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于喜春奉调到中地蒙古经理部，在新的国度开始了他的异国路桥新生活。但是，他仍然怀念菲律宾，怀念共同奋斗10余年的中地菲律宾经理部这个团队。首先，他深情地告诉我，中地集团公司文化氛围很重，经营理念很先进，“以人为本”做得特别实在，在中地大团队中奋斗10多年后，仍然充满热情地愿意在这个大团队中一起奋斗，一起前进。其中于喜春讲到的最感人的一句话是：“中地集团公司把人看得很重，对各种员工一视同仁，同样关心体贴，同样表彰激励。我荣幸地拿到了中地发给在海外工作10年以上员工的金质奖牌，这是我人生的荣耀！”同时，他对中地菲律宾经理部感慨更多，因为他毕竟在那里生活奋斗了10多年。他认为，在菲长期工作的这批中地老员工，相互亲如兄弟姐妹，感情很深，友谊很不一般。多年来，大家互相关心，互相鼓励，排除万难，做到今天这般业绩，寄托着数十个人、十数年的精诚与心血，他真诚祝愿菲律宾经理部再上层楼，更图新发展。说来也怪，刚离开菲律宾不久，连经理部那些菲方雇员也挺想念的。于喜春说，有位菲律宾工程师，名叫Oscal（哈，奥斯卡），是我在大桥工地招的绘图员，年轻、聪明、肯上进，为人特别正派，对CGC信任而且忠诚，后来一直担任现场工程师了，现在在我们中地菲律宾经理部工作已超过8年。接着，于喜春补充一句：“中地菲律宾经理部属地化做得相当不错，拥有一大批菲律宾籍的员工，我相信一定还有大发展！”
拳拳之心，赤子之情，实在令人感动。
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或笔墨表达的挚爱，是种大爱。
时间飞逝，岁月如水。看着这位朴实可爱的中国最普通最平凡的路桥工程师，我想说：“人们哪，赶快留下你在平常劳动中成功的痕迹、业绩的碑吧。哪怕是奋斗的表情，拼搏的姿态，意志的影子，信念的印记……这些，都将是你年迈时的快乐与自豪哟。”
我再次说，于喜春，桥之魂！无愧也。
岁月如歌
——中地苏丹经理部总经理关霖的岁月痕迹
必须说在前面的历史话题
从古到今，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就是个风骨与精神。
近代，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巴金等等一大批文坛大家巨匠，除了为我们留下了传世的经典作品之外，他们在人生岁月中表现出来的中国文人的风骨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足够我辈及后代敬仰终生。记得当年大文豪鲁迅先生去世时，上海进步文化界在先生的棺上铺盖了一面大旗，旗上仅书三个大字：“民族魂”。毛泽东同志也曾多次在著作中赞扬鲁迅，将其精神视为中华民族的代表。
关伯庸先生在解放前是上海进步文化界的代表文人之一，曾任当时的《新民晚报》副主编及专栏主笔，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曾被作为“共产分子”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他与胡风先生交往甚多，常有文章书信往来，但也只不过是进步文人之间的君子之交罢了。但谁能料想，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上世纪5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政治与文化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大案，竟牵扯到解放后在贵州故乡任职（时任遵义地区第一任文教局长）的关伯庸。他被一场运动打成“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使关先生及家庭的命运急转直下，关伯庸再次蹲了新中国的牢房，出狱后全家被安排到边远的务川县。关先生育有子女6人，三儿三女，关霖是最小的幼子。1964年4月20日关霖出生时，父亲早已不在狱中，担任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新华书店的副经理。在关霖记忆中，父亲性格温和，少言寡语，只是埋头工作。让关霖终生不忘的事是，平生仅有一次，他却惹得父亲发火了。那是到了读书年龄，小学报名时让关霖报“家庭出身”，他便问父亲咱家庭出身是什么？父亲答曰“自由职业”，他看见班上其他同学都是“贫农、中农、雇农”，没有看见“家庭出身”是“自由职业”的。再问，父亲挥手打了关霖一个耳光……
岁月如歌。多少年过去，“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早已被平反，父亲后来也已成为我党政策规定的“离休干部”了，但是幼年时父亲的一记耳光却给关霖人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那是一首那种年代、那个岁月中血性男人悲怆的歌，那是一段特殊历史、特殊人生中男人成长的励志曲吧。采访现任中地集团公司苏丹经理部总经理关霖，他偶然说出的一句话让我怦然心动，热血沸腾。他说：“我始终有个信念，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我明白，这就是岁月之痕。
在物质轮回的历史长河中，人生百年，也不过是个短暂的过程。这世上许多人为追逐名利地位而竭心尽力，到头来腰缠万贯而精神上仿佛一无所有。这世上也有许多人为钟爱的事业艰苦卓绝地奋斗，虽少名利，却终生幸福。
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活在这个世上，他的人生大目标应当只有一个，那就是地质队员出身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体面的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公正而和谐的社会……哦，岁月如歌！
上篇：走进巴基斯坦
1.人生总有遗憾，千万不要总是为遗憾而耿耿于怀。
