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志武的整个讲述中，我注意到，在大地震降临那一刻，郭志武反复提到当时他内心的一个念头，就是先找到他的爱人，再找到他的同事。我在采访中，曾三次向他核实这个问题的真实性，他三次都确认，他当时的真实想法就是这样。我回到北京后，又反复听了采访录音，他确实是这么讲的。但我还不放心，我在撰写此文时，又专门打去长途电话，再一次向他求证。他在电话里依然坚持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先找爱人，再找同事。
那么，郭志武为什么要先找爱人，再找同事呢？当我打破砂锅问到底时，郭志武说，地震发生后，凡是有幸活下来的人，最先想见到的。都是自己的亲人。我想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我女儿在绵阳上学，13岁了，我不可能去绵阳找她；第二，我父母的家住在老城，他们的家离我吃饭那个地方隔着一条河，大概就200米远。我非常熟悉，所以我出来后就看了一眼，他们的房子全垮了，我心想肯定完了。那么，我身边唯一的亲人，就是我的爱人了。而且找到了她，马上就可以找到我的同事，因为他们都在一起开会。
第二点，郭志武第一个从新城跑向老城，在他穿越500米生死线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四个幸存者，但他都只寄予了同情，并没有伸出救援之手。关于这个过程，他依然没有添油加醋，而是实话实说，再一次做了诚实的表述。
上述两个问题，在我看来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比郭志武讲的故事本身还要重要；也非常值得关注，甚至值得研究。郭志武作为唯一的当事者，他在向我们讲述这段故事时，第一，完全可以把他内心的念头，颠倒一下顺序，即是说，把先找爱人，说成是先找同事（个人内心的念头谁知道啊？过去我们很多人不都是这么颠倒的吗？）第二，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第一次穿越500米生死线，说成是一次惊世骇俗的壮举，也顺便把自己说成是个舍己救人的英雄，或者是个无所不能的大侠，甚至干脆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编造出一个个一路救人的感人故事。身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志武当然懂得“颠倒”一下的分量，编造一下的效应。如果这样，除了天知、地知，自知，谁也不知；如果这样，他肯定一下就会“高尚”起来，就会“英雄”起来，就会获得种种社会“荣誉”甚至提拔的绝佳机会。但他没有这样。他只是实话实说，说出了他的尴尬，他的紧迫，他的无助，他的无奈，以及一路的挣扎与真实。作为一个在大山长大的年轻人，他从小就懂得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红薯就是红薯，茄子就是茄子；既不能把茄子说成是红薯，也不能把红薯说成是茄子，而只能遵守一个山里人的诚实与本分——实事求是！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在地震中留下的生命的真正价值！这就是一个在废墟上存活下来的生命的全部意义！
还有一点，郭志武在向我讲述中，反复提到他看到的那只乳房——那只雪白的乳房！郭志武说，这么多天过去了，那只雪白的乳房始终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无法让我从记忆中抹去。地震太可怕了，一个年轻的姑娘，也许还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短短一瞬间，就只剩下了一只孤零零的乳房！地震太惨烈了，它能摧毁人间所有美好的东西！什么叫“世纪末日”，这次我是真正看到了！
可见，地震那一刻，除了震出了这位北川羌族小伙儿的诚实，还给这位小伙儿留下了无形的惊恐与噩梦！一场地震，让那位姑娘失去了脑袋，失去了胳膊，失去了半个血淋淋的身子，而只留下了一只雪白的孤零零的乳房！这只乳房失去了生命、失去了性感，甚至失去了性别，却留下了记忆。这记忆，是汶川大地震留给郭志武最血腥的记忆，也是留给我们最伤感的记忆。倘若我们记住了这只雪白的乳房，便记住了汶川大地震的残酷与无情，也记住了人间的纯洁与永恒的美丽！
镜头4：一座城市与一个声音
汶川大地震那一刻，距离汶川只有92公里的成都——座以聪慧与幽默、花茶与麻将组合的城市——第一次出现了集体体义式的摇晃！用成都人自己的话说，全都吓瓜了！而以幽默、诙谐著称于世的1300多万成都市民，也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滑稽，什么叫惊慌！
那一刻，有人正在上班，有人正在睡觉，有人正在开会，有人正在闲聊，有人正在喝酒，有人正在洗澡，有人正在炒股，有人正在下赌，有人正在谈情说爱，有人正在喝茶打麻将……总之，那一刻，聪明透顶、反应极快的2300多万成都人可能想到了2300多万个各种复杂深奥的问题——比如，如何把一块豆腐从52种花样做到53种花样；怎样把星期七变成星期八；如何让物价不再上涨；怎样让“国足”马上解散；如何让希拉里当上总统；怎样让马英九管好台湾；如何让普金牵制美国；怎样让布什教训朝鲜，等等。但就是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地震——“狗日的地震”！
