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内科是我父亲的意思。我有两个哥哥都是内科医生，我们家开了一个诊所。可是我，我忽然想到做兽医是最难不过的。比内科医生要难多了了！”他谦逊而又自豪地说，“人，会说话，他可以把自己的病症讲得一清二楚。牲畜呢？那就全要看医生的学识，看他的经验，看他的能力！”
这短短几句话，给了林媛极为深刻的印像。一个人，应当这样，要有自己独特的、坚定不移的志向……她大胆地望望他，这样想着，从河里捞出并未洗净的被单，丝毫不带客气地说：
“来！你抓住那一头，我抓住这一头，我们把水拧干！”
一个人是不好对付湿淋淋的沉重的被单。但更主要的，林媛认为这样做是一种亲近的表示。在拧水的时候，她明显地感觉到对方没有手力。这软弱无力的手也是可爱的呵——她爱他了——难道刚刚见面，只经过这么简单的一番相谈，就可以决定爱一个人吗？人们准会带着轻蔑这样责难她。但有什么法子呢？这是她的事。
在每日照常的接触当中，苗康并不是没有觉察的，他不傻。有时，在什么地方不期而遇，谁也没说什么，便匆匆错过了。但只从短暂的对视中，苗康却能完全领略到未婚女子那种不可言传的目光。不待说，这一切对于苗康是十分舒心的。同时，在他的观念中也是心安理得的。就像顺手捡一个自动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子，既不费力，又不至遭到非议。他从不曾对她有过什么公然的表示。在她面前，他始终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和严肃。不过，他却善于从细微之处去迎合她，去适应她。她喜欢跟他到河边去闲散，他从不拒绝。而且，当和她并肩向外走去的时候，他暗暗希望别人——最好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这时候，他特别感到心满意足。他留意着各种各样的反映：赞同、羡慕、嫉妒、厌弃。但无论你持以任何一种态度，都不至引起苗康的反感。更切实地说，他一律欢迎！因为他觉得这是不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你们已经看见，除了我，她是根本不愿意同别人去遛弯啊！
木牌写完了，为了防备不老实的牲口，需要钉高些。苗康要去找梯子，可是林嫒立刻提议说：
“何必去找梯子？这样不好吗？你蹲下，我踩着你肩膀，然后你立起来……”
她以不得力的姿态在钉着钉子。仰着脸，手向上举着，可是胸脯又不得不紧靠着拴马桩。这时，她感到一双发热的手，抓住她的腿腕。是他的手！这意思是什么？只是怕我掉下去吗？……
正当林媛怀着说不出的心情在钉第五个木牌时，几个人慌里慌忙从马厩门外跑过，她听到有谁在嚷叫着：
“卫生员！卫生员！”
这是喊林媛呢。农业站现时还没有自己妁医务干部，而林媛对这方面又有些常识，一般小事可以应付一二。不过这代理职务在她观念中还很淡漠，因此有人喊“卫生员”她一时竟没有意识到是喊她。
“人家叫你，怎么不应声。”苗康提醒道。
“叫我吗？哎！我在这儿呢！”
“快来呀！快来！几个焦急万分的声音同时嚷道，“砍伤了！站长叫人给砍伤了！”
林嫒像一只受惊的猫，赤着脚从苗康的肩上蹦下来……
3
苏易轻轻推开门，他以为还会像那天一样看见受伤倒卧的陈子璜。但床上只有两条依照乡下人习惯叠成长条的被窝。
李月湘正在切菜，见有来客，在衣襟上擦了擦手就去倒水。
“子璜同志呢？”
“出去了！”
“他怎么走动！受伤才5天！”
“可就是说呢！医生告诉我，半个月别叫他下床。可他，刚才推开窗子，正巧见一只老雕在抓鸭子，他抄起那根步枪就往外走。有什么法子呢？迟了，鸭子早叫啄死了！”
“这会儿他到哪里去了？”
