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耀如作为传教士的所有时代意义在于，他是监理会第一个在西方封闭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中国籍牧师。
他给他们讲航海去美国时遇见的种种险恶和各种有趣的动物，讲大洋深处的飞鱼划越海面时的惊惧和信天翁蓝天滑翔时的优雅，讲南极边缘逆戟鲸的凶残勇猛和企鹅的憨态可掬。随着他的表情时而紧张，时而放松，并辅之手舞足蹈，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
与其他人相比，宋耀如更加能够应对时代的冲突和社会的多变，与林乐知等“传教本土化”做法不同，他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创那个时代“西教中用”的社会教育实践，而“西教中用”的结果，使宋耀如取得局部传教的成果。
1886年1月，同样是波涛险恶，但境况已经较昔日有了很大改变的太平洋航线上，一艘远洋客轮犁开黛色的波浪，行驶在黎明前的大海中。甲板上，一个青年人的身影，雕塑一样凝望着前方。海风混着巨浪强劲地拍打船舷，吹拂着他的一头黑发，一身洋装衬托着黝黑的面孔，深沉而凝重。
重返贫困落后的祖国
面向东方，宋耀如回忆着自己这十年巨变，特别是在经历过对美国近代工业化的认识后，想着前面仍旧是贫困落后的祖国，仿佛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当整个欧洲还在中世纪艰难徘徊摸索的时候，中国已是一个成熟的，有着完善封建礼制和等级森严的社会。从秦汉至盛唐，中国达到封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其文治武功，都为当时世界所仰视。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文化进步，对世界文明进程的贡献有着不可忽视的里程碑意义，其中科学技术上的“四大发明”，是近代科学和文明进步之母，对于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中国人向来不缺少智慧，就治世而言，中国人有不少可引以自豪的东西。只是越到近代，越缺少一种西方人称之为“民主”、“自由”的社会前进之精神动力，越是僵化保守，故步自封，越是趋于腐败落伍。
正是这个致命的国家意识缺陷，让近代处在封建社会前沿的中国，逾越千年而不思进取，大大落后于西方世界甚至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
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事实，在一个缺少社会进取意识和热情的国家，当等级观念日盛，平等思想只能作为一种侈谈空洞无谓的仁爱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摇摇欲坠。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多元化的人生格调和价值取向，儒家宣传道德至善，追求仁义的理念；道家提倡清心寡欲，追求自然的境界；佛家崇尚解脱，追求涅槃理想。显然都蕴含着对平等的向往。
尽管它们对此所采用的表达形式不同，各家思想表述的民主概念也不一样，但都没有能够像基督教社会那样，从社会发展的根源即平等问题上来解决现实矛盾，建立起一个能让平等自由发展成为民主政治基础思想表达的平台，以最大限度解决因特权和财富分配不均引起的种种不公正现象，使得中国所有旧的革命和改朝换代只是成为一种简单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革命（改朝换代）否定了前一个腐朽没落的旧的社会形态，并没有建立一个与时代发展潮流相适应的新社会机构，使中国社会总是处在一个封建道德的简单轮回之中，“天不变，道亦不变”。统治阶级自始至终死抱封建思想中的糟粕不放，视民主自由为洪水猛兽，用其绝对的权力，维护其绝对的不平等地位，是为国之大殇！
这就是近代史中国的黑暗现实，没有民主监督的特权使一代又一代的权力阶级在权力和财富的无遏制聚敛中重复着腐败堕落。
不堪一击的精神寄托
中国集权政治条件下的历史，最理想的民本意识当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说到底，这不是平等思想的科学阐述，它只是一种为统治等级辩护的说辞和民生政治理想的修饰而已。中国社会一向不缺怀柔至上主义，却苦于小国寡民意识形态之束缚。
儒教这种轻民意和重民生的矛盾思想，在社会发展史上不失是一种进步，但也是近代以后中国社会长期不能走出专制政治操控和不得进步之根本原因所在。在“民以食为天”的冠冕堂皇之理由下，中国人精神上的要求从来为历代封建统治者们蔑视和不屑一顾。
基督教文化由于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一直以来，“拯救灵魂”成为他们对中国文化不合时宜和政治无能批判不止的重要理由之一。
但是，历史发展的步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早期西欧文化的复兴，奠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思想的基础，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发展，使之逐渐走出中世纪黑暗。
近代欧洲之所以成为世界前进的火车头，得益于从中诞生的文明即近代科技，以其巨大的影响左右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其中西方宗教改革对国家权力性质的改良是其成功的主因之一。
