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世纪文学”的概念
两年前，我曾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走向进行总体研究，发现近五六年的中国文学确乎发生了许许多多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于是，就此撰文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论述，此后，又与人合作进一步论证了“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审美特征等问题。与此同时，我发现有许多学者和批评家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积极的倡导和研究，他们或以文学的表征为出发点进行研究，或以“时间”为逻辑起点进行研究，或以文学的格局变化为起点进行研究，张颐武、张未民都是其中引人注目的学者，张未民先生还就此申请了一个课题“新世纪文学研究”。与学者和批评家们的积极姿态相对应，文学期刊、出版社或者以专栏、或者以丛书形式，纷纷亮出“新世纪文学”的旗号。《文艺争鸣》专门开设了“新世纪文学研究”论坛，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一大批学者和批评家纷纷撰文，从各方面论证“新世纪文学”现象。“新世纪文学”一时间成为文学界的热点话题。当然，也有人对这一概念发出质疑，认为“新世纪”才开始五六年，就用“新世纪文学”的概念显得过于草率，是过于偏重时间概念的表现。更有人怀疑这是否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样，搞新名词轰炸，以标新立异为务？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新世纪文学”的概念进行一次彻底的辨析。此前，我已经在文章中论及这一概念的要义及生成，本文则要对“新世纪文学”进行进一步论述，或者说，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是在文学发展史的视界中，“新世纪文学”的概念是如何生成的？它与此前文学史的分期概念的关联如何？它产生的语境是什么样的？其构成如何？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段指1917年至1949年，“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至今。而“新世纪文学”则指2000年前后开始的中国文学，大部分学者和批评家把它仍然归入了“当代文学”的范畴，或者说，它仍然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然而，八十年代中期，“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概念就已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代之而起的是有识之士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的整体观”等学术观点，这其中暗含的是对于文学史上具体分期的否定和贯通曾被政治意识形态“阻隔”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术期待。然而，如何真正获得贯通、真正做到“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对文学史的研究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重新发现的学术空间。新世纪之初，本文作者在论著中对八十年代以来的学术思路进行清理后曾提出了“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的学术见解，在这里，作者并没有贸然取消“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概念，只是对这种人为性的分期进行再认识，即二者是一个整体。作者还将整体观进行了具体化，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看作是一个整体，做到了从时间概念到内在精神上的贯通，对现当代文学一以贯之，并从“现代性的烛照（观念）”、“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思想主线）”、“游离与回归（思潮演变）”、“‘西化’与‘本土化’的碰撞（文体）”等不同方面对这一整体进行了研究。这不同于人为性划分文学分期的学术方法，因为其侧重点在于文学史的整体性研究及对于这一整体具体共同特征的观照。
“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的学术见解正是“新世纪文学”概念提出的理论基点，有“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做参照系，我们就有可能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探讨新的文学现象。既然“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新世纪文学”又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部分，那么，从本质上说，“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仍然属于“当代文学”的学科范畴，只是它的概念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大部分人在运用这一概念时主要是相对“新时期文学”而言的。“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已叫了快三十年，这个时间长度几近现代文学，且当下的中国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最初命名时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若是一直沿用这个概念是不恰当的，用一个新的概念来取代它似乎是众望所归。这好比一个人，年纪小的时候可以叫他小名，当他年纪大了还叫小名，就不合时宜了。这时，提出一个新的阶段性文学命名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诚然，“新世纪文学”是否会沦为一个仅仅倚重时间的概念是学界关心的问题之一，与此前文学相比，它除了单纯的时间上的变化，有没有了本质的不同？它“新”在何处？从这个角度切入文学史，我们就会发现，与“新时期文学”相比，“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新世纪文学”的概念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更多的是从时间出发来阐释文学的变化，而这变化主要是相对“新时期文学”而言的。
所以，“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不是哪个人给的，是历史给的，是时间给的，是文学自身需要给的。而且，这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概念，2000年以来的五六年只是它的一个开端，“新世纪文学”的性质、特征也将在其生成过程中一步步被发现、被构造、被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文学”并不是一个只概括这几年来的文学现象的概念，它有待我们去论证、去梳理、去完善，使其更具有学理性和科学性。
一“新世纪文学”的生成
（一）“新世纪文学”的准备期