“谁知道啊！喊也不理，叫也不睬。苏书记，你说说他吧！要是身子好，我才不管他呢！爱往哪去往哪去。反正，他的事就没个办完的时候，可这一阵伤口还没定痂就东跑西颠，弄得不好……”李月湘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什么也不用说，他能听谁的话！随他去！弄坏了伤口就把腿锯掉，让他架着两根拐漫地去乱蹿吧！”
她满面愁容，转身坐到床边，捞起一件男人的毛衣，小指头一绕，就开始编织起来，线团在床上转动着。她是闲不住的。苏易每回到这里来，她总是这样，一面絮絮叨叨对丈夫发怨言，一面在不停手地为丈夫忙着。这个幽暗的土窑中，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切摆设什么时候都是有条不紊的。陈子璜随便什么时候撩起床头的被单，底下都有浆洗过的、压得平平展展的衣服。陈子璜吃饭从来没有定规时间，但只要他往那张矮桌旁边一坐，要不了一会儿，妻子就可以端来热气腾腾的菜饭，并且带着一盘焦得发黑的辣子——这是他唯一的嗜好。不过，至于她自己，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当她把茶缸递给客人的时候，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衣襟敞开着，于是她慌忙扣住，并且，双手理理蓬松的剪发。照说，无论从脸孔或从身材看来，李月湘都是相当漂亮、相当年轻的。可是，你也不得不感到她像是由于多儿多女，使自己的青春风采过早地、迅速地减退了。
苏易喝了两杯茶，对女主人说了两句没有任何效力的同情的话，就站起来要走。李月湘忙说：
“再等一等吧！他也就该要回来了。”
“是得等，我找他还有事。不过，我想先出去随便走走。”
李月湘知道他要到林嫒那里去——这位忙人当中最忙的工委书记，常常专意来看望自己的女儿呢——所以她也就没有再强留。
清早，皮袄很有用。但中午，太阳又会把人烤得头昏脑胀。所以，作息时间表上所规定的两小时午睡，对人们，而尤其对林媛是十分重要的。她夜里要做两次气象记录，因为生怕误时，往往过早醒来，但不敢再睡。她曾要求发给一只闹钟，这样，她便可以直到必要的时刻再起床。但，站长在她那份格式马虎的报告上边批了“缓办”二字。
苏易轻步走近床边，他站着，望着女儿——现在，他只是一个父亲——怎么穿着鞋子就睡了呢！她疲乏了，顾不得脱呀。他想替女儿脱掉鞋子，又怕弄醒了她。就让她这样吧。她睡得多好啊！侧身躺着，胸脯均匀地一起一伏。脑袋枕着滚圆的胳膊，拳头紧攥着，好像手心里有什么珍贵的小物件怕人抢去。一条辫子压在肩膀下，另一条弯曲着躺在枕巾上。她的上翘的嘴角像平常一样，仍旧挂着一丝笑容。大约她在睡熟的时候也忘不掉那些美丽的幻想吧！苏易望着女儿，久久地望着——多么像！多么像她的母亲！
……作为和学生们年岁相差无几的历史教师，苏易和功课最好的女生林一楠悄悄相爱了。虽然，人们看来他对她的态度无异于其他任何一个学生。但，通过那个巧妙的“私用邮箱”——林一楠的笔记草本——他们却暗中相互一天比一天了解，并且相互感到不可缺少了。毕业后，依照自己的理想，林一楠要去投考音乐专科学校。她的手指很长，长得出奇，音乐教师断定她可以成为出色的钢琴家。于是，他们举行了对外人说来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婚礼；几乎是在送走宾客的同时，苏易把新娘送到车站去了。对于这似乎只是为了公诸于世的结婚，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评论。有人说，这是男方为杜绝自己产生第二个念头——这谁敢担保呢！有人说，这是林一楠用以摆脱早就围在她身边的几位不易摆脱的崇拜者。也有人认为，这只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担心，生怕对方受不住长久相别的、时间的考验。
