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慕名久矣。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拜读过他的若干大作，深为作品的灵魂、情感、艺术与格调所吸引和感染，想象着作家的形象、个性、人格与修养，希冀有一天能够见到作家并聆听真言。所幸，这一天终于在二十几年后即2004年3月25日来到了。
当我在雅丽的汕头大学第一次见到从先生时，问好之后的第一句话便是：“想象中的您似有大胡子和结实的肌肉。”他宽和地笑着：“没有，没有大胡子。”没有大胡子的从先生，少了点威风，却多了些慈善，谈吐从容，烟不离手，单眼皮下闪动着睿智而深邃的目光，不高大的身姿显得更加温和亲切，一派师长与智者的风度。
从先生亲手将产生轰动效应的鸿篇巨制《走向混沌》（三部曲）赠送给我，并在扉页上留言：“赠林继宗先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心灵史！”署名并写上日期。我爱不释手，回家后即细细研读起来。那天，我兴致勃勃地陪伴着新结识的从先生和老朋友周坤先生，一起参观了壮丽的汕头港，并在制高处合影留念。我们面向大海，安详地微笑着。
脚下，涛声阵阵。大海呵，你永不倦怠地呼唤着我们的生活，呼唤着文学与人生。
历练与成就
拜读从先生的著作，首先让我关注的是他的丰富的历练与骄人的成就。
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的从先生，1933年生于河北玉田县，1953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54年任《北京日报》文艺编辑与记者。他18岁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出版小说散文集《七月雨》，1956年至195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1957年“反右”期间，因讲真话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又对“总路线”、“大跃进”提出质疑，被加重处理，沉沦社会底层为囚，在大墙内度过了漫漫二十年的苦难岁月。生命的忧患在他的脸庞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造就了一位平实而深沉的硬汉。沉寂二十多年之后的1979年，他平反重返北京文坛，来不及叹息与悲伤，便以火山喷发之势，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随笔和其他作品，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北国草》、《断桥》、《酒魂西行》、《逃犯》、《裸雪》、《龟碑》，以及中篇小说集《远去的白帆》、《驿路折花》、《雪落黄河静无声》、《死亡游戏》、《牵骆驼的人》。1995年，《从维熙八卷文集》问世。历经五年呕心沥血，2000年，作家回眸“右派”劳改生活、展示知识分子苦难心灵史的长篇纪实文学《走向混沌》三部曲出版。截止2003年初，作家共出版文学书籍60部，约七百多万字。其中一些作品，先后被国外译成英、法、日、德、塞尔维亚语，在各国出版。
作家的父亲从荫檀，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是学理工的。母亲却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在亲戚的撮合下，他俩结合了。父亲毕业后在重庆机场当工程师，由于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与几位同学出重庆朝天门想乘船去武汉转道投奔延安时被捕。在国民党陆军监狱关押期间，因肺痨复发而亡。时从维熙才四岁，这根独苗连父亲的模样都无从记忆。
作家的外祖父是清末的“武举”，他预测从维熙会成为没出息的书虫，成不了大器。而祖父却是个文秀才，喜文，因而也喜欢从维熙。从父是理工学科中的尖子，但从作家的身上却难以找到父亲的影子，上小学时算术就常常不及格。他常躲在柴禾垛后边和大缸的缸缝中，看的净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说，如《石头记》及武侠小说中的《雍正剑侠图》、《鹰爪王》、《蜀山剑侠传》之类。迷恋杂书，是个没用的小书虫，诚如外祖父所说。当作家进入北京二中就读之后，期末代数考试，在同级几十位同学中成了绝无仅有的一个——考了零分，当了留级生，遗下了少年时代的耻辱之最。母亲连连长叹他不如父亲的小指甲盖儿。
作家的处女作是小学六年级时的习作《大红门里的笑声》，揭露了国民党南逃之前的腐败与糜烂，不过投稿之后便石沉大海了。
为着供从维熙念书，寡母当了人家的佣人。后来那家人南迁，母亲只好带着儿子投靠在通县教书的叔叔。因与婶母不合，生性倔强的母亲孑然一身返回老家。十六岁的从维熙含泪记住母亲“要依靠自己”的叮咛，意识到自己“该是飞出树巢独立觅食的一只鸟儿”。作家后来回忆说：“这一段少年生活中的感伤，对我性格的淬火十分重要。如果说我所以能走过二十年劳改生活的凄迷驿路，没有沉沦，没有颓废，没有自残，都能从我母亲性格对我的影响和雕塑上找到根源。”
