制瓷器。他领导生产的瓷器色泽优美，花纹新颖，行销东北各地。与此同时，他热心社会活动，被推为奉天省总商会副会长，并在张作霖的镇威上将军公署里挂一个秘书头衔，和张学良结为挚友。为抗议日本在东北各县增设领事馆，他曾发动和组织数万人进行示威和抵制日货运动。日领事冈村企图以高官相诱，他愤怒地拒绝道：“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为生命。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视他为反日首领，到处缉拿，他不得不忍痛舍弃经营了八年的实业，全身心地投进抗日救亡的事业中。不久，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政治部副部长。正当他四处游说，八方串联，发动群众，支持马占山抗战的时候，越来越不明白老朋友张学良在想些什么。为了启发这位少帅重整山河，遂邀请东北籍的志士同仁登门拜访。
“都不是外人，请随便落座。”张学良以东道主的身份招呼来访的客人。虽说他尽量装出分外热情的样子，可话语之中依然流露出了难堪的情绪。这时，随侍给客人们献茶，他又热情地说：“用茶！请用茶……”
杜重远看着张学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难受样子，神态严肃地说：“汉卿！都是自家人，不要这样客气了，你也请坐吧。”
“好！好……啊——嚏！”张学良猝然打了一个喷嚏，旋即又涕零不已，难以自抑，只好取出一方洁白的手帕捂住了嘴鼻。
“总司令！”谭海一步跨进客室，提醒地，“您应该进屋注射针剂了。”
“是！是……”张学良又打了一个喷嚏，歉意地说，“对不起，请诸位稍候，我去去就来。”遂在谭海的搀扶下走出了会客室。
杜重远等人相约来访的目的，是力促张学良高举抗日救亡的义旗，率领几十万东北军官兵打回老家去。大家一看他这副狼狈的样子，真可谓是气不打一处来。趁着冷场的空当，大家又很自然地发起了牢骚。那时的人火气就是大，因而越说越生气，越生气说的话就越难听。正当过于激动的阎宝航重拍桌面，站起身时，只见张学良怒眉冷对地站在了门前，阎宝航大声地指责：
“俗话说得好，强将手下无弱兵！像你这个样子，怎能带兵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又如何收复失地，解救沦为亡国奴的父老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