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下榻于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他指挥所部“围剿”徐海东、刘志丹率领的红军，出他所料的是一一○师在劳山被歼，师长何立中阵亡；一○七师六一九团在榆林桥附近遭受严重的损失，团长高福源被俘。他于失败的痛苦之中研读吴伟业著的《绥寇纪略》，想从明朝将领孙承忠、洪承畴等败于李自成手下之史实中，找到一些可供借鉴的历史教训。但他依然未能悟出其中的真谛，继续向部下宣讲这样的道理：
“我们的老家是东北，已被日寇占领，日寇正阴谋积极向关内侵略，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应当举国同仇，抵抗日寇。但共产党却偏偏要捣乱，我们要抗日，他们就在后方扰乱，使我们无法集中力量对日作战。我们不能两面作战。日寇是强大的，我们必须集中全国力量，联合友邦，才能把他们打败。而要集中全国力量，就非把捣乱的共产党消灭不可，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为东北军的前途，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不畏艰险，奋勇直前，完成剿共统一事业，然后出师抗日，集中全国力量，打败日寇，收复东北，返回老家……”
不久，他又获悉当年的顾问土肥原贤二衔命来平津，准备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这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尤其是在东北军的爱国将领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张学良对于“平津二市常有汉奸、流氓组成的队伍，夹杂着日本浪人，打着各色旗号，在街头胡乱叫嚣，甚至袭击国民政府机关”十分愤慨。当他听到日本军队加紧在平津近郊进行军事演习，坦克军队纵横街衢的报告以后，当即挥毫疾书，草成一信，“叫参谋王殿禾乘车去北平，把信面交北平分会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瓒和宪兵司令邵文凯，命令他们，如日寇在北平发动事变，一定要誓死抵抗，不许退却”。
正当张学良对“剿共”、救国发生激烈的思想冲突的时候，抗日救亡的知名人士高崇民来到西安，并带来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关于这封信的背景和内容，当事人曾做了如下记述：
杜重远因“新生事件”被押于上海曹河泾苏州第二监狱，以舆论关系，颇受优待。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一日，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同去看望。大家利用这个在狱中共同会谈的机会，研讨了国内政治形势，咸认为，蒋介石坚决执行“先安内后攘外”和不抵抗政策，断送东北、华北，以保持四大家族小王朝，而东北军被命令参加“剿共”，是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同时消灭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因此，我们东北人民为打回老家、收复失地打算，必须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保存实力，准备抗日，否则，东北军如被消灭，则复土还乡，更无希望。基于这样的共同认识，大家当时便联名写给张学良一封沉痛的信，提出停止“围剿”、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主张。适逢胡愈之亦来看望杜重远，他也和大家一起力促高崇民赴西安一行，送达这封信并对张学良进行说服工作。
张学良阅毕这封来信，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紧紧地握住高崇民的双手，异常激动地说：“近期我将赴南京出席四届六中全会，到时我一定去探望杜重远先生。”
就在张学良成行的前夕，突然获悉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进抵陕北。顷刻之间，他又想起了东北军与徐海东、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交战的惨痛教训，使他省悟到：“政府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而在外敌侵略下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这样必然失掉人民的支持，结果将是政府与人民同归消灭。”经全面的分析，他做出了如下的决定：
通令所部在开会期间不许有所行动，以便在政治上有所活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一百多人，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反蒋派的领袖人物冯玉祥、阎锡山、陈济棠等均出席了会议。早上七点，大会代表依照惯例上紫金山中山陵谒灵，以示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忠诚信徒。九点钟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由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后，代表们步出大礼堂，集中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等候合影。蒋介石以不安全为由拒绝出席合影，晨光社记者孙凤鸣遂演出了刺杀汪精卫的好戏。有意思的是，一声枪响，秩序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人杰滚到了地下，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吓得钻进了停在旁边的汽车底下。第一个起而和刺客孙凤鸣搏斗的是国民党元老——文官张继，下掉孙凤鸣六响左轮手枪的则是张学良。而汪精卫则代蒋介石倒在了血泊中。四届六中全会以此开场，就可想象出是如何收场的了。