将“新世纪文学”置入“现当代文学”这个大的整体，其生成过程就会显现出较为清晰的形态。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里的“当代文学”概念具有时间上的宽泛性和学理涵义上的整体性，它与“现代文学”是一种“既分又合”的关系，作为“现当代文学”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存在，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断裂，而是研究者们人为地对其进行了分割式的划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新世纪文学”的生成过程进行考察，就应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尤其是1993年至1999年，中国文学是以逐渐渗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所处的历史环境、文学自身的思想内涵、审美精神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新世纪文学”的准备期，而这个准备期是可以而应该包含在“新世纪文学”之中的。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中国社会开始在新的深度下，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此后，中国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化冲击，文学体制也发生了很大改革，作家纷纷“下海”、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纷纷走向市场，文学已经不再属于单纯的精神领域，而是逐渐地沦为一种可以经过包装贩卖的商品，这对中国文学来说，无疑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高建群等陕西作家的所谓“陕军东征”、王朔等人的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的走红、欲望话语的张扬等等都是市场化与文学结合后结出的果实，“个人化写作”更是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关这一点，我在《新世纪文学初论》一文中已经作过详尽论证，本文不再赘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许多人眼里的“西方”的物质和精神似乎都是一种优越的存在，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作家往往把发达的“西方”的现代文学当作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面镜子，而对“西方”的逐步了解却使他们得到了另一种结论，那就是对于这面镜子的失望和对于自身自信心的培养，这对于“新世纪文学”中国作家参与世界文学的信心和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之一，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论述。不同文化形态的显现、不同文化立场的公开对抗以及知识分子的分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另一特点。这一时期的文化形态已经是“大众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三分天下，而人文知识分子也在这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影响下开始明显分化。1993年至1995年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就是表征之一。此外，有关“知识分子”和“民间”文化立场的世纪末的诗学论争也是这种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
就文学本身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长篇小说、散文成为文学热点，1993年的长篇小说现象就是个典型的例证。相对八十年代，这一时期的文学更多地开始重述历史，如刘震云、苏童、凌力、叶兆言、陈忠实、余华、张炜、李锐等人的作品都表现出了这一共同特征。与此同时，都市生活与物质主义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朱文、张欣、邱华栋、何顿等作家是这方面的代表。
正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文学”已经结束，而“后新时期”已经到来。提出这一观点的有谢冕、张颐武、冯骥才、王宁等人。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他们的视域和努力却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是“九十年代文学”的称呼还是“后新时期”的界定，都是对文学发展过程变化的体认。时至今日，回头再看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我们会发现，不论名称如何，这一时期的文学在文化语境和文学自身都与八十年代文学大大不同，可以看作“新世纪文学”的准备期。
（二）“新世纪文学”的生成语境
在经历了不到十年的准备期后，“新世纪文学”在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渐生成。它的生成与其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极密切关联。
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对文学产生影响的市场化的、全球化的浪潮仍然在继续，但它们带来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带来挑战，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其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市场化的重要影响之一是文学作品变成了商品后，文学越来越走向边缘，传统意义上的文坛的体现成为刊物、书籍和网络三分天下的局势。全球化浪潮对于中国作家在新世纪的精神姿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在最后一节中对其具体论述。
科学的高度发展对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现代高科技已经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科学的触角已经伸向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创造出物质的同时改变了古典的以信仰和道德为重心的精神世界，也极大地改变了作家的创作心理。而文学作为对人类实践的精神反思，也难以逃避受其影响的命运。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抑或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都与科学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70后”和“80后”的很多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时代带给人们的幸与不幸、快乐与郁闷乃至死亡，甚至“60后”部分作家也纷纷表现这样的主题。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对精神的绝望和对物质世界的信任，他们宣称，“我的肉体便是我的灵魂。”
网络的出现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带来的影响恐怕是空前的，它对文学的创作方式、态度、深度和广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电子图书的盛行和网上阅读的习惯，使文学的传播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标志着一个快餐文学的时代来临。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电子媒质的图书和复制快餐型的大众创作以及越来越难觅迹的精英创作构成了今天新的文学态势。这是一个担心大于喜悦的文学时代。
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中较为明显，文学便是文学，而文化也便是文化，它们是有距离的。但时，随着社会转型时代文化的复合、道德的重建以及教育的兴起，使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日益密切。文学表现的多元化和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多重影响，使文学的文化元素显要起来。作家向学者化转变，文学也向更为深层的人性逼近。同时，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也构成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2006年以来，在图书市场上，学术热兴起了，相反，小说冷了下来。实际上，这种现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余秋雨、谢泳、余杰等人的文化散文便是明证，而2006年以来的易中天热、于丹热和红学热更使文学转向了文化。
（三）“新世纪文学”的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