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天枢
东方是个巨大的客观存在，她并没有丢失。不过，如果就与这一历史和现实的存在可以相衬的关于她的理论总结而言，她的确还默处天地浩渺的远处，有待我们去发现或开发。今天，以自信和傲慢并重的生存意识几乎征服了整个地球，在商品经济生活方式带来的过多财富和相伴随着的过多病痛折磨的西方，也开始以从来没有过的平等的目光打量东方的时候，在这里，我们仍然不能寄希望于别人。东方文明执拗的体验性特征，决定了只有东方人才能完成对东方的理论说明。
依比较的方法来看，我们这个坐地世界东方的古老文明，一方面有着无比丰富的精神积淀，另一方面，又缺乏作为民族社会或个性人类群体的理性自视。这毫不奇怪——一个独立长大的文明，一个生长成熟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过可以并坐比肩的朋友和敌人的文明，没有这样的理性需求。
——没有镜子，她无由知晓自己的俊丑高矮；长久地在自己自然走上的轨道里倘徉漫步，她不需要彻知自己的来龙去脉。社会理性的需要，往往是外部因素提供的。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认识别人也辨认自己的理性需要。但是，突然出现在“天朝”面前的强大敌人，却当然地把我们的目光长久地吸引了。
脉系微弱的关于我们自己的学问，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巨大的质疑：我们文明体系的精神实质，是诸子百家箱笼里的宝贝可靠，还是农家大院里百姓的生命储蓄更为可靠？
今天我们似乎有理由判断：稳定的地块上，村落里耕作生息着的那些似乎并不知书达理的百姓的喜怒哀乐、言行举止、生老病死，才是关于我们文明的“学问”的最可行的材料来源。诸子百家们那些“句句是真理”，然后放到“体系”的模子中便悖论横生的言论，只不过是已经大致定型的传统社会因时因地的伦理总结而已。
汉朝的“二牛抬杠”依然大规模行走在今天的土地上，不简单是生产力水平的一个象征，或许它首先标志着农家生活千年不变或变化甚微的伟大继承性。遗憾的是，百年沧桑，百年激荡，很少有人离开书斋到那里去分经拨纬，寻秘探幽。而那里是我们整个传统文明最丰富，最本质的基因库。我们矗立在地面之上的一切社会阶层，都吸食着那里的精神养料长大成人。西方的大帆船，不光引导着西方的机器、西方的生产方式占领着东方的每块土地，也引导着西方思想，西方的思想方式占领着东方思想的田野。大学的府院里就不用找了，看一眼小学生的课程表，就足以了解这个过程：连我们的书写语言，也经历了西方语言逻辑甚至标点方式的深刻洗礼！
这一知识和逻辑的客观背景，使人们文明反省的过程陷入巨大的历史性矛盾之中：一方面，我们警觉、批判着文明知识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又辛勤地全套使用进口的“体系”，载割和装填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岁月、我们的古董，一方面，我们知道负载学生是我们的文明的革变自新，不可能简单地吞食西方文明的任何物质和精神的果实；另一方面，我们又制度性地把我们有限的智力资源装上比照着西方的理论货架“填补空白”的快车。而那些“体系”和“理论”，是在不知道上有个我们的时候就诞生了或者并不是因为我们而诞生的。
一个形态确定的独立文明，以整个人类的时代规定性选择新生活的方向，必须通过一而再的实验才能找到最佳的路程。然后，“实验”不是社会发展最美好的状态。因为实验的结果有不确定性，它意味着成功，也意味着失败。
已经起步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不应该是又一场实验，而应该是有充分理论准备的必然过程，整个民族摆脱实验后果的恐惧，至少需要这样两个条件：政治家，承认思想者的独立地位，承认有价值的思想产生是一个不同于社会管理过程的特殊过程；思想者不再以否定权力合法性的方式批判现实，而在承认现实的基点上酝酿思想。妥协、合作、稳定，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高举的最伟大的旗帜。
我个人，意图在这个壮丽的文明变革中，承担一点能够承担的工作。对于今天活动于城市，舆论、社会舞台前的人们来说，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出发地十分遥远。那片土地在晋南，史称“河东”。那里有“尧庙”、“舜陵”、“禹王城”；有“教人稼禾”的后稷，发明“板筑术”的传说，据说有最早养蚕制丝的嫘祖，人类史上最古最大的“运城盐池”；有王通、王勃、王维、王之焕、柳宗元、司马光；更有稷王山“二牛抬杠”，有“莹莹塔”下的“娃娃亲”，有皇冠车屁股上“避邪”的红布条……那是我们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那里的土地上，那里的村庄和农家小院里，继承着我们的文明为许多原本的生命过程和社会愿望。
我和我的同伴们，在那里走村串巷已有四载。我们想以这里的生命过程和社会情态为基点，重新梳理我们传统文明内里和外表上的结构形式，借以理解近代以来社会变革中的诸多矛盾和痛苦，甚至意图从这里出发，展望商品经济时代整个人类的精神前景。
我没有理由也没有根据十分确定地认为，我从“河东”出发的思想旅行，一定会到达期望的站点。但我有理由认为，我和我的同伴，将提供一份必不可少的养分——哪怕只是一些系统的考察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