关伯庸先生家在贵州山区小县务川是很有名的，正因为他是“胡风集团分子”，所以总遭受政治上打压，但也少不了有人暗中尊重。书香门第，家风依旧。关霖是老六，上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个个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但是赶上了那个特殊年代，全都因为“政审”不合格而没有读成大学。父兄的遭遇深深影响了关霖，从小心灵就受到压抑，不太愿意与同龄孩子交往。幸亏父亲在新华书店上班，而书店有个不小的书库，少年时代的关霖课外时光大多是在书库中度过的。“文革”中关家曾多次被“抄家”，父亲的藏书、文稿、书画以及与胡风等著名文学家的往来书信、合影照片等均被抄遗失，但书店书库中的大批新旧版藏书籍却满足了少年关霖的知识渴望。有条件读了不少书，成为关霖成长的一大优势。
与哥哥、姐姐们一样，关霖从小自觉地要强，从小就立志要做出点成绩为父母争口气。从小学读到高中，他年年是“三好学生”，初中毕业那年还被县上评为“青年突击手”。1981年高中毕业，17岁的关霖参加大学考试，高考成绩名列全县第三名。摸不清是什么心理，填报志愿时关霖填写的只是“重点院校服从分配”这8个字，结果当年被武汉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探矿工程系坑探专业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关霖都懵了，什么“地质”、“探矿工程”、“坑探”呀？是干什么工作的呀？他有点不想读了。父亲一句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改变了他幼稚的念头。毫无疑问，就为了尽早就业、减轻家庭负担，这大学也得读。
大学毕竟是高等学府，入学后关霖心情舒畅了，学习氛围也变了，他渐渐崭露头角。当过班长，当过团支部书记，学习成绩优秀，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并且在1985年4月毕业前夕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大学毕业时，因为是我国钎钢专家张国榉导师“特种钎钢钻头研究”课题的助手，曾计划让他留校，后因贵阳钢厂（我国唯一的钎钢厂）的总工程师陈弘竭力要求张国榉老师将关霖派到贵钢工作锻炼，当时贵州局有一个接受名额，但因为地矿系统是中央直属单位，贵州省副省长出面也没有能够从贵州地矿局把人要到，最后关霖就到了贵州省地矿局117地质队工作。此后3年的地质队生活对关霖是宝贵的经历，搞过金矿勘查、打过隧道、当过分队技术负责又参与地质队走向市场的多种经营项目，这让他懂得了什么叫实践，什么叫市场，什么叫应用。1988年10月，关霖被调到贵州省地矿局，先后在探矿处和安卫处工作，1990年被评为工程师，1998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局机关工作9年，虽然主要从事管理，但是关霖专业没丢，英语大有进步，这种有心的知识准备为今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1997年秋，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举办第一期“海外工程项目经理培训班”，关霖到北京参加了考试，专业理论及英语成绩均合格被录取，从此踏进了中地大团队的大门。海外工程的新奇，海外施工的艰险，海外生活的困难与乐趣……极大地激发起关霖久埋胸中的抱负，使他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培训学习很紧张，涉及知识面很广泛，许多内容是海外工程项目经理必须掌握的。关霖担任着学员班党支部书记，不仅自己要学好，还关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学员。就在培训班学习期间，远在贵州务川的老父亲因病去世，由于通讯不便关霖未能及时知晓，后来就忍住悲痛坚持学习到1998年春节前夕培训班结业。春节回乡，跪拜在父亲的墓前，关霖泪流满面，久跪不起……父亲，我赶上了好时代，我期望为国家做出点贡献，请谅解儿子吧，请祝福儿子吧！
2.岁月可以改变一切，改变不了的是人对理想的追求。
1998年5月，中地集团公司借调关霖赴巴基斯坦经理部工作，1999年2月又赴66号标水利工程项目，这是他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走进海外工程项目。回忆这段经历，关霖对我说：“海外项目的施工难度在国内根本是不可预料的。”
公司很重视第一期“经理培训班”学员的使用，第一次出国的关霖即被任命为66号标水利工程项目总工程师助理，两月后担任项目生产副经理，从技术层面参与了项目实施及管理。中地集团公司曾因63号标水利工程在巴基斯坦打出了声誉（63号标项目经理孙金龙，现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并是第十七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此前，孙金龙曾任中地集团公司第二任总经理），此次实施66号标理应全胜告捷。66号标项目内容繁杂，修筑主渠总长近100公里，还有无数支渠、毛渠和渠上结构，开挖土方量大，支撑技术复杂，而且工区广泛，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关霖不怕吃苦，更没有畏难，他乐观地对我说：“虽然第一次参与项目施工，但是我学的探矿工程坑探专业恰恰应用广泛，我连爆破都学过呢。”在项目副经理这个岗位上，应当说关霖干得相当出色。他协助项目经理和总工程师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想过不少办法、出过不少点子，66号标项目顺利完工并取得良好效益也有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份心血。
2001年初，公司任命关霖为中地巴基斯坦经理部副总经理兼孟加拉办事处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