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河西教育(1)

（1840年至1949年10月）

§§§第一节清朝晚期的河西教育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借助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入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的统治遭到沉重打击，社会危机加深，传统的儒学与科举也愈益暴露了它的“空疏无用”，被认为是造成“士不知耻，百官无能”的祸根。为了拯救危机，维护统治，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提出了革新教育，造就人才的思想与主张，使河西地区的教育事业发生了剧烈变化。

一、书院教育的衰败与一度复兴

中国的书院制度和书院教育，在唐宋之际盛行，明清两代大盛，尤其是在清朝中叶特别昌盛。河西地区的书院在明清之际，遍及各府州县。仅清朝中叶，张掖地区就有书院11所，武威县有书院4所。书院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是无可非议的。它是封建社会中“为读书人讲道论德之所”，也是国家“赖以造士”的主要场所。而且在讲学论道之间，一般都采取了个别钻研、互相问答与集体讲解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以及注重师道尊严与以长带幼的传统。教学内容虽以沿袭儒学经籍为主，但亦间有议论时政之学。所有这些，对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和生徒士子的培养以及教育体制的改进等方面都曾显示过积极作用。但自鸦片战争之后，书院教育弊端日益显露出来：一是书院教育变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考试内容均以《四书》、《五经》词句为主题，议论的范围不能超越儒家经义，行文格式必须遵循一套僵化的固定格式，解释经文必须依据朱熹《四书集注》等书。这种封闭性的考试制度，不仅堵塞了近代自然科学进人书院教育的通道，而且禁止评论时政，成了禁锢人们思想和阻止社会发展的桎梏。二是学生仅以膏火多寡分别学业优劣，而且均以攻读经籍、善作文章而成名，既无专业区分，更无班级层次。所谓“人才”之成就，仅备封建王朝之佐使，并无应时应世之需求。三是教风士气日趋败坏，主事者不复讲学，只顾图谋私利；为院长者，不问品学优劣而滥竽充数；为学者志趣卑陋，往往游闲滋事。教者失其所以教，学者失其所以学。考试时“挟卷嬉游”，舞弊百出，或“随意抄袭或请人抢替”。

由于书院教育弊端日益严重，导致各地书院学植荒落，生源枯竭，院舍坍塌而无人过问。如武威的雍凉书院久以颓坍荒废，无人问津。民乐的天山书院、高台的健康书院、临泽的蓼泉书院均于同治年间毁于兵燹，其中虽有重修者，但难复旧貌，多半难得复建。有的书院，因无人操劳而名存实亡，学生不到10名。书院教育已经进入了山穷水尽的窘境。

清政府在内忧外患，国势日衰的窘境中，为改变封建教育的颓废局面，自道光十四年（1835年）至光绪初年，曾三令五申地“通谕告诫”，命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兴复书院”、“增设义学”并“通饬教官务当敬教劝学”、“严加整顿”。各地学官，对肄业童生“必须严加甄别，不得瞻徇情面，滥行去取”；延请院长，“必须精择品学兼优之士，不得徇情滥荐”；教学考核，“不准虚文了事”，凡徇私舞弊、败坏士风者，“即行严参惩办”。①但因其国事日衰，吏治败坏，一般官员对清廷之屡次谕令，皆视若空文，但也有部分督抚官员积极呼吁，为图振兴，如陕甘总督左宗棠即遵循清政府的“谆切告诫之意”，采取措施，躬行实践，使河西及甘肃教育一度出现复兴局面。左宗棠振兴教育的主要措施有：一是重建府州县书院，使处于衰退的书院再度复兴，为此后由书院改办学堂创造了条件；二是下令各府州县兴办义学，招平民子弟入学；三是为保证正常的教学活动，下令占据书院和义学的驻军一律撤出；四是倡议并出资刻印、颁发《四书》、《五经》等，以缓购书之难；五是奏准在兰州设立贡院，与陕西分闱乡试，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甘肃士子应试难、中举少的问题，受到了广大学子的称颂。左宗棠自陇东移驻兰州后，一方面不畏风险，动用军需饷费，积极筹措公款，另一方面他带头捐款，劝令官绅捐廉助学，设法维修故有书院，在这期间甘肃修复、新建书院56所，其中河西修复了民乐仰止书院、光四书院、高台健康书院、临泽蓼泉书院、敦煌鸣沙书院等，新建了张掖南华书院、□得书院、山丹金华书院。同时左宗棠对义学教育特别重视。同治十三年，左宗棠下令甘肃各府州县筹集资金，兴办义学、社学，尤其是指令回民聚居地区的地方有司和绅士、商贾捐助、筹集资金，以较优厚的待遇延请学识出众的秀才为师，创办回民义学，促使回民学童读书。在这期间，甘肃新建重建义学156处，是原有义学社学的一倍以上。河西义学、社学也得到大的发展，仅武威城内就新建义学7所。