除了富有文才的家叔的影响外，在通县读初中时，语文老师田秀峰对从维熙的影响非常之大。他写了题为《青青的河边》的作文，使田老师如同醉酒，他向全班预言：“别看从维熙理科极差，文学必将有所造诣，不信的话，咱们走着瞧！”一篇小小的作文，像是一簇浪花，深藏着海的神韵，预示着作家的未来。从维熙就是这样开始文学之路的。
为了寻找作家的文学发展空间，他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大作家老舍即毕业于斯。自此，从维熙成了学校图书馆里的书虫。他在《新民报》副刊上发表了《战场去》的处女作。1951年初，《光明日报》举办全国大、中学生征文，他的小小说《共同的仇恨》获得征文第一名，锋芒初露。
天下的父母无不盼望儿女成龙成凤的。作家的母亲也一样，希望他像父亲一样成为出色的理工人才。偏偏从维熙是个文才。条条道路通罗马。其实，父母没必要过多匡正儿女的自我选择，而应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后来，母亲也认可了从维熙的人生选择，包括他的爱好，如打篮球、弹钢琴等。
本来，学校党委已决定让从维熙破格深造，保送去北大中文系，但从维熙却认定作家这个职业，更适合于社会大学这个课堂，因而愿意去当一名小学教师，并主动请求分配到农村小学去。
1957年，作家被打成“右派”时只有24岁。从此，他走上了漫漫的风尘驿路。在举步维艰的劳改生涯中，作家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还经受过四次生死大劫：在北京郊区开山时，差一点成为独眼龙；在矿山井下挖煤时，一次透水事故和另一次煤块塌落事故，都因命大而幸免；最后一次是被烈火包围，他又从死神的手里逃脱了。
我最先阅读从维熙的作品，是《大墙下的红玉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从维熙却并不满意这部为他赢来盛誉并奠定他在新时期文学地位的作品。他说，这篇东西现在读来令他脸红。世上有一类作家，敢于不断否定自己，不断追求艺术上的进步，并不断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当然这类作家是很少的，而从维熙就是其中的一位。果然，从《大墙下的红玉兰》到《走向混沌》，作家完成了一次次的升华，终于达到难得的自由境界。
《走向混沌》一问世，即在读者中激起千重浪，初版印数四万册，一年光景销售一空。传媒并没有对其进行炒作，作家更是远离媒体。由于作品有其跨越时空的内在张力，尽管图书市场在萎缩变形，但读者并没有冷落文学对历史的真诚。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作家仍收到两百多封读者来信。张光年致信从维熙：“披阅之下，惨不忍看”，“越是惨不忍闻处，他越是刻画得精细，非打动你的心弦引起你深思不可”。“悲剧接着悲剧，虽悲苦脏乱而能吸引人读下去，甚至手不释卷”。陈忠实致函从维熙：“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阅读。这样的阅读许多年都没有发生了，即使世界名著中的小说也没有产生这样令我多次闭上眼睛气不能出的噎死的感觉。”“这部书的意义，对于当代人是重要的，对未来的国家可能更具有意义。这是任何小说都无法取代的。”它“对于研究民族的精神历程是最可珍贵的资料”。
《走向混沌》这部民族的苦难心灵史无疑是从维熙的代表作。
感谢生活
从维熙回函陈忠实时写道：“面对非正常年代的人文历史，我的笔墨太乏力了，虽然竭尽了全部心神，想给流逝过去的岁月留下一点东西，但远远没有能表达出其斑斑血色之万一。”以致在作家重访流放过的故土时，深深地鞠了几个大躬。这不是谦虚，而是内心强烈的自责。因为作家所经历过的是比惊心动魄更为刻骨铭心的纷繁复杂的苦难生活。
作家历经几多寒春苦夏之混沌，从“状元府”走向“墓地”，在高山之谷修筑“宫殿”。在作家被打成“右派”三年之后，又因对“反右运动”的看法和对“三面红旗”的言论等而被打成“反改造小集团”成员，被严加惩处，投进了大墙内。作家若同被五雷轰顶，被五马分尸，灵魂已出七窍。在劳改队，作家从土城被发配塞外，又被押往茶淀。从此作家在离地狱并不遥远的不毛之地从事繁重而艰辛的劳改，苦度洗涤心灵的沉郁岁月，当然也还做着苦涩的文学梦，直至梦断“桃花源”。
他曾在滴水成冰的严冬参加挖湖造山的艰苦劳动；他曾在布满坟堆的西荒地拓荒；他曾与牛为伍连月挑灯夜战用牛车搬运河泥；他曾在酷热难耐中被迫裸体挖掘排水沟；他曾像骆驼祥子那样拉着土车一路奔跑不停地为砖厂供土；他曾来到劳改煤矿上，成了煤黑子，建井、采煤、查瓦斯，在重重的苦难与艰险中改造……
他与离别九年多的妻子张沪重逢，却只能在铺上稻草的猪圈里过夜；他去看望同样劳改的妻子，却只能夜宿停尸房；劳动休息时，为了逃避炎阳，只好一头钻进昔日埋过死人的空棺材；为着回京探望母亲与儿子，他骑着单车，穿过两百多里地，从清晨五点出发，晚上九点才到家；他曾与贼同醉而又为着维护人的尊严与贼打斗了起来……