华北自治的风声越来越紧了，吹得待命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无心讨论所谓的政治报告，都在私下议论“华北向何处去”。张学良面对此危局，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他所希望的国民党五全大会，应是誓师救国抗日。但蒋介石却在“对外关系之报告”中强调对日关系“当为最大之忍耐”，并公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会后，张学良仰天自语：“华北休矣！”
是日夜，张学良心情惆怅地回到下榻之处，咣当一声，关死了屋门，独自走到背阴的窗前，痴然地望着一动不动的北斗七星，暗自思忖下一步应该走哪条路？突然，随员何柱国将军未经通报推开了室门，他蓦地转过身来，一看何柱国将军那惶恐的神色，冷静地问：“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报告总司令！西安总部发来急电。”何柱国边说边双手呈上电文。
“念！”张学良说罢肃然双手叉腰，在镇定地听着。
“董英斌部牛元峰师自合水东进，在直罗镇中共党伏击身死，所部损失惨重！”
“胡闹！”张学良握拳向空中猛地一击，失态地大吼，“我行前明令严申，在开会期间不准行动，他们为什么要违令行事？！”
何柱国将军追随张学良有年了，从未看见过这位意气风发的上司发过这样的脾气。他下意识地并拢双腿，成立正姿势，望着快速踱步的张学良，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传我的命令！”张学良倏然止步，“立即飞回西安，从严查处！”
张学良心急如焚，“匆匆告知何柱国随行，并未询问气象状态，即自南京起飞，一路在云雾之中，盲目飞行，飞机又无定向设备，按时间与距离计算约达河南平原之时乃猛降低飞，才找到平汉铁路。飞机离地不过二百公尺，沿平汉路北飞找到黄河，再沿黄河西飞。过孟津以后，河曲山高，云重谷狭，不能辨别前景，危险万分，最后才找到洛阳降落。是日大雨不止，翌日改乘火车返陕。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今后行动方针，总部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意，又因鄜州粮食较丰，遂贸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为斥责”。
入夜，张学良闷闷不乐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赵一荻似乎知道了他的心事，温柔地说：
“事已至此，你再震怒三次，也不能让牛师长死而复生啊！”
张学良倒在沙发上叹息不止，他望着送来香茗的赵一荻，破例地如是说：
“小妹，你说该怎么办吧？我赴陕剿共不足两个月，相继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的兵力，照这样下去，我的东北军还能支撑几日呢？”
“说老实话，我也为此事想过不少时间了，”赵一荻看了看蹙眉品茗的张学良的表情，“可我一直想不明白，红军为什么这样厉害？你手下的东北军又为什么这么没有战斗力？”
“咳！一言难尽……”张学良放下盖碗香茗，近似自语地说，“还是谈点现实的吧，我从何处补充这三个师的兵力呢？”
“这还不好办！”赵一荻很是轻松地说，“请你的盟兄——蒋委员长拨给三个师的编制，不就全都解决了吗？”
“对！我回南京找蒋委员长去。”
但是，蒋介石的答复却令张学良愤慨不已：“中央没有机动兵员，所损三个师的番号自行取消。”张学良虽然知道了蒋介石要他“剿共”的真实目的——消灭红军的同时消灭东北军，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坚决“剿共”的蒋介石，此刻也在私下和共产党商谈合作的事情！
随着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担心自己重蹈“九·一八”事变的覆辙——被迫下野出走，他抢先举起了所谓的抗日救亡的旗帜，违愿地下令中止张群—川樾谈判；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他迫于全国各界人士的压力，明令通缉；与此同时，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美等国基于自己在华的利益，从过去的观望态度转变为反对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公然声明，对华北五省自治不能熟视无睹，呼吁各国对“庄严缔结的条约规定加以尊重”。英国外相贺尔发表演说，表示“最近华北方面阴云密布，使英国政府大为忧虑……”为了支持蒋介石对抗日本，答应借款给南京政府改革币制。
蒋介石是懂得远交近攻的战略的。谁能遏制日本侵略日急的势头呢？唯有苏联，遂提出和苏联订立军事同盟条约。他适时地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并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高兴。”之后，他委派亲信陈立夫秘密负责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命令邓文仪在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会谈。他的这些做法的目的是：转移攻击他的矛头的同时，希望能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并通过苏联的影响抑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就在北平爆发伟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时候，他不顾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为适应日本的“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命令何应钦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结果是华北就要变成“满洲”第二了！
面对这样的局势，张学良为了解除自己思想中的苦闷，寻找正确的救国之路，决定在五全大会闭幕以后，托故去上海，设法秘密约会老朋友杜重远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