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兰特几近绝境，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故伎重演，把别人抛出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统统吃进。他很快就被淹没在抛售股票的洪流之中——每股进一步跌到12美元。杜兰特发觉资金耗尽，于是更加孤注一掷：着手用自己名下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抵押贷款。这是一个愚蠢的做法，并且是致命的。
当市场在11月18日收盘的时候，杜兰特感到在第二天早晨开盘之前急需94万美元，没有这笔钱，他就不能满足债主提出的另加副保的要求，这样他就会破产。因此他走了最后一着棋：打电话给J·P·摩根公司，要求他按每股12美元的价格，购买他持有的110万股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然后他通知了皮埃尔和拉斯科布。
皮埃尔知道杜兰特就要垮台了，他同摩根公司合伙人碰头，然后他们一起和杜兰特会面，皮埃尔心里知道，整个证券市场的局势发展可危，如果杜兰特突然违约，不肯偿还经纪人贷款，他们就可能被迫关门，以致引起一场金融总崩溃，所以他立即拟订一份计划，只要杜兰特出让他的控制权并辞去总经理的职务，他会得到帮助而摆脱困境。然后，他们向杜兰特下了最后通碟：他们将按每股95美元这个远远低于市价的价格，购买他的价值2700万美元的股票。杜兰特除了屈服别无选择，因为他已经破产了。
两星期后，1920年12月1日，皮埃尔·杜邦就任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一身兼有最高行政职务和董事长职务，当时他只说了一句双关妙语：他充当了“我们自己的破产案产业管理人”。通用汽车公司就这样被杜邦集团兼并了。
似乎命运格外照顾杜邦家族，而且他们的每次成功都似乎有着某种必然性。然而事实上拿杜邦家的话来说，“一蹴而就的那种机会是很少的。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我们自己去把握，而一旦把握住了机遇的最佳时刻和决策的最佳点，成功便朝你走来了。”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杜邦没有瞄准最佳时机就去购买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也许能因为其财力雄厚而无损或获利，但那样就不可能将整个通用汽车公司掌握到手中。
至于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兼并，杜邦家自有他们的说法，“商业上弱肉强食的竞争是难免的，也是十分激烈的。正如杜兰特吞并了奥克兰汽车公司一样，我们如法炮制地将通用汽车公司纳入杜邦的旗下。一个真正有远见或抱负的企业家，是不能在竞争中用感情来处理问题的。我们除了毫不犹豫地将竞争对手打翻在地外，没有比这更好的决定了，因为若不这样的话，很快你就会后悔，因为竞争对手的拳头已经砸到你的脸上。”正是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中毫不手软的表现，才有了杜邦竞技商场上的辉煌历程。
建立杜邦全球企业1949年，美国政府介入了经济协调，决定在大企业财团中保持一些平衡，同时防止国内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完全被杜邦家族所垄断。在这种形势下，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代表政府向芝加哥地区法院提出反托拉斯诉讼案，以分散“美国惟一最大的集权。”被告共100多名，其中包括杜邦家族的克里斯蒂安那证券公司在通用汽车公司的56亿美元的投资。政府指控公司一手操纵通用汽车公司中高级职员、董事以及政策的选择权，把持了分发红利的委员会等等，作为违反谢尔曼——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证据。诉讼要求取消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一切合同，出售杜邦公司在美国橡胶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动力化学品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票。
起诉人长克拉克原来是杜邦公司院外活动集团成员，现任司法部长。他的做法使杜邦公司怀疑是受到了摩根财团的指使，同时也不排除杜鲁门总统想在大企业界找个替罪羊以讨好劳工的安排。后来，因朝鲜战争和氢弹合同，政府的进攻告一段落，但并没有结束。1952年，政府对186名杜邦家族成员提出集体起诉：“本案记录证据表明，老一辈杜邦家族成员和他们的被告代表一贯奉行的政策是，在生前把一大部分股权分配给家族中的未成年人，一般是通过设立股份信托公司的办法。”1953年2月，原杜邦公司第六任总裁、83岁的皮埃尔·S·杜邦出庭作证，尽管有大量不利于他的证据，皮埃尔还是坚决否认了政府对他的指控。他说潜在市场“我与个人对购买通用汽车公司股份的意见，或者我所投的赞成票都毫不相干”。他把政府指控他非法建立50亿美元的大工业帝国说成是“无中生有”。