人权、民主、法制、共和、科学等观念，最先发端于饱受漫长中世纪黑暗浸淫的西方世界，并被西方国家广泛运用，使其一跃成为一种携历史进步不可阻挡的那种淹没极端权力意志的科技进步和资本结合的铁流。
在船坚炮利挟持下的“费厄泼赖”面前，任何东方式“伦理道德”的尊严和反抗都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中国封建文化领先世界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封建制度带来的繁荣也曾导致本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但遗憾的是，中国式封建亮点，最后没有像西欧那样发展为近代资本主义，反之，却成为统治阶级故步自封的理由和将封建文化糟粕极端愚昧保守的统治方式，苟延至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近代，不顾列强虎视眈眈，顽固坚持没落腐朽立场，“吏治日坏，武备不修”，任人宰割，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悲哀。
黑暗落后的时期
宋耀如生活在清末这个黑暗腐朽的后封建时代。从道光年代（1880年）开始，到清朝灭亡，官场大小权臣“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私党朝内不说，外放总督、巡抚，道员、知府泛滥，有目不识丁者，以刮地皮为能事。虽偶有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苦撑，但已是无济于大厦将倾，特别是面对西方强权的淫威。
清朝吏治腐败，军队无能，对内是鹰鹯遍野，豺狼噬人；对外则畏敌如虎，奴颜婢膝。衙役贪污腐化，军官吞饷肥私。官场花天酒地，狎妓嫖娼风气之盛，为历代所不及。由于社会矛盾激化，人民反抗不断，到鸦片战争前后已是满目疮痍，危机四伏，面对列强的挑衅来犯，一无所措。
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tzlaff，1803—1851）在一次详细刺探中国军队情况后得出结论：在西方军队的进攻面前，中国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明朝初识西教
面对中国的保守落后，近代西方国家的认识是十分复杂矛盾的。
一方面，在资本贪婪本性的原始冲动下，他们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弱肉强食，不能拒绝中国丰饶资源和不平等贸易所获巨额利润的诱惑，急于不惜一切手段在华攫取最大利益；一方面他们又希望改变东西方文化的敌对状况，推行西方的价值观，最终实现基督教思想的世界宗旨。
客观说来，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既给中国死水一潭的社会带来新思想的曙光，也为西方对中国的掠夺洞开门户。
早在15、16世纪的明代，西方传教士的身影就已在中国出现。
中世纪末期，特别是工业革命前后，西方宗教输出的特点有明显的科学传播因素。而明朝时中国的相对强盛使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有着更直觉的敏感，他们希望从传教士那里猎获西方新科学成果信息，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宗教观念。
那个时代的基督教宗义也一改早期反科学传统，转而对科学成果采取尊重和利用的态度，可以说是西方教会明朝中晚期传教活动史上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创新。其结果是，不但成功地把《几何原本》《几何原本》（希腊语：Στοιχεια）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的一部数学著作，共13卷。这本著作是现代数学的基础，在西方是仅次于《圣经》的流传最广的书籍。在《几何原本》里，欧几里得系统总结了古代劳动人民及学者们在实践和思考中获得的几何知识，把人们公认的一些事实演绎成基本定义和公理，以形式逻辑的方法，用这些定义和公理来研究各种几何图形的性质，从而建立了一套从公理、定义出发，论证命题得到定理的几何学论证方法，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几何学。这样的科学理论巨著介绍到中国，也同时给以儒、释、道为主流思想的中国精神社会带来了基督教福音，创造了徐光启等早期虔诚不二的基督教东方忠实信徒。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汉族，明朝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中国明末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徐光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被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
中国基督教精神也由此发轫，得到不断继承和发扬，逐渐成长为一种积极健康的新的宗教情愫。
数百年后，传教士宋耀如与徐光启后裔之间的融合，是后来宋氏家族教育思想一致性的历史渊源。宋氏家族的出世，正是这种宗教情愫的时代发挥和进步所致。
逻辑学之外的逻辑
15、16世纪欧洲思想界主导因素已经为科学传播做好充分准备。
