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支持下，《人民文学》得以复刊。我记得复刊后的第一本《人民文学》，也就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号，是一月二十日正式出版的。
当日，我带了新印的五本刊物兴高采烈地给茅盾先生送去。那时，茅盾先生接待客人一般都在他家前院的会客室。而我因长期在《人民文学》工作，常常去看望他，是他所熟悉的一个晚辈，他因此破例让我每次来都到后院他的书房兼卧室见他，有时就随意聊天，有时我向他请教问题。这天，他接过刊物，立即仔细翻阅，边翻边兴奋地说：“喏，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他见复刊号的封面《人民文学》四个字用的是毛泽东的手迹，问我这字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这是一九六二年四月写的，这次经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他说，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写封面字。
接着，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茅盾先生说全国刚刚解放的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当时他和一批从香港归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文化界、教育界知名人士大都住在北京饭店，中央决定要他筹办一个刊物《人民文学》。创刊号编就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请求题写封面字。结果毛泽东只是题了词——即后来被文化界广为运用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而封面字，主席提议由郭沫若或茅盾自己写，茅盾便请郭沫若写了。他说，为此毛泽东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呢。
我一听这意外的信息，喜出望外，便冒昧向茅盾先生提出，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茅盾先生温厚地笑了笑说：“在，在。我珍藏在身边呢。”
说毕，他转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是一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是：.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这当然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信中所说的“写了一句话”，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读着，我感到格外亲切，因为它是关于《人民文学》的。
当时我便萌生一个念头，要是这封信我的同事们都能看到该多好！于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可否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
茅盾先生表示理解我的心情。他说：“本来我是珍藏着的，给《人民文学》的同志看看，倒是有意义。可以，可以。”
先生慨然应允。但却提出：“只不过，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我一口答应了。带回编辑部后，大家高兴地争相传看，还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当时还不曾有复印机，我便将原稿拿到王府井最好的一家“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下来，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后按时送还茅盾先生。我眼见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这一切，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1981年11月冬雪夜，追记.
我的心向着你们
初夏，一个轻风习习的夜晚，我到北京东城童大林同志家里去看望刚刚访美归来的黄宗英同志。一见面，她就兴致勃勃地谈起美国见闻。谈话中，她说在美国的华人十分关心祖国的情况。由于她是赵丹的夫人，人们常常向她念叨起并表示深切悼念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由于她又是一位作家，人们也就向她询问起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茅盾先生的情况，并表示深深悼念这位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杰出的作家。
于是，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茅盾先生身上。谈到他一生的辉煌业绩，谈到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杰出贡献……同时也谈到他最后的那两封宝贵的遗书。大家都为他没能在生前得悉中央决定恢复他党籍一事而惋惜。
我由于稍稍知道一点情况，便向他们做了解释。不料，在场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些情况外面都不知道呀！你怎么不写出来呢？
是啊，为什么没有写出来呢？我自己不是也曾经因此而激动得夜不能寐吗！
深夜，回到家里，我着实睡不着觉了。于是我便在这夜深人静时，铺开了稿纸……那是茅公逝世不几天的当儿，我因工作关系先后数次又到了先生的家里。在同韦韬和小曼同志交谈中，对于先生生前没能知悉中央关于恢复先生党籍的决定，我深深表示惋惜。这时，韦韬和小曼深沉地说：是这样。然而沈老在病榻上却一再交代我们，他的这两桩心愿，也就是那两封信，一定要在他死后上报中央和交给作家协会。他不允许在他生前交出。这是意味深长的。
大家都还记得茅盾先生是3月27日清晨辞世的。这两份遗书则是在3月14日，在他头一天较严重的昏迷之后，又清醒过来时笔录的。他说：我还有两桩心事呢！他要求守护在病床前的儿子将他扶起身，他要执笔写出来。儿子婉言告诉他说：您已经不能动了，不便起身了。您心里有什么话要说，您说，我记下好啦。
他老人家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他用极其微弱的、平静的然而又是极为坚定的声音，倾吐出了他多年来蕴藏在心底的愿望。当韦韬笔录完毕，念给他听时，他点点头，执意要求儿子扶他起身。这时，他勉强握起用了一辈子的笔，郑重地分别在两封信上签署了沈雁冰、茅盾五个大字。这是先生最后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两个签名啊！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满怀深情地说：.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另一封信是致中国作家协会的，他宣布捐献25万元稿费，愿为发展和奖励长篇小说创作助力。
这是多么诚挚的感情，多么感人肺腑的心声！
不论是谁，读到这两封遗书，对于先生的为人，都会更加崇敬、更加热爱。
那么，究竟为什么他不许在他生前交出这两封信呢？
据韦韬和小曼同志介绍，去年夏天，当先生病重住在医院时，曾有几位老人来看望他，向他提及希望他考虑申请入党的事。他呢，极为严肃而郑重地说：我是在党的早期困难时入党，并同党一起度过了困难的，现在我们的党胜利了，就不必再提这个问题，去和党分享荣誉了。后来，韦韬同志和他谈心时，曾提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现在许多年轻人争取入党的观念淡漠了，没有这个追求了，产生了信仰危机。他听了，疑虑地问：唔，有这么回事？韦韬答道：是的。他陷入了沉思。而后，突然郑重地告诉韦韬：如是这样，那我现在倒是要考虑申请入党的事。从此，他多年的心愿又萌发在心头。
