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阅罢周恩来的亲笔信感慨良多。他对刘鼎说：“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张学良说罢又联想起官场中的人际关系，有些伤情地叹了口气，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它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我以为中国的事从此就好办了！”
张学良兴致勃勃地回到西安官邸不久，副官谭海就神秘地赶来，报告杨虎城所部早就和红军取得了联系。这对张学良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沉吟片刻，郑重地问：
“有可靠的证据吗？”
谭海正欲回答，侍从匆忙走进，报告杨虎城将军求见。张学良闻之一怔，忙又热情地说：
“有请！”
如果说张学良随着父亲张作霖由反共讨赤起，艰难地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那么杨虎城刚好与之相反，就在张氏父子杀害革命先驱李大钊等先烈不久，他曾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此，米暂沉同志曾这样记述：
杨虎城从与魏野畴结识后，长期与共产党人接触与合作，他对共产党人救国救民的主张和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甚为钦佩。特别是在豫东、皖北期间，他和魏野畴、南汉宸等人的密切交谈以致全面合作，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国民党走向反动之后，他已对国民党失去信心，认为中国革命只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继续进行。这时，杨、魏二人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杨在大政方针上均听从魏的意见，并向魏保证他决不清党，成为当时的“杨魏同盟”。他不仅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表示了与共产党坚决合作到底的信念，到达皖北后，还进一步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据南汉宸同志回忆，杨虎城还曾几度向他提出将第十军逐渐改编为工农红军，用共产党员彻底改造刷新部队。特委的几位负责人对他的这一思想上的飞跃感到十分兴奋，当即向上级党组织做了汇报。魏野畴表示愿做杨虎城的入党介绍人，并写信给在上海的党中央说：“杨虎城是一位革命将军，他有坚定的革命决心，他表示愿与我党合作到底，他是绝对被掌握在我党的手中。”南汉宸则表示他可以负责向河南省委报告。但是，“八七”会议之后，党内在纠正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同时，“左”的指导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这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把一大批同情革命和同情共产党的中间力量关在革命的大门之外，并在一些条件尚不成熟的地区仓促暴动，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杨虎城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提出的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也就未能得到党的上级组织的批准。
……
不久，杨虎城不愿追随蒋介石、冯玉祥反共，遂脱离部队，东渡日本，寓留东京。这时候——一九二八年中共中央《致东京市委信》中明确指示：“杨虎城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加入手续如下：须三个同志的介绍，候补期为半年。再望你们与他谈一次话，……”由于东京市委人事更迭，未能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致使杨虎城入党之事成为历史的遗憾。是年十一月，杨虎城回国，此后再也没有申请加入共产党。
杨虎城统率十七路军以后，和共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在南汉宸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特务活动，主动掩护共产党人，收留共产党员在其部队中工作，并“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合作反蒋的协定等等”。
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西之后，不可避免地和杨虎城及十七路军开始了客军和地方军间的矛盾。蒋介石利用这一矛盾，使张、杨两部互相牵制，从而加以操纵。如何变敌为友或变被动为主动呢？他一方面静观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又想到了刚刚进抵陕北的中央红军。
杨虎城和红军建立联系，几乎与张学良是同步进行的。不同的是，张学良是主动寻找共产党，杨虎城则是由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派汪锋同志等人建立的。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因互存戒心，都是在向对方保密的情况下单独进行的。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二人的行为都被对方的情报人员觉察到了。今天，杨虎城的礼节拜访，就含有探听虚实的意思。因此，见面寒暄过后，就有意识地问：
“据传，张总是很欣赏西方的法西斯主义的，不知近来有否改变？”
张学良当然明白这一问话的真实目的。为了主动地和杨虎城建立和谐的私人关系，坦然地讲出了自己对法西斯主义认识的过程。同时，为了测试杨虎城的政治态度，他遂又不无感慨地说：“讲老实话，我对这个主义产生了动摇，究其原因嘛，不知道在中国能否行得通？”
“我看恐怕还不仅仅如此吧？”杨虎城有意把这个问题向深处引发。
“那你的意见是……”
“人家搞法西斯，是为了对外扩张领土，奴役其他的民族；咱们搞法西斯，是为了对外投降。他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此道能行得通吗？”
张学良清楚杨虎城说的“他”，是指蒋介石，加之杨虎城说话幽默，他只能以笑代答，不能附和其话意往下深谈。他呷了一口香茗，遂又把话题一转，坚定地说：
“那我就改变信仰，愿和杨将军一块抗日救国！”
杨虎城的脸上顿时绽开了笑颜。他和张学良随意地说了几句便起身告辞，行前握住张学良的手，语重情长地说：“你初到西安，对省党部中那班人还不太了解，一定要慎于言行。”
张学良感激地点头称是，这两双不同寻常的手，第一次握得这样紧……
二十五
正当张学良和杨虎城秘密携手，推进联共抗日的时候，蒋介石却更加坚定地执行对日妥协、对内“剿共”的既定方针。