林一楠从音乐学院出来，像她自己所希望的，回到母校做了音乐教师。但过了几年，苏易却忽然要离学校到另一个城市去。并且是在国民党省党部做事。
苏易一走近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大门，就觉得一阵难以忍受的恶心。实在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是那种最艰难的地下战斗在等待他，他绝不会把人的尊严丢在门外而迈步进入那道铁的门坎。
为了不和丈夫天隔一方，林一楠也到这城市来了。在剧团里担任了一名可有可无的钢琴师。这对她原先怀着的音乐艺术的抱负简直是一个讽刺。她厌烦透了周围的一切：为了仅能糊口的月薪，男人们在舞台上像疯子一样发神经，女人们以卖弄风骚博得喝彩。
在时时感到闷气窒息的生活中，小女儿的降生给苏易夫妇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欢乐，他们的生活变得有枝有叶了。夜里，当两人都回到家里来，女儿总是从这双手被接到那双手，从那双手又被接回到这双手。或者，他们坐到沙发上，把女儿放在当中，热情地评论着，往往又各执一见地争论着，她的哪一点像爸爸、哪一点像妈妈。其实，她根本说不上像谁，出世不久的婴儿是难看的。
“慈母严父”这句话不尽然适于每个家庭。还在林嫒刚刚会唱歌的时候——她是先学会唱歌而后才学会说话的——做父母的就觉得孩子已经不小了，不能不开始考虑到，怎样才能把她教养成一个文静有礼、让人见而生爱的姑娘。他们十分严肃地商讨着，决定着。首先，不给她以过分疼爱，不许她随便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场所去耍。其次，要教她尊敬哪怕是只比她大半岁的人。对于这些极平常的“家务决议”，苏易始终就不能像林一楠那样认真严守。为了满足女儿对花生豆的需要，他在衣柜上摆了一个专用的茶叶筒，里边经常保持着一定数目的碎票，林嫒可以踩到椅子上去取。如果因为手边不凑巧，主妇用这钱买了别的什么东西，苏易立刻就会照数补齐的。有一次，他要到“奉职”的机关去办公。女儿要求带她去。苏易本来决计不肯，可是，一见她预备要哭，就拉她去了。林一楠知道了这事，就对苏易大发脾气，弄得全家没有吃上晚饭。因为，他把孩子带到一个肮脏不过的地方。在那里，她会看见横冲直撞的宪兵，也会看见袒胸露腿、擦粉抹脂的女人。
一天，苏易回家来，见女儿哭丧着脸呆呆地站在当地。他问怎么回事，林一楠说：
“我罚她站！”
“为什么？”
“那个花瓷盘让她打碎了！”
“就是为了一个盘子？”
“不！她撒了谎，说是猫打的。盘子关在碗橱里，猫怎么能开开门把盘子端出来打碎它呢？”
“就算她打碎的吧！还不就是一个瓷盘？你知道，她每天中午放学回来还得自己热饭吃！”
苏易走过去拉女儿，林一楠威严地说：
“不许她动！她还没站够呢！”
“我替她站行不行？”苏易完全愤怒了！“你见过谁家有这一种规法！”
说着，他像从水火中抢救一般把小女儿抱了起来。但，女儿从他的双臂中挣脱了，依旧站到原地去……
严峻的真正的母亲呵！
她死了——苏易接到一个字条，由于叛徒的告密，他必须立刻离开本城，以至于和妻女告别都不可能。几年后，他随反攻的先头部队入城。然而，梦想已久的团聚没有成为事实；监狱中非人的生活、可怕的瘟疫夺去了林一楠的生命。他只找到长大了的女儿——她像是代替母亲，仍然流落在那个可怜的剧团里。从那时起，苏易几乎一刻也不能离开女儿了。他不是不明白，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作父亲的应当把爱抚完全掩藏起来。可是，不行的！他克服不了自己。
随后，苏易又轻手轻脚离开女儿的床边。他拉开抽屉，从里边取出一个黑皮面练习本，随便翻了翻——这很好，她还坚持写日记呢。昨天她写道：