左宗棠在甘肃振兴教育的举措，虽然取得一些成就，使书院义学社学一度昌盛，但他倡办复兴的，主要还是儒学、书院、科举，与当时社会进化的趋势不甚吻合，所以当时教育出现“昌盛”，只能是短暂的。当然，左宗棠倡导引进和学习“西学”、“西艺”教育的思想主张，对兴办近代企业，推行实业教育都有积极的意义。二、外国教会学校的出现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标志。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9世纪40年代后，地处祖国边陲的西北大地，在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疯狂侵略的腥风血雨中，来不及自我更新，被迫卷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漩涡，走入了一条似是而非“近代化”道路。50年代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从西安、包头、新疆三路输入甘肃，输入河西走廊。70年代后，英、法、俄等的毛织品、洋布、洋糖、纸烟、玻璃及剪刀之类的小金属品等，已遍及通都大邑，并逐渐行销于穷乡僻巷之间。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之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被迫开放为对俄贸易的商埠，沙皇俄国取得了从新疆到兰州至汉口等地的通商权，以及在嘉峪关建造房屋、设置领馆、牧放牲畜的种种特权，于是嘉峪关等地成了沙皇俄国侵略者活动的据点。80年代后，俄国的各种商品充斥于河西走廊各城镇。

随着政治经济侵略的扩大和深入，文化侵略活动也逐渐深入省内各地。近代史上的外国传教士，是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文化侵略的“先锋队”，教会、教堂是他们进行文化侵略的主要阵地。早在唐太宗时，西方基督教旧教（天主教）教士曾在甘州（今张掖）等地设立教堂，进行传教活动。康熙帝之十四子，信奉基督旧教，在凉州（今武威）捐资修建教堂，信教者日有新增，但当时都属一般宗教活动。至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内地公开传教的特权后，外国教会势力日益扩大，而且成为一种侵略势力。光绪四年（1878年），罗马教皇差遣来华的比利时韩主教，率领教徒在凉州府城西20里处租买土地建立总教堂，专管甘肃教务，竭力吸收教徒，扩大声势，使其教会组织很快延伸到河西走廊各地，延伸到陇南、陇东各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凉州的韩主教又为了管理和发展“教务”活动，奉行其教皇旨意，将甘肃教务按地区分为甘北、甘南两大教区，甘北教区总堂设在凉州。总堂之下，又按城镇大小分设大堂、小堂。甘北教区先后设大堂18处，小堂78处，有外国神甫27人，教徒1万余名。在天主教势力不断扩张的同时，来自英法等国的基督教新教（亦称基督教）亦于光绪二年（1876年）开始传人河西走廊，在凉州等府城设立教士“差会”。河西的教会学校，就是在外国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日益加深的过程中产生的。

教会学校，在形式上是近代资本主义教育机构，但它并非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结果，也不是国家权力机构或维新派的有意引进，而完全是外国教会组织和外国传教士直接移植到中国领土，进行特殊教育的机构，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产物。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侵略先锋队的外国传教士，不遗余力地打着传教的旗号，毒害腐蚀中国人民。他们一方面凭借列强所取得的各种侵略特权，霸占田园，强租房舍，剥削欺压贫苦农民，甚至操纵民事诉讼，干涉地方行政，测探地理地势，搜集政治情报，从事各种非法活动；另一方面，他们穿上中国服装，学会中国语言，改用中国姓名，以“传教”、“布道”或播送上帝“福音”为名，举办学校、修道院，设置医院、药房和孤儿院、育婴堂等“慈善机构”，公开扩散殖民主义奴化思想。教会势力扩张到哪里，教会学校就会在哪里出现。