与此同时，杜邦公司总裁格林沃尔特将反攻的重任交给了两名高级职员，即哈罗德·布雷曼及其助手格伦·佩里，这两个人都是新闻界出身的宣传、公关好手。他们利用报社为公司服务，抓住对杜邦公司感兴趣和有利害关系的人做宣传对象，大造舆论，强调资本和资源的高度集中比复旧派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分散经济优越。布雷曼的宣传功势的确收到了预计的效果。
还有一方面的反攻是暗中进行的。杜邦公司拿出巨款上下打点，买通了很多法官和政府要员。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100万美元足够买到法官们的信任了。这种双管齐下的努力使杜邦家族终于打赢了反托拉斯一案的官司。第一步，政府放弃了对整个杜邦家族的攻击，只把指控局限在7个人身上。第二步，1954年12月，法官沃尔特·拉比伊作出裁决，认为政府并没有充分证实当初家族买进通用汽车公司股份时怀有垄断的企图，那只不过是历史上的意外事件而已。听到这个裁决，杜邦公司总裁格林沃尔特只讲了一句话——“我们相信结果会是这样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化学工业向国外发展的激烈竞争中，杜邦公司在出口方面居领先地位，而在国外投资设厂方面却处于落后状态。日渐增加的捐税和通货膨胀使公司从国内工厂投资中获得10％的传统利润越来越困难了。这种局面迫使它转向国外发展。1957年，杜邦公司在荷兰建立了独资经营的第一家国外子公司。并在爱尔兰的德里开始建设一家价值3000万美元的氯丁橡胶工厂。杜邦家族期望由于共同市场内部没有关税壁垒而能赚钱。
另外，新的杜邦公司已经采取有效的海外经营方式，即将侧重点放在利润更高的直接出口产品方面。这种出口营业额在1953年到1957年间从1亿美元上升到146亿美元。1958年，为了适应向海外扩展的需要，杜邦公司成立了国际部，公司第九任总裁活尔特卡彭特的儿子沃尔特·萨姆·卡彭特被任命为该部总经理。国际部下设拉丁美洲科、欧洲科、发展科和国际贸易科，其工作范围广泛，业务细致。
1959年，杜邦财团在委内瑞拉有了一家涂料工厂。在巴西和阿根廷有了制造氟利昂冰箱的工厂，在古巴有了一家造漆工厂，在比利时、荷兰、瑞士、加拿大、墨西哥建立了一批化学工厂和公司。到60年代初，杜邦财团每年从国外工厂收回利润的上升百分比已高于自己能够增长的海外出口。在13个国家的35家工厂中，有16万外国工人受杜邦财团的剥削。
“一个企业必须有一个进取的销售组织，它能配合世界市场的需要，并在新产品一上市时立即在国内国外同时采取行动，这是我们给杜邦公司制定的经营路线”。这就是拉摩特·杜邦·科普兰在1963年出任杜邦公司第11任总裁时的讲话。
当杜邦家族以“军火大王”的身份立于美国之时，它是不必花太大气力去拓展国外市场的，由于杜邦产品太独特——军火，再加上历史创造的条件：两次世界大战使杜邦家族不费吹灰之力便从欧洲各交战国手中捞回了数以亿计的财富。那时，发展海外事业对于杜邦来说就像在特拉华州做生意一样。
1970年，杜邦公司的海外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杜邦远东有限公司创立了。同时，香港、曼谷、台北和东京都设立了分公司。在台湾，那儿的工人工资极其微薄，杜邦也设立了台湾有限公司，它的一个工厂在忙碌地生产着“迈勒”牌聚脂纤维膜。在日本，它早已买下了三井化学公司两个子公司的50％股权。并在昭和尼奥普林橡胶株式会社和东京物产公司也各获得50％股权。此外，杜邦财团正在扩展它在澳大利亚的市场，那里的一家子公司正在制造和销售颜料、照相器材和尿素除草剂。这一年，杜邦公司产品的销售总额创造了319亿万美元的新纪录。
对于任何一个世界型的企业来说，在中国开展大陆业务是一个极有远见的决策。毕竟中国市场的潜力太大了。杜邦公司同样在注视着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并努力地开展它在中国的业务。《经济日报》1992年8月21日第四版刊登了“杜邦展示最新化工技术与成果”的消息：“正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92国际化工展览会上，全球最大的化学公司美国杜邦公司属下的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展示了它的最新化工技术与成果。该公司目前在中国有两个投资项目，即深圳的加工厂及上海浦东的合资农药企业。”
此外国内有17个不同生产地点采用杜邦技术，而杜邦在中国销售的也有60多种产品。”
至此，杜邦财团已经在1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子公司和企业，在8个国家的首都或大城市建立了海外销售办事处，一个杜邦全球企业的蓝图已经变成现实。
重塑良好慈善形象商界有句名言：商德就是财富，良好的企业形象就是企业的无形资本、无价之宝。为此，杜邦家庭为了树立其良好的企业形象，真可谓呕心沥血。
1970年9月一个暖和的秋天，一队送葬者默默无声地穿过已故艾尔弗雷德·杜邦在特拉华州修剪整齐的尼莫尔庄园草地，缓慢地走出隐约可见的高大石砌钟楼。
