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民俗风味小说的艺术特点是，注意描写北京这座文明都城特有的习俗风貌，用多彩的画笔来描写具有民俗形态的生活细节和风土人情，构成了一个个具有浓郁的民俗风味的人物活动的场景。在北京作家群中，以风俗画著称的大有人在，但他们又各有不同的艺术追求。邓友梅和刘绍棠都是北京地区风俗画的能手，他们之间除了在选材上有着城与乡、市人与农民的区分，在风俗画的结构因素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别。刘绍棠的《蒲柳人家》也写了望日莲的“七·七”、“拜月乞巧”以及新郎新娘双双拜“花堂”的传统民俗，然而，他的风俗画框里的主要色调是由京东运河的水乡风物和秀美的自然景色而构成的，抒写了田园牧歌式的情调。邓友梅也写北京城的自然风光，如对陶然亭一带的景色的描写是相当出色的，但是，他的笔墨对天然景色是很吝啬的，主要还是用于对文明古城的文物书画，对人物的服饰、室内的陈设，对各色市民的生活情趣和风俗习尚的描写。请看一看《那五》对昔日的三教九流汇集的天桥是怎样描画的：
这清音茶社在天桥的三角市场的西南方，距离天桥中心有一箭之路。穿过那些撂地的卖艺场，矮板凳大布棚的饮食摊，绕过宝三带耍中幡的摔跤场，这里显得稍冷清了一点。两旁也挤满了摊子，修脚的、点痦子的、拿猴子的、代写书信、细批八字、圆梦看相、拔牙补眼、戏装照像。膏药铺门口摆着锅，一个学徒耍着两根棒槌似的东西在搅锅里的膏药……
当你读到这里如同身临其境，仿佛是自身也走进那光怪陆离的环境。那无声的文字也变成多声道的立体声，让你聆听各种各样的市声，领略了老北京的杂沓相陈的社会相。下面再引一点那五来到贾凤楼住处的一段描写：
凤楼把那五让进北边客厅。墙上悬挂着凤魁放大的便装照片和演出照片。镜框里镶着从报纸上剪下的，为凤魁捧场的文章。博古架上放着带大红穗子的八角鼓。一旁挂着三弦。红漆书桌蒙着花格漆布，放了几本《立言画刊》、《三六九画报》和宝文堂出的鼓词戏考，戏码折子，茶几上摆着架支着大喇叭的哥伦比亚牌话匣子……
作者写到这里无需点明年代背景和主人的身分，那戏拆子和鼓词戏考，那《三六九画报》，那哥伦比亚牌的话匣子，这陈设，这环境氛围已经清楚地告诉读者，贾家兄妹是什么人了。这是旧艺人家庭生活的典型写照。紧接着，门帘一动，贾凤魁走进客厅，双手平扶着大腿，微微朝那五一蹲身，见面礼不卑不亢，仪态从容。她是个年轻的艺人，但不涂脂粉，只在鬓角插了一朵白兰花。陪客时她不接碴儿说话，双目时而走神想心事。仅仅几笔描写，它就把一个胸有隐忧、身世凄凉的女艺人活活画出来了。
邓友梅与北京的另一位风俗画高手汪曾祺也是有同有异的。汪曾祺的名篇《受戒》和邓友梅的《荒寺》，山林寺院是构成他们风俗画的共同景物，然而，仔细观赏，两篇小说迥然有别。《受戒》写小和尚的爱情，写佛门的规矩和出家人的礼尚，作者兴致所往，如行云流水；无意为之，则戛然而止。他是以“信马由缰，为文无法”的散文笔法来写风俗画的，而且是纯粹意义的风俗画。《荒寺》也写了莲花山禅宗圣地的风物画，但它不过是给几个人物提供了一个活动环境，让和尚、年轻的处长、离休的部长各从不同的角度去回忆寺庙的“毁灭”经过和回思历史的经验。《受戒》让人沉醉于美的风俗画之中，《荒寺》令人深思，深思在风俗画中熔铸的时代风雨和历史的启示。
如果说邓友梅与汪曾祺所选取的风俗画还有北土与南乡的地域差别，那么，他和北京另一位作家苏叔阳一样，都是把北京市民作为他们的描写对象。苏叔阳的《左邻右舍》和《夕照街》侧重于从一个大杂院、一条胡同来写人与人之间、邻居之间的关系。作者的确是把生活于文明古都的市民味儿写出来了，但这“味”儿主要是从你我他之间的交往方式和人物对话中渗透出来的。邓友梅也注意写人物的对话，但不多，句式也相当简短，没有苏叔阳那种话剧式的笔法。真正见功夫的，却是作者善于借用北京市民所喜欢的戏院、书馆、文物、书画这一类东西和人们习惯的风俗礼仪，让它们来联系人物的关系，揭示人们的复杂的心灵世界。《双猫图》的篇幅不算短，人物也只有两个，但作者写金竹轩与康孝纯之间三十几年的历史漫长的交往，对话次数屈指可数。金、康的性格特征，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和精神世界的变化，与其说是用对话说出来的，还不如说是借用那个龟钮章和一张国画而展示出来的。那颗晶莹华美的田黄石章，顶上雕有一只头缩在壳里的小乌龟，印章的一面，金竹轩刻了一幅对联“事非皆因多开口，烦恼全为强出头”，横批四个字“以龟为鉴”。这个章是康孝纯在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之后，金竹轩赠送给他的。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对话，但赠者自有寓意，授章者也深明个中之情，而且把图章上的对联作为他的“座右铭”。