至于捐献稿费，那也是在去年秋天先生又一次病倒时，他经过考虑，征询了儿子和儿媳的意见后决定的。为什么偏偏要作为长篇小说的奖励基金呢？先生目睹文艺界现状，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近几年来，中短篇小说出现了不少好作品，长篇小说相比之下，就不免还有一些距离。”他认为要深刻反映一个时代，没有一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是不行的。先生对于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寄予了多么大的热情和期望啊！这对于我们在文学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也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的心向着你们！”——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心声哪！的确，先生自从1921年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后，虽然在1928年后他失去了同党的组织关系，然而他此后几十年却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1931年他曾向瞿秋白同志提出过恢复组织生活的事。而由于当时多种的原因未能如愿，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指导自己的行动。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他的心也飞向了延安！1940年5月底他曾携带全家老小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线，到达延安。当时他是准备长住下去的。只是由于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考虑到他如是在“蒋管区”，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可以更好地为党做工作，才又动员他离开延安，回到“蒋管区”去。他坚决服从了党的安排，却把两个孩子留在了延安（女儿沈霞后来不幸在延安病逝）。他曾先后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陪都”重庆和香港、上海等地，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党曾考虑安排他领导职务和行政工作。他恳切地向周总理提出：我是个作家，希望不要担任行政职务。总理认为他的意见对，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后来由于工作的迫切需要，中央还是决定任命他担任文化部长。当毛主席和周总理找他谈话并向他商量时，他服从大局，听从党的安排，牺牲自己的创作，欣然出任了文化部长。同时还担任了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许多繁重的职务，为党的文化艺术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终生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事业奋斗的精神，将在中华大地永存，将在亿万人民心中永存，并将随着岁月的推移，发扬光大。
“我的心向着你们！”呵，我仿佛又见到了面容慈祥、亲切的先生，又听到了先生那言辞委婉、恳切的谈话。令人热爱，令人崇敬的茅盾先生，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1981年仲夏夜，北京
想起了茅盾先生
1981年3月27日清晨5时55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崇高的灵魂去了，中国文坛陨落了一颗巨星。
啊，一代大师、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茅盾先生逝世了！
当日上午，我立即赶到北京医院，先生已经合上眼，静静地、静静地躺在那儿，像是疲倦了在作片刻的小憩。我轻轻地走近他的身旁，像平日见到先生一样，唤声“沈老”。可先生却默默地、默默地躺在那儿，无声无语。我这才意识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他再也不会回答我们什么并且给我们以教诲了。我的心呵多么悲痛！我痛苦得几乎要哭出声来。此时，我强打起精神，想再多看先生几眼，无奈，来和先生告别的人愈来愈多，我只好含泪跨出医院……我们的车子行进在宽阔平坦的长安街上，我看见街道两旁林阴道上的杨树、柳树、丁香花树都发芽吐绿；残冬已过，春回大地，人们将又在这播种的季节，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年中辛勤的劳动。然而我们的茅盾先生，一个文学园地辛勤的耕耘者，却不料竟在这个时刻辞世了。而留在他书桌上的，是一部他多年来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所撰写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路》的未能完成的手稿——他原本计划从童年写到1949年解放前夕，估计60万字左右。可如今只是写到了1934年的阶段，30来万字，终未完稿。
这是多么大的憾事！这是多么重大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汽车仍然在长安街上疾速地行驶着。车窗外，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然而我的眼睛却不知为什么，渐渐模糊起来。此时闪现在我眼前的只有一个清瘦的、正直的、我所尊敬的老翁的影像，这就是茅盾先生！
于是，记忆，写进往事的海洋……
我认识茅盾先生虽是在60年代初，然而接触较多、逐渐熟悉起来却是在“文革”之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以来，我屡因工作关系，常常求教于先生。当然，我是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一个后生晚辈，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接触先生的。而先生所给予我的教益，将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我记得，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后，由于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和提出，后经毛主席批准，《人民文学》几经波折，才得以复刊。当1976年1月20日，复刊号出版后，当天我即奉编辑部之命，带了五本刊物，给沈老送去。他一见高兴极啦！立即仔细翻阅着刊物，兴奋地说：唔，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
接着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1949年七、八月间他在北京筹办《人民文学》的情况。他见复刊号的《人民文学》封面上用了毛主席的题字，问我这是主席什么时候写的？我回答他：1962年4月写的。这次经毛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他说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词和题写封面字，结果主席只是题了词——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而封面字，主席提议由郭沫若或沈老写，他便请郭老写了。他说，为此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哩。
我一听，就不禁冒昧地向他提出：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他笑了，慈祥地说：在。说着，他便起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一封主席的亲笔信。
信的内容是：.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题词——周注），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我看过后，他又小心地收藏了起来。这封信写于1949年建国前夕。我看时很有感触。那时作为领袖和作家的关系是何等亲密，何等融洽！领袖又是多么关怀文艺工作。
此后，因为工作我常常去拜望沈老。说实在的，每次去，我总是见他伏案写作，那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很令人感动。因而我也不忍心过多打搅他，剥夺他的宝贵光阴，所以总是谈完事很快离开。可是，遇到他精神好时，他却总是要我多留一会儿，向他说说刊物工作的情况，近来出现了哪些好作品，有些什么新作者，创作中有什么问题，等等。他十分关心创作，关心文学事业，关心青年作者的培养和成长。常常是有许多初学写作者写信或投稿给他，他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前几年在他身体情况较好时，他大体上都翻看的。我发现，他在交我帮助处理的一些信、稿上，有的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的，可见他是仔细看了，注意到了作者所提的问题。有的他亲笔批示：请处理。请参考。只是到了后来，近一两年由于体力不支。读者来信和来稿，他才交由儿媳陈小曼和儿子韦韬处理。而他们两人，又要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沈老搜集和查阅有关资料，供沈老撰写长篇回忆录用。工作是十分繁杂而艰辛的。他们却完成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