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是多事之时。日本国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二·二六”事变，结果南进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批力主侵华南下的少壮派军官，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等人军权在握，从而加速了侵华南进的步伐。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新的大举进攻，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公布了《东征宣言》，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准备出师河北，与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红军东征的壮举，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欢迎。
蒋介石唯恐红军借抗日之名壮大队伍，遂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国防要地重兵三十三万人马，以陈诚为总指挥，开赴山西，协同阎锡山的晋军阻截、消灭红军。可是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呢？他在日记中曾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倭寇在华北增足一旅兵数，北平乃为其无形之占领，将来收复更费心力矣！
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六月一日爆发了旨在反对蒋介石的“两广事变”。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公然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号，改所部为“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企图争夺南京国民党政府。
与此同时，张学良积极着手执行肤施会谈的协议。他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即使你有干部，也要自己培养新干部，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可以办军官训练团。红大上面将来可以办抗日大学，军官团上面也可以办抗日大学。两边都有抗大，可以合在一起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他先商得杨虎城的同意，以仿效庐山训练团的办法培训干部为词，报请蒋介石批准。训练团于六月开始筹备，由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为副团长，王以哲任教育长。地点在长安县王曲镇，正式名称是长安军官训练团。时人又称王曲军官训练团。
两广事件爆发以后，张学良认为可能成为逼蒋抗日的契机，遂加快了筹办军官训练团的步伐，第一期于六月十五日开学。
军官训练团开办后，“张学良亲自驻团，住在太师洞，这一带多住窑洞，因窑洞潮湿，他砌了砖房。他全神贯注，和学员一起生活，不但给学员讲课，有时一起讨论，听学习汇报，还和学员轮流同桌吃饭，为学员选择了一批救亡歌曲。”对此，应德田回忆道：
训练团使用的饭桌也很别致，值得介绍一下。这是一条挖好的约二十丈长的土桌，两边是挖好的同样长的土椅，吃饭时，大家在两旁对坐。张学良将军和教育长、总队长坐在中间，学员们依次坐在两侧，大家吃的同样是一饭一菜，张学良将军这种与大家同甘共苦的精神使全体学员都很钦佩、很感动。
晚饭吃过，大家坐在一起随便地议论，也是交流思想提高认识的好机会。有一天，谈到日寇侵略，东北沦亡，东北军流离南北，蒋介石屈膝投降、忍辱卖国、抗日无期时，大家的情绪十分激昂悲愤。一个叫黄冠南的营长忽然站起来，眼泪纵横，用沙哑的声音高喊：“请副司令领导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收复东北！”接着，学员们争先恐后发出相同的请求，场上显得又热烈又悲壮。张学良将军内心非常感动，站起身，环视一下四周，他流泪了，但他并未沮丧，他用慷慨沉着的语调说：“大家的心情和意见很好，请大家相信我。我，张学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和大家一样，我不会忘掉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请大家相信我，不要急，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一定能够领导各位走上抗日的征途，披甲还乡，重返家园。”
张学良将军简短地讲完后，大家欢呼声、掌声雷动。这一情景，对于张学良将军，对于全体学员，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教大家唱歌，是利用从西安带到王曲的留声机和唱片进行的，主要是教唱《大路歌》、《开路先锋》及电影《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我们利用午间或晚间休息时教学员们唱。刚开始时，学习的人不多，后来人数逐渐增加起来。有时，我们也到太师洞去请张学良将军和我们一起来唱，张学良将军对教唱这些歌曲非常重视。……鼓励我们要把抗日歌曲坚持教下去，做到深入人心，人人都唱，他还对我们的教法精心地做了指示。唱了几天以后，张学良将军郑重地对我说：“《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这几个歌好是好，但一下子都学，比较难记，全体恐难一时都学会。最好是把《义勇军进行曲》让大家先学会，能合唱。这个歌的意义鲜明正确，曲调慷慨激昂，非常好，鼓动性很强，也较易普及。”
……
简言之，在张学良将军的亲自领导下，王曲军官训练团办成了一所培训联共抗日骨干的新型学校，极大地影响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前进方向。自然，也吓坏了蒋介石派到西安的大小特务。
一天，张学良的参谋长——蒋介石的亲信晏道刚转来了一份绝密材料，是陕西省党部的特务们直接写给蒋介石的情报。此刻，忙于解决两广事件的蒋介石无暇北顾，遂采用了更为高明的手段，以表示对张学良推诚相与，把这些报告的原文抄给了张学良，要他亲自答复。张学良阅罢这些材料，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惶恐不安地自语：
“啊？我的行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啊……”
怎么办？他暗自沉思片刻，遂走到写字台前，提笔给参谋长写了如下这封信，希晏道刚在蒋介石的面前代为说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