三中全会以后，康、金二人都落实了政策，都有了发挥个人专长和才能的机会。这时，二友终于坐在一起，深夜对饮，对往日的叹喟，对今天太平盛世的礼赞，对来日的展望，二位老友理应有一番畅谈，然而，小说将他们之间的千言万语尽量省去，却腾出笔墨去写金竹轩送给康孝纯的一幅“双猫图”。只见那画上一行小批写道，“年近古稀，又逢知己，废品一变而身兼二猫，行将就木之人又欣逢盛世”，故“涂此画以明志”。友人之间赠送书章诗画，此乃古老的礼俗。作者在这篇民俗小说里利用了一幅猫图，加上一颗龟章，都是无声的古玩字画，但此处无声胜有声，它们不但形成了小说的关键性的情节，构成了古香古色的赏心悦目的民俗画，而且，作品所要描写的时代的巨变，金、康二人的性格、心志的演化，也尽寓其中了。真是题旨深邃，意境神妙，意味隽永。
作者不仅仅长于状写文物书画、民俗习尚的形态，而且善于点透其中的历史知识和细微关节。比如画儿韩寿宴烧画的一场戏，全景与细目、民俗与掌故，迤逦写来，极为精妙。画儿韩借摆寿宴的机会当众烧假画，不过是他苦心经营的“撒帖打网”的计策，以便引出下面的戏文，揭露“当”假画的那五（也包括甘子千）的面目。杯觥交错的酒宴上，突然挑出了假画《寒食图》，真是奇峰突起，令人叫绝。但更让人叫绝的是，画儿韩对那幅画假在何处的鞭辟入里的剖析。他所焚的《寒食图》，可以说仿制假画的假画。它骗得了画主本人甘子千，但一经画儿韩的指点，假画之假也就暴露无遗了。那一字一句，无不蕴含着他的书画学、气象学、音韵学、历史学的丰富知识。画儿韩谈笑间说得一板一眼，听来令人神飞遐思。文学作品是艺术，不是百科大全，借艺术卖弄知识是不足取的。然而，为了刻画人物，渲染环境气氛，画面上有一点恰到好处的知识性和趣味性，这将为艺术作品添增色彩，给人们以回味。《红楼梦》令人百读不厌，其艺术魅力当然是源于它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等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但同它作为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也是不无关系的。那里的一幅幅风俗画，那里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民俗、诗词以至医药方面的知识，都是构成这部名著百代不朽的重要因素。邓友梅对知识性小说的描写，偶尔也有失误的地方，但他的作品所以叫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显然同它给人以丰富的知识、情趣盎然的历史掌故和迷人的风俗画是密切相关的。
作者的市人小说在故事情节的结构布局上汲取了传统的话本和通俗小说的长处，形成了他自己的特点。故事性强是传统小说的一大特点，但它有时又因偏重故事性而湮没了人物的性格；现代小说注重性格或心理的刻画，但往往又因忽视情节因素而不大容易给人留下印象完整而深刻的画面。刻画人物性格特征与描述故事情节，原本不是矛盾的，情节理应是性格的历史。邓友梅的小说兼顾二者，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中心来描述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他的作品没有多条的情节线交织而成的辐射式的结构方式，而是严格选取足以揭示主人公性格的情节故事作为小说的支撑点，娓娓道来，故事连环故事，从一个情节或几个情节的发展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但情节与情节、故事与故事之间的联接点，作者绝不多费笔墨。颇似传统的“说话人”采用的手法，用一两句交待性的话，即由前一故事过渡到后一故事，惜墨如金。然而，当他以重点情节来刻画人物时，作者毫不吝惜笔墨，一定把故事写足，把人物性格写透。如《寻访“画儿韩”》全篇的重点不过是写了一个故事，即当画、焚画和赎画，但它把画儿韩、甘子千的身分、经历、个性和禀赋都写透了，同时也把画儿韩在解放后为什么被“挤”出文物界、甘子千为什么又请他重操旧业的历史因缘也“带”出来了。作者在构思布局上，有的作品似乎是走他自己的轻车熟道，但总的说来，他深思熟虑，用几个妙趣横生的故事连缀成篇，有重场戏也有轻轻一带的“过门儿”。这种有轻有重、有疏有密的笔法，比起那种从头到尾道来、笔墨如天女散花似的写法，它显得更集中更鲜明，因而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更要完整而清晰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