光绪四年（1878年），比利时的韩主教在凉州建立基地，筹办小学，吸收蒙童入学，因学生太少，又附设孤儿院和药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甘北教区成立后，教会学校在河西大量出现，凡大堂所在地，都有一所初级小学或高级小学及孤儿院等，有的还设有中等学校，如在凉州设有西乡、河南坝、文头构和城关等4处大堂，有中学1所，小学3所，还有孤儿院和养老院等。与此同时，基督教新教的各种“差会”，在与天主教争夺传教基地的过程中，也附设了一些小学和育婴堂等机构。

教会学校的设置地点、布局范围、规模大小、类别层次等有关教务事宜等全由外国教会决定，由教士或主教兼管，办学经费由教堂、教会支付。未办任何申报手续和立案注册手续，中国地方政府无权干涉。教会学校属近代形式的学校教育机构，分为初小、高小、中学三等，学生按年级班次编组，教学采取分班讲授制，这对信息闭塞落后的河西走廊来说，也算带来了一点新鲜的时代气息。但河西的教会学校多属初级小学教育，规模小、设备简陋、入学者甚少，少者数人，多者一二十人，而且班级设置不全，课堂内容简单，一般只有英语和语文及中外史地等课程，主要是通过讲经、读经课，讲习宗教经典（新J日圣书）和朝拜祈祷仪式，竭力灌输其“传播福音，使人得救”的宗教信念和“忍耐”、“顺从”的奴化思想，以麻痹和消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使学生成为基督教忠实信徒。显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兴办近代新式学校的目的，并不是为中国造就近代化的实用人才，而是为了使中国更殖民地化。

三、教育新政与新学堂的兴起

19世纪末，随着科举制度的衰微和西学的传入，改良书院、传习科学的呼声日高，清政府在维新运动时期，接连颁发了几道有关教育改革的法令。光绪十八年（1892年）甘肃学政蔡金台奏请清政府变通书院制度，讲求“救时有用之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甘肃总督陶谟向清政府的奏稿中强调，“科举纵不能废，而无用之诗赋宜裁；科学纵不能精，而固有之算数宜习”，并决定先在兰山、求古两书院增加算学一科，以应时机而开风气。由于清政府顽固派的疯狂破坏和维新运动的失败，一时颇有时代气氛的教育改革被迫终止。

20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疯狂侵略，民族危机更加严重，清政府变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国势更加衰微，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更加强烈，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运动亦应运而起。清朝统治者也不甘心于被控制、被操纵的附庸地位，力图通过内部的变革，以强化自己的统治功能，恢复原有统治地位，故决定借取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口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下诏推行“新政”，而且把教育改革作为“新政”的主要内容，强调“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应速筹“求才得人之法”，并于同年四月至八月，正式谕令内阁大臣和地方督抚，在京师开设“经济特科”（选拔新人才的科目），在各省分设各级学堂。命各省将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内容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堂考选人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和《蒙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内包括《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和中学堂、高等初等小学堂章程、优级和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以及各学堂管理通则、任用教员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和奖励章程等，并规定了各学堂应修课程和学制年限。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命各省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科试之后，“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以出路”。这样，长期支配和影响学校教育的科举制度，得以彻底废弃。随之，各地的旧书院和旧儒学变成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学堂。

河西走廊，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各府州厅县开始设立中学堂、小学堂及蒙学堂，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形成办学高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武威知县张廷武改建天梯书院为武威高等官小学堂，设教习2人，学生46人。宣统元年（1909年）凉州知府王步赢设凉州府模范两等小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设武威县两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知府联寿改建雍凉书院为凉州府中学堂，设教习3人，教工2人，学生36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肃州直隶州将酒泉书院改为肃州中学堂，教师1名，学生19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肃州直隶州设隶州高等小学堂，教职工2人，学生46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甘泉书院改为甘州府中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掖□得书院、山丹仙堤书院、民乐金山书院、仰止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临泽蓼泉书院、高台健康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河西走廊各县在社学、义学、私塾的基础上，改设初等小学堂，发展速度快，但不平衡。高台64所，酒泉54所，武威43所，敦煌31所，临泽24所，古浪21所，而其他州县都在20所以下，民勤只有4所。初等小学堂一般都设在古庙、祠堂、院舍和义学、社学的旧址上，设备极为简陋，每所初小只有1名教习，个别的设置两名，学生多寡无定额。另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武威知县梅汝楠提倡新政，设立巡警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