在这1300多万成都市民中，有一个成都女孩，同样也没想到。但那一刻，也就是整个成都市惊慌失措，混乱不堪，所有广播电台都哑然失声的那一刻，这个成都女孩却冲进了自己的工作间——电台播音室，在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一时间，通过无线电波，把自己的声音传向成都市的上空，并将这个声音持续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这个成都女孩叫孙静，成都市广播电台交通台播音主持。
我见到孙静，是在她单位的办公室，时间是5月21日下午6点30分。我们的手刚握在一起，她第一句话就说，千万不要说我很勇敢，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的工作，我的职责。
孙静刚从山里采访归来，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率真坦诚，聪慧精明，干练泼辣，个性十足。
孙静忙乎了一天，还没顾得上吃饭，一位同事帮她拿来一个馒头，她拿起来就啃，连水都忘了喝一口。孙静啃了一口馒头，还没等咽下去，又嘟囔着说，哎呀，这几天睡不好觉，都是余震闹的，一有时间，我就往山里跑，今天又去了，看到的东西太惨了，接受的东西太多了，心都是慌的。
孙静一边啃着馒头，一边讲，滔滔不绝，语速极快。话讲了一长串，馒头却还剩一大半。尤其讲起地震那一刻，情绪似乎还沉浸在几天前的亢奋中。
孙静说，地震那一刻，我正在自己的车上。因为3点整有我的直播节目，所以我提前到了办公楼的后门。与我同在车上的，还有一位同事。我开始感觉车在晃，以为是同事在开玩笑，便说，你老晃车干嘛？同事说，我没晃啊！我一看，院里有一堵很矮的墙，晃得厉害，房子也在晃，而且能听见一种很响的声音，便急忙跳下车。我双脚刚一踩在地上，就感到地面像波浪一样，一翘一翘的，人像站在船上，船像在水上，不停地荡，不停地晃。那一刻，我知道地震是什么感觉了。地震的时候，地面不是一个坑一个坑地凹下去，你看到的不是一个一个的洞，而是呈直线的裂缝。这是我的观察，我的体会。我看到同事都纷纷下了楼，全聚在大楼门前，几个女孩见我后就说，地震了，地震了！我说知道了，就往楼上走。一个同事拦住我问，你干嘛？我说上班啊！同事说地震了，你不知道啊？我说，知道啊。同事说，知道了你还往楼里走，有病啊？告诉你吧，台里所有人都出来了，楼上的墙都裂缝了！我说不行啊，还有半个小时我就该上节目了，我得上去准备准备。再说，也没有人通知我不上节目啊！说着我就上去了。我到二楼一看，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了，墙上果然裂了，门也没关。我一边关门，一边还自言自语，太慌张了太慌张了，门都没关，就跑了。我一边关门，一边还掏出手机，给自己拍了一张相。
到这个时候了，孙静居然还有心思拍照，而且还能潇洒拍照，这实在令人有些匪夷所思。我问孙静，你明知已经地震了，而且也看见单位的同事都下来了，为什么还要上楼，还要去直播间？
孙静说，因为当时我走到大门口的时候，看见所有的人都围在路口，所有的车也拥挤在那儿。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交通堵了，应该马上做节目。我们频道的副总监石建蓉也说，我们应该做节目了。事实上，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四川地震了，更不知道这场地震会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四川，四川没有地震，也不会有地震，所以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是外地地震了，比如唐山、北京啊什么的。但我在第一时间亲眼看到的，就是交通堵了。作为一个交通节目的新闻工作者，当然要在第一时间去做我的节目，何况3点整，就该是我做节目的时间，所以我就上楼了。我刚进直播间不久，石建蓉也第一个冲了上来，帮我接电话。接着有一个叫晶晶的导播妹妹也来到了直播间，帮我接电话。她先在人群中找我，找到我后就哭了，问我，没事吧？我说，没事，走，上节目去。她说，还上节目啊？我说，没人说不上节目啊！所以她也到了直播间，一边接电话一边哭。接着我们办公室的方芳姐也到了直播间。刚开始，我往我们办公室打电话，没想到她还在办公室，我问她台长呢？她说不清楚。我说地震了，你怎么还没走啊？她说，我手上的事情还没做完呢！我说大楼的人都下楼了，你快走吧！方芳姐就走了，但她没下楼。而是到了我们直播间。我感到方芳姐很奇怪，地震都过去八天了，她居然没说过一句话，那天的事，更是只字未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这样，在大难来临那一刻，在楼房的摇晃中，以孙静为首的四位女将先后冲进了直播间，坐在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就在孙静准备开始直播的时候，强烈的余震发生了！但这个时候孙静的压力不是个人的安全问题，而是如何直播的问题。尽管这个时候的孙静已经明明知道并千真万确地感觉到是地震了，但作为播音员，她又不能说是地震了！为什么？她所在的单位是成都市广播电台——这可是国家电台啊！而国家电台在没有接到官方红头文件或者官方正式通知之前，是不能擅自对外播放“地震”这一事关广大民众生死问题的消息的。这是几十年沿袭下来的制度，是几十年沿袭下来的规矩，也是几十年沿袭下来的习惯。孙静不能改变，成都广播电台不能改变，四川广播电台不能改变，中央广播电台同样不能改变！