晚间，他查看过马厩，我们就到河湾去了。在石岩上，我们坐了很久很久。我觉得我好像很幸运……
接下去还有几行，但苏易没往下看。虽是自己女儿，不经许可还是不要看得好。如果想知道她个人的事，他可以随时问她的。
4
忽然，传来一声枪响，苏易奔出土窑。
远远地，有一个人跛着腿从河边走来。他把步枪当做拐杖，借以帮助自己。苏易迎上去，原来是陈子璜，他的脸，仍然像从树林里被抬回来时那样枯黄干皱，只是满下巴胡楂子更长了些。当苏易去和他握手时，才看见他提了一只血淋淋的鸭子。
“走火了吗？”
“不！这是野的。”陈子璜把他的猎物一摔，自己也就地坐下来，气兴兴地说，“这哪里是养鸭子？这是造孽！买了一大群，到如今连一个鸭蛋也没捞着。倒已经有五六只喂了老鹰。还有的呢！跟着野鸭子往河里跑，赶都赶不回来。”
“跟野鸭子跑？没有分派人专门照看？”
“怎么没有？糜复生！”
陈子璜一面喊叫马车队长的名字，一面以发怒的目光在人群里搜寻。这时，已陆续聚集来了不少人，只是糜复生不在场。不过他也正沿河岸向这里走来，因为他和大家一样听见了枪声。
跟随糜复生一同走来的还有四五个人。多半是他的队员，也有一两个是生产队的。当他们走到跟前，正要探明枪响的来由时，陈子璜却冷丁地向糜复生发出了质问：
“我交代过你没有！糜复生！鸭子要由你们队暂且负责照管！”
“交代过。”马车队长以敢做敢当的语气回答，但看站长的脸色，知道有些不对劲，于是接着申辩道：“不错，倒是交代过。可是，这真有点不大好招呼。我们是赶马车的，谁学过放鸭子呢？”
“放鸭子也得上专科大学吗？你这么大个子，就不能关照住它们别给老鹰抓走？就不能关照住它们别跟着野鸭子往河里跑？”
“这可没法子！那怎么能拦得住呢！”糜复生好像得住理了，装出一副束手无策的神气说，“我们的差不多全是母鸭子，可河里的野鸭子公的倒很多。你说，这……”
他的话还没完，大家就哄哄乱笑起来。陈子璜更加动气了
“你没法子？好呵！我可有法子。鸭子不是没有价钱的，少一只我就从你的薪金里扣一只的钱。会计！听见没有？照办！”站长吩咐道。随即又转向糜复生，“你说吧！从早到晚你都做了些什么？是什么事忙得你不可开交？老鹰在场子上赶得鸭子呱呱地叫，你没看见？做什么去了？你刚才做什么去了？啊？”
“我们到，到河湾里去转了转，想就回来。”糜复生含混其辞说。
“河湾里有什么好转的？嗯？你说吧！你们去转悠什么？”
“是……我们在河湾里淘沙，淘河沙。”一个怕事的马车队员代替队长回答道。他有些沉不住气了。
“这河湾里，有，有沙金呢！”另一个队员补充说。
陈子璜怔了一下，他的脸忽然显得有些怕人的样子。他支撑着身子站起来，跛着腿走近糜复生那几个人面前。由于过分激怒，一时没有说出话来，只用发火的眼逼视着他们，看来他简直要挥手打人了。可是，他却意外地降低了声音，以至于仿佛是顶温和地说：
“啊！这么说，你们是淘金去了。好呵！很好！淘到多少？拿出来，拿出来！”陈子璜伸出手去。
糜复生不得不迟迟疑疑地从袋子里掏出一个方形的小洋铁盒交给站长。成色如何，不得而知。总之，这小盒子里定然是沙金了。陈子璜接到手，看都没看一眼，侧转身，一扬手便把它掷到河里去。铁盒在激流中无声无影地被淹没了。而陈子璜却因为用力过猛而几乎栽倒在地……
始终没有插言的工委书记走近了几位“淘金者”。他以冷静的语调问他们是不是由部队转业到这里来的。他们回答“是”。
“作过战吗？”工委书记继续问。
“作过战！”
“你呢？——作过——你？也作过。全都作过战！”苏易从容不迫说，“那么，你们是战士。我想，你们自己明白，什么是战士呢？战士，是最懂得珍惜荣誉的人！可你们呢？好像不怎么把这放在心上。可不是？想想看，你们在做什么！把工作丢开，悄悄溜到河湾去，在那里费尽工夫淘沙金，然后就塞到自己口袋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