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评说的张学良
张学良将军是很自谦的，远在1928年就曾以笔墨自遣：“两字听人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就是到了晚年，他依然借诗明志，写下了这首五言绝句：
白发催年老，
虚名误人深。
主恩天高厚，
世事如浮云。
抑或是暮年的张学良将军真的到了视“世事如浮云”的境界，他多次向新闻媒体坦言，他的一生任人评说，从不答辩。然而由于历史或张学良将军自身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他那光明磊落的一生留下了许多疑点。多年以来，这些疑点不仅成了史学界争论的焦点，而且也很自然地变成我此次美国之行的采访重心。我回到北京之后，向有关的朋友谈了我这次采访的感受，他们认为我有义务把这些采访到的内容，经过适当的剪裁告之世人。我思之良久，遂以我个人的理解为主线整理了如下的事情：
1990年日本NHK记者采访九十高龄的张学良时曾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日本记者：“蒋介石先生在西安会见了周恩来先生，当时张先生您在场吧？”
张学良：“你问到这个事情，很尖锐的事情。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请你不要往下再问我这个事情。不单是我在场，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
日本记者：“您现在能不能稍微讲讲当时谈话的内容？”
张学良：“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我很不愿意回答这个主要的问题。简单说，请体谅我的苦衷就是了。”
日本记者：“宋美龄的回忆录中写了当时宋子文、宋美龄和周恩来三人会谈的情况，您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吗？”
张学良：“当然知道，我就在那里。关于谈话的内容，对不起，我不能讲。当然我也能找个借口，说我忘了，但我不能那样讲。”……
当年，我读到这段报道的时候就曾发出这样的自问：周恩来见蒋介石已经成为历史，蒋、周之间的谈话内容也不会有什么惊人的秘密。如果说宋美龄的回忆录有自嘘之嫌，不足全信，难道张将军就不会想到周恩来会把这次会谈的内容电告中共中央吗？就在今年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的前夕，中央文献研究室发表了周恩来1936年12月25日19时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文。现摘录有关段落如下：
（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在美国采访的时候，我把珍藏在大陆的这通电文的内容告诉了被采访者，并问道：“我用心分析过这些内容，怎么也找不出张将军不愿意回答的原因？”
被采访者（因未征得本人的同意，恕不署名）说道：“我也搞不清楚。王作家，你注意到张将军讲的另外一段话吗？”
“请说说看。”接着，他念了张学良答日本记者的另一段话：
“我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请你们体谅我的苦衷。因为你们两位这么诚意地问这件事情，我简单答两句话，一个是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的口。从我口里说出来就成了自夸自满了。我不想让别人夸奖我。另外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二是我也不愿意伤害人。如果我在这里全都说了，就会伤害许多人。”
虽说他的回答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但这段话又引出了我另外一个话题：“你认为张将军说的不愿意伤害人，如果我在这里全都说了，就会伤害许多人当中，包括哪些人呢？”
“我看就包括周恩来总理。”
“我不同意你的见解。”我说罢沉吟片时，又问道，“你有什么证据吗？”
“海外不少的华人都知道：张将军对周恩来是有批评的。”
“你能说出具体的批评内容吗？”
“不便由我的口里讲出。”
对此，我是存疑的。同时，我也清楚由于政见不同，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历来海峡两岸对有关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事是有着各种传说的。但是，我从来不曾听说过：“张将军对周恩来是有批评的。”为此，我在华盛顿专门采访了王冀教授。
王冀教授的父亲是张家两代重臣王树常将军的公子。从他的名字可知：王冀出生在他父亲出任河北省主席的时候。他现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朝鲜部的负责人，是知名的历史学家。由于他的出身和地位，得以多次拜见张学良将军，是当代不多的了解张将军的知情人。
王冀听了我的提问之后，断然地答说：“绝无此事！”接着，他又向我们一行讲了他亲自听张将军讲的有关对周恩来的评价：张学良佩服周恩来。他一见周恩来就很投缘，认为周恩来政治上很强，有见地，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有周恩来在，心里就有底。“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张学良的那些鼓动他逼蒋抗日的部属都没有了主意。而周恩来一到西安，就说出了令各方都接受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来。如果毛泽东没有周恩来，共产党就不会这么快地得天下。张学良说过：如果周恩来是头，他也支持周恩来。周恩来的头脑很清楚，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大意）。
我认为王冀教授讲的是实情。为了印证王冀教授转述的这些评价，我又想起了张学良亲自对日本记者说的这番话：“怎么说呢，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接着，我有意地问道：“王教授，您认为张将军怕得罪的许多人是指谁呢？”
“我认为主要是指宋氏兄妹宋子文和蒋夫人宋美龄。”王冀说罢沉吟片时又接着说，“张将军与宋家兄妹有着很好的私交，在解决‘西安事变’尤其是在放蒋这件大事上，宋家兄妹是对张将军打了保票的。可是蒋先生回到南京之后，他们在西安说的话都变成了一纸空头支票。而今由张将军的口说出当年的事实，不仅对活着的宋美龄不敬，就是对宋子文的后人也不好嘛！”
我折服于王冀教授的分析，遂赞同地点了点头。
“说到张将军与蒋夫人的关系，张将军还亲口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王冀说到此处有些幽默地笑了一下，“1925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奉系的势力扩张到了江南，张将军也因此到了上海。这时，宋美龄恰好在上海参与基督教会的工作，他们二人就在一个教会的活动中心见了面，并由此相识。因此，张将军很是有些得意地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认识蒋夫人比委员长还早了两年呢！’”
我和我的朋友们听后禁不住地笑了。有顷，我有意地问：“您知道张将军对宋美龄的评价吗？”
“知道，他对蒋夫人是很佩服的，认为蒋夫人是中国当代了不起的女性。”王冀教授很是深沉地接着说道，“实事求是地说，在软禁张将军的问题上，蒋夫人是不同意蒋先生的意见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管束岁月中，如果没有蒋夫人的关照，我想张将军的日子会是很难过的。对此，张将军也是心领神会的。这恐怕也是张将军不愿伤害蒋夫人的原因之一吧！”
“台湾的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宋美龄与宋子文曾提议释放张学良，并由张将军率国军挺进东北，他们还认为果真如此，东北的战局绝不会演变成后来的局面。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事的呢？”我问道。
“据我知，当然也听我的父辈说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山城重庆对释放张将军有两种意见：一是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他们认为无论是从法律的观念出发，还是从个人的私谊而言，都应当释放张将军；另一种意见是陈诚和杜聿明等人，他们不仅不同意释放业已管束了整整十年的张将军，而且还多次向蒋先生建议：借口杀掉张将军。”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接受释放张将军的意见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张将军在听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之后，他在一幅红绸子上写了四个大字：‘东山再起’，并通过关系送给了原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没想到，这件事被戴笠他们侦知，并报告了蒋先生。结果，张将军就被押解到了台湾。”
我虽然写过两部有关张学良的专著，也曾采访过原东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和张将军的幕僚，但从未听说过这件事。因此，我很认真地问道：“王教授，您知道这幅写有‘东山再起’四个大字的红绸子最后落在谁的手里了吗？”
“知道，在北京。”王冀说罢不无惋惜地叹了口气，“可惜的是，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烧了。”
“您知道是在哪位东北军高级将领家中抄走的吗？”
“知道。但现在不便说出名字。”
我虽然极想知道内情，但也不好再追问王冀教授。少顷，我只好把话题转到张学良为什么说很想回国，却一直没有回到祖国最后却定居在夏威夷这件事情上来：“王教授，我听朋友说，您在1991年曾参与过张将军回国的事，经过是怎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