耶稣会兴办教育也是希望传教士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以论证上帝的存在，《几何原本》的传播就是教会利用科学为宗教传播服务的一个典型例子。
两千多年来，《几何原本》影响启发了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伟大学者的思想。除《圣经》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著作的研究、使用和传播能够与《几何原本》相比。
这一切乃因为《几何原本》严密的逻辑体系。
传教士学习几何原本是为了把这种形式逻辑运用到宗教论证中来，虽然它们的最终目的完全相反。在传教士那里，科学或许是一种让人感悟上帝的手段；在明朝先贤们那里，基督教却是可以作为一把开启西方科学之门的金钥匙。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明朝万历年间即来到中国。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以宣扬西方科技的方式宣传基督教教义，采取向公众开放图书室、展示地图、传播《几何原本》等方式吸引信徒，然后再伺机从事传教活动。
利玛窦的这一方式很有效果，立即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关注。
在明朝时中国的科技已是相当发达，早在明朝早中期的1405年（明永乐三年）7月，明成祖便命宦官郑和率领由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多名船员组成的庞大船队远航，访问了三十多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共远航七次之多。
郑和七下西洋是世界科技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科技运用成果，证明了当时中国在科技综合能力等很多方面领先世界是不争的事实。
明代朝野上下有相当浓厚的崇尚西方科学和包容西教的意识，很多达官贵人和知识分子后来都成为教徒，“开中西交流风气之先”，徐光启是其中最杰出和具代表性的一位。
徐光启十分推崇《几何原本》：“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
徐光启天象图
在徐光启的坚持下，利玛窦与其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囿于当时的情况，他们只翻译出前六卷，然徐光启开拓性的科学贡献是前无古人的。
徐光启和利玛窦《几何原本》的中译本确定了研究图形的这一学科的中文名称“几何”，并确定了几何学中一些基本术语的译名。“几何”的原文是“geometry”，徐光启和利玛窦在翻译时，取“geo”的音为“几何”，而“几何”二字中文原意又有“衡量大小”的意思。
用“几何”译“geometry”，音义兼顾，非常精确地表现了中国文字对科学含义的理解程度和表达神韵。几何学中最基本的一些术语，如点、线、直线、平行线、角、三角形和四边形等中文译名，都是这个译本定下来的。《几何原本》后九卷由英国人伟烈亚力和中国科学家李善兰在1857年译出。
《崇祯历书》
1634年，明代崇祯年间，还完成了一部为改革历法而编撰的丛书：《崇祯历书》该书采用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创立的天体系统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引入了清晰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以及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天文概念和有关的改正计算方法。采用西方通行的度量单位：即一周天分为360度；一昼夜分为96刻24小时；度、时以下采用60进位制等……全书以明代伟大科学家徐光启为主编（徐光启死后由李天经主持），由日耳曼人耶稣会教士汤若望﹑葡萄牙人罗雅谷和在他们之前参加过短期翻译的瑞士人邓玉函﹑意大利人龙华民等任编译，从崇祯二年九月开始，到崇祯七年十一月全书完成。
该书是一部多方面引进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和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巨著，代表了“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和中国对西方科学的认识程度。
徐光启一生的科学和宗教实践，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思辨是严肃认真、不失理性的，这也许也是对西方教会文化尊重科学和知识的一种最好报答吧。
徐光启现象说明了宗教的传播是可以在科学的传播和弘扬中，通过一种“神圣”的启示而后觉悟的道理。
以学术收揽人心
明朝的传教方式也同时证明，要想在中国成功传教，就必须学习汉文化，走西学与汉学结合的道路，而尊重本土礼仪习俗，“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
15世纪初开始出现在中国南方的这些传教士，既是虔诚的福音传播人，也是学问渊博的学者，他们的行囊中，不仅有《圣经》和圣像，也有大量的哲学和科学书籍以及科学仪器等。
历史上很多在中国有影响的传教士都是饱学之士，而且在科学和学术上均有较高的造诣，都把宣传西方的科学文明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