钟楼下安放着艾尔弗雷德的遗体，50多年前，他在同皮埃尔·杜邦的竞争中，把杜邦家族弄得四分五裂。艾尔弗雷德——杜邦家史上最大的“叛逆者”，于1935年就在佛罗里达去世了。现在，他的亲属和朋友又把他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杰西的遗体安葬在他身旁。
正当杰西·鲍尔·杜邦在特拉华被安葬在他丈夫的邻穴时，成千上万人也聚集在南边千里以外的佛罗里达州举行哀悼。在佛罗里达州最繁忙的杰克逊维尔港，下了半旗为这位杜邦家庭的女王致哀，佛罗里达州不仅失去了拥有亿万财产的首富，而且也失去了该州的最主要的慈善家。
1936年9月，杰西建立了杜邦财团从事慈善事业的机构尼莫尔基金。1937年3月，全国主要医院管理人中的8人在文平森林庄园会晤商定了艾尔弗雷德·杜邦残废儿童医疗研究的指导方针。两年后，一所3层楼的医院在离威尔明顿不远的尼莫示庄园中的22英亩空地上破土动工了，从此该院驰名于世界。到1963年为止，这所医院为残废儿童免费治疗各种病例达50万人次。
办这所医院是杰西的主要活动。这一活动，与她把5500万美元赠给学院、大学以及像斯特罗姆、瑟蒙德基金会一样，都表明了杜邦财团慈善的一面。
对于各种慈善事业的资助，杜邦家族是颇为讲究的。他们不得不如此。19世纪以来100多年里他们积累了巨额的家族财富，也积起了一连串的骂名。有人说杜邦可能是美国人最痛恨的名字。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却给杜邦带来了数不清的财富。
一个企业没有一个良好的形象，很难想象它能继续发展下去。尤其像杜邦这样的与“鼓励暴力死亡”相联系的企业，如果不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即使它改头换面建立杜邦工业帝国，它也很难在用良心与金钱交合的世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杜邦家族的臭名昭著可从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中，略见一斑。有一次，小伊雷内·杜邦在纽约让一个水手和他的女友搭他的车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水手下车时友善地问道。
“杜邦。”伊雷内微笑地回答。马上，水手沉下了脸：“是特拉华的杜邦吗？”伊雷内点了点头。“早知如此，”水手愤慨地说：“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搭你的车。”
小伊雷内·杜邦的慷慨却招来了敌意和轻视，然而他无话可说，他心里明白这究竟为什么。
为了重新塑造杜邦的良好形象，杜邦家族采用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布雷曼·杜邦一上任就改变了一贯态度，设法利用各种报社为公司利益服务。这次政策的改变来源于他“分类”的宣传思想。这个术语是他多年来对公司形象设计进行思考的结果。
根据这一思想，杜邦的宣传对象主要有三种：一是雇员、顾客、股东、供应厂商、企业协会、工厂所在的城镇；二是作家、新闻广播电视工作人员、大学知识分子；三是政府官员。以上这些人员或多或少都对杜邦有所了解，再集中在他们身上大做宣传，那么根据布雷曼的估计，由杜邦公司通常广泛发布的消息所引起的“公众”效应的微波就会变成巨浪。
1952年，当政府指控杜邦家族中的一些父母唆使其子女通过信托基金策划控股公司时，布雷曼抓住这个机会，刊出一张阿莉塔·杜邦和布雷曼坐在围栏里的照片，并加标题——《年龄8个月的冷酷无情的同谋犯》。这张照片使政府的指控显得荒诞无稽，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幅照片。一个月后，布雷曼向杜邦公司资方汇报：“看来，可以说这张照片已经刊登在了1200多家美国报纸上了……在收到的376份剪报中，只有两份除外，其余有利于杜邦。”
杜邦公司的无线电和电视试播节目“美国纪实”也给杜邦以慷慨的回报。多年来，通过阿瑟·密勒、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这类优秀作家所写的获奖喜剧的渲染，杜邦公司的形象已经有了变化。1937年，心理研究公司曾经向杜邦家族汇报过调查情况。在受到询问的1万名对象中，对杜邦公司抱有好感的仅占6％，而占80％以上的人对于军火制造商杜邦明显地怀有兴趣。经过20多年的精心设计，死亡贩卖商的形象明显已经被淡忘，代之而起的是笑容可掬的化学家、工业家。1958年，心理研究公司发现，调查对象中有79％赞许杜邦公司，而漠不关心的人不到3％。杜邦家族心满意足，就在那一年，他们结束了每年一度的心理调查。
皮埃尔还在杜邦家族开创了一个良好的传统，积极向教育界捐款，杜邦家族成立了专门的家族基金会向美国经济特权阶层的教育事业提供捐款。
仅在1966年一年内，小伊雷内·杜邦就向宾夕法尼亚州的公立学校捐赠了50万美元，向布林·马尔学校捐赠了30万美元，向特拉华的航空学院捐赠了94万美元。在特拉华，杜邦家族也向特拉华工学院捐款。当然，杜邦的人给学校捐款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孩子们的心里从小就形成杜邦是友善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