在作家漫长的苦难的劳改生涯中，令我的心灵尤为颤动不已的是作家的妻子张沪的被铐与自杀。在“一打三反”会场上，不知出于何故，女犯孙西敏突然给军代表递纸条，诬陷张沪要翻右派的案，张沪又在会上顶撞了军代表一句，就被当场戴上手铐。给她戴手铐的一刹那，作为丈夫，作家的“心都碎了”。最了解妻子的莫过于丈夫。张沪曾有自杀的历史。她天生一身傲骨，有林黛玉的矜持孤高，却又比林黛玉多了几分男儿色彩。如果她恪守清高，就很可能再干出“自绝于人民”的事来。事情的发展不幸如作家所料，尽管作家日夜提心吊胆，在自己没有行动自由无法保护妻子的境况下，通过他人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尽了丈夫的责任。但张沪仍然乘着看护人疏忽之机，悄悄将多半瓶敌敌畏喝了下去！出事当夜，作家即被带上了手铐。他眼中无泪，心中却承受着剜心之痛。被带进严管号监房之后，作家捧着手铐捶墙大哭。偏偏在作家生日的那天，张沪选择了死，这使作家心中培增了惨痛与悲凉。当作家得知木匠已为张沪钉好棺木时，他只觉得血涌心扉，一下子躺倒在土炕上……幸而张沪经过抢救，终于活了回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孙犁曾写信给从维熙，说这二十年的流放生活，从文学的角度讲，得大于失。寒冬雨雪的严酷铸造了作家坚韧不拔的性格。如果作家是一路顺风顺水的，那他就难有如今的文学成就和沉郁的格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苦难是位最好的老师”（巴尔扎克）。作家认为自己是“这位‘老师’孕生的一个学生，这或许就是我的生命原色和我的文学之本。”刘绍裳曾在给从维熙的信中写道：“你在生活上比我承受的痛苦多得多，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看，苦难出真知，若将这种真知变成为文学，就是人类的财富。”因此，作家真诚地感谢苦难的生活，感谢那条漫长的风雪驿路。他说，“我并非偏爱悲剧，而是二十年的苦难生活，使我与轻歌曼舞绝了缘分——这倒也好，良药苦口，苦书警世”。“假如没有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我的生活将会是一生平平。……哪会有什么作品问世呢？”“我对于自己在社会最底层，上了二十年的人生课，有怨无悔！”苦难的生活给了作家外练肌肤、内练灵魂的机缘，没有苦难，他的文学就可能走向风花雪月。
在历经五情七伤、三灾八难之后，许多人害怕寂寞，而作家到了晚年，却步入了“难得寂寞”的新境界。一壶酒，一个人，独坐在临街餐馆的窗下，一边喝酒，一边看大千世界的人间百相，领略难得的人生情趣。作家又在感谢生活了。
沉思的历史
从先生应邀到汕头大学讲学时，曾对我感叹有的大学生竟不知1957年“反右派运动”为何事。这是代沟呢，还是历史的断墙？他和我都感到悲凉。
让历史去评论这场“反右派运动”的功过是非吧。我这里想说的是它的某种随意性与悲剧性。请听作家讲述的“点头右派”与“摇头右派”的故事。
一位老师因为有颈椎病，看大字报时因颈椎疼痛不得不上下蠕动，便有了同情“右派”的罪名。“你为什么看大字报时，不断点头？”反右负责人问。“我的颈椎有病……”老师怯懦地解释。“你不要装老实。你是狼，不是羊。一般‘右派’用言论反党，你用行动反党，说明你更阴险。”这位老师只好去医院找骨科大夫，请求出具病历，以证明他不是“右派”。在人人自危的年代，那位医生为了自保，竟拒出证明。走投无路的老师在批斗会后得了精神分裂症，跳护城河自杀了！
另一位老师对平日较要好的老师，说了两句关于同情“点头右派”的话，并难过地摇头，便被那要好的老师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出卖了，罪行当然是感叹与摇头。于是又有了“摇头右派”。“摇头右派”打了告密的“朋友”一记耳光，然后索性破釜沉舟，指出了“点头右派”是一出荒唐的滑稽戏，可学校却拉出了“点头右派”对“摇头右派”进行批判。令人吃惊的是，为了想在最后赎罪，“点头右派”竟昧着良心批判起“摇头右派”来了，后来跳河，当然就死而有憾有悔了。历史在这里沉思。
这是政治压力下人性的变态和人格的沉沦！
作家的好友、“右派”李建源因为说过洗衣服要注意领口和袖口这两个最脏的部位，被歪曲为诬蔑“领袖最脏”而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饱受残酷的批斗。荒唐的年代产生荒唐的逻辑与荒唐的罪名。
在百般无奈的劳改生涯中，作家常以看书打发劳动之余的光阴。有一天公休时，他正在看书，劳改队翟队长走进来，问看什么书，回答是高尔基的书，并把书递过去。谁知翟队长竟将书往炕上一扔：“什么‘高尔基’、‘低尔基’的，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什么书也不许看。”作家说了句：“这是过去列宁喜欢看的书《母亲》，是革命书籍。”翟队长便瞪起眼睛：“我说过了，你听清楚了没有？”那年代，还有什么好讲的。劳改队中一批这样的干部，因为没有文化，便本能地仇视文化，“文革”一来，就更以没有文化为荣。那以后，作家看书，都先包上《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加以伪装。历史在这里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