但是，孙静是国家公务员，是成都市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播音室是她的岗位，如同战士的战壕；对着话筒说话，是她唯一的权力。这权力是国家赋予她的，是人民赋予她的。
问题在于，她怎么说话？如何说话？
这是一个难题，无论对孙静还是副总监石建蓉，都是。这个时候的孙静在直播间，与外界完全隔离，成都市以及成都市外所有关于地震的情况和信息，她一概不知；而其他三位女将同样如此，她们一到直播间，首先就向政府有关部门打电话询问、核实情况，但通信完全不通，连网络也一度中断。所以石建蓉告诉我说，虽然当时直觉告诉我们这是地震，但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之前，我们不能擅自宣布地震这一消息。我只能告诉孙静，为大家提供一些逃生和救护知识，以及交通道路信息，尽可能避免大家的恐慌。但具体怎么说，得靠孙静现场的临时发挥。
当然，这个时候的孙静，也可以选择放弃——放弃这次直播，放弃这次说话的权力。但这个时候的成都市民，当反应过来并切身感到是地震后，已经纷纷冲出办公楼，或逃出家门，拥挤在了所有的大街小巷。他们惊魂未定，不知所措，纷纷打开手机，联系亲人。但“中国通信”不通。他们继而转为相互打听，彼此询问，却谁都没有准确信息，更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平时人们并不怎么关心甚至被忽略的广播电台，成了人们获得信息的唯一渠道，不少人想起了收音机，打开了收音机，围住了收音机。遗憾的是，成都所有的广播电台都停止了正常的播放，一律改为音乐。
而就在这时，孙静的声音出现了：
听众同志们，刚才那个晃动，把大家都吓着了吧，我也感觉到了摇晃！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请千万不要害怕，更不要慌张。不管你现在在什么位置，请告诉我你那里的交通状况。另外，正在驾车的朋友，一定要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没有驾车的朋友，请一定要小心，千万别站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
这就是汶川大地震发生那一刻，拥有1300多万人口的成都市出现的第一个声音。这声音是我从电台查到的原始录音，可以保证绝对真实。这声音突兀而起，灵光一现，在第一时间通过电波传向成都市的上空，传向成都市的每一个角落，像漆黑的夜空突然有人点燃第一道篝火，像迷失的航船突然有人送来第一个罗盘；像溺水的孩子突然有人发出第一声呼救；像雨中的人群突然有人撑开第一把雨伞。这声音没有说“地震”两个字，却传递了地震的信息，这是孙静的智慧；这声音没有渲染地震的恐怖，却预示了大难来临的危险，这是孙静的聪明；这声音听似自然亲切，温柔平和，却及时敏捷，沉稳有力，这是孙静的冷静。
于是，慌乱的成都市民少了一份慌乱，多了一份安全。尤其成都市8000多名“的哥”，听到孙静的声音后，渐渐平静下来，交通道路情况，也明显开始好转。而且当天不少出租车，都是一路闪着应急灯，听着孙静的声音，前往都江堰接送一个个伤员的。
我曾采访过大约20个成都“的哥”，除两个“的哥”没有明显感觉外，其余“的哥”一致认为，孙静的声音当时对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的哥”告诉我说，地震发生时，他正在青年路，突然觉得车子荡了起来，他以为自己的车胎爆了，下来一看，好的。一抬头，见很多人从屋里往街上跑，然后不停地打电话。由于中国移动通信不通，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回到驾驶座打开电台，成都所有电台都是音乐。但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孙静的声音，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很快将这一真相转告了其他人。于是很多人通过孙静的声音知道了当时的情况，稳定了情绪，得知了亲人的下落，让他非常感动！
还有阿坝州交通大队的十多个警官，地震后一直睡在随时可能滑坡的山体下面，手机一直没有信号，也听不到任何信息，全靠听孙静的声音度过那段恐怖日子的。后来孙静采访他们时，一个警官还对孙静说，我的老婆孩子到现在也没找到，不知道他们生死。你能不能在电台里给我播一下？就给她们说，我很好，很安全，让她们知道一下。孙静听了这话后，受不了了，眼泪刷刷地流了出来。
事实上，孙静的节目开通仅5分钟，第一个“的哥”就打来电话，及时报告了他所处的交通道路情况。接着不少“的哥”也纷纷向孙静打来电话，或报告堵塞情况，或询问路况信息。还有不少听众，也纷纷把问题抛向孙静。比如有人问：中国移动、联通怎么了？关键时候为什么电话不通？请帮忙询问一下；有人问：请问绵阳的情况如何，那儿的通信中断了……
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一个信息平台，就这样迅速搭建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