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对生活始终充满激情的作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勤奋耕耘，并在与病魔不断搏斗中，以惊人的毅力，短短十几年中，竟为读者奉献出散文、小说和传记洋洋二百多万锦绣文字！其中呕心沥血完成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还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青春般的热情和活力。在他年届80岁时，华艺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刘白羽文集》的序言中，他说“我老了，但我依然深厚地热爱生活，热爱文学，热爱美与崇高……”我想，他的这个“三热爱”正是他毕生的追求与生动写照。
此时，我们跟随着他在他的书房、客厅和卧室巡视和观赏，听他热情地介绍。他时不时笑问我们：这个，文学馆要吗？我们迫不及待地说：要！要！您这些东西对文学馆来说，都是宝贵的。他又笑指着堆满书籍和稿纸的书桌说：这个呢？桌子。我和舒乙忙说：好东西。但这个我们现在不能要，您还得写东西呢！
他带我们巡视一番之后，回到客厅交谈。他说，我希望我的这些书籍、手稿、文物、字画将来都能放在文学馆，捐献给国家，这才能有作用。为此，我已立了遗嘱，可以先给你们一个复印件。他还说，两年前（1996）他已经将一百多件珍贵资料捐献给了他的家乡——北京通县档案馆，“现在这些就统统捐给你们了。”说毕，他嘿嘿笑了，显然有一种轻松感。
说实在的，当时，我们的心情很复杂，又惊又喜而又伤感。惊喜的是，刘白羽同志有这么多珍贵的东西要捐给现代文学馆，但同时我们又不情愿他过早地放下他手中的笔，离我们而去。
如今，白羽同志还是离我们而去了，以他将近90岁高龄。事后我得知，他于2002年1月25日竟认真而更具体地又立遗嘱，再次明确提出：在他百年之后，“我的手稿，我写的书，我编的书，我写作的桌椅及桌上的文具，我获得的奖章、奖状，我保存的各种艺术品、字、画，我所有的照片，以及我最爱的书，都全部集中交给国家——中国现代文学馆。”
2005年，在他不幸辞世的三个多月后，女儿刘丹代表亲属完成了他的这个心愿。刘丹将凝聚着白羽同志巨大心血和一生所珍爱的手稿、书籍、字画、文物等全部无私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其数量是巨大的，其价值是昂贵的，更是珍贵的。
睹物思人。今天，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仪式上目睹这一情景时，我眼前又映现7年前的那一天，那一幕……我想这个意义深远的捐献，圆满地了却了刘白羽同志的夙愿，九泉之下白羽同志应是欣慰的。刘白羽同志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操，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五月的夜晚
这是一个温煦的夜，一个宜人的夜，一个初夏时节五月的夜里。
首都民族文化宫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诗歌获奖作者同在京作家、艺术家济济一堂，欢声笑语，交流着生活和创作，倾诉着感受的心声……窗外，夏夜的柔风轻轻吹来，飘拂着五月的花香，飘拂着清新的空气，人们感到舒畅，感到愉悦。
忽然，大厅门口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顷刻，会场里几百双眼睛不约而同地转向一个方向，有人惊呼起来：
“邓大姐！”
“王震同志！”
“邓大姐来了！”
啊！邓颖超同志和王震同志频频含笑点头，走进会场。作为大会工作人员，我们有幸陪同大姐。当我们请大姐（这是大家对邓颖超同志尊敬而亲切的称呼）先到休息室稍事休息时，她却径直走到人群中间鼓掌向大家致谢，而后才进休息室。
当丁玲同志致词、获奖代表讲完话后，大家热烈鼓掌请求邓大姐讲话。邓大姐沉吟片刻、略加思索后笑了，说：那好吧，我就随便讲几句吧。
我们真是高兴极了，立即将话筒移到她的面前。不料她却站起身走到立在地上的麦克风前，那是司仪用的，用洪亮而富于感情的声音说：
“今天得到通知要来，我很高兴！因为宋庆龄名誉主席刚刚病逝，比较忙，我差点来不了。我很想见大家，我想大家也很想见到我……你们要我讲话，尽管没有准备，但我也抑制不住见到了你们高兴和激动的心情，简单地说几句话……”
听到邓大姐这般诚挚、亲切的话语，大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许多人不由得泪水倾注。本来见到邓大姐，人们的心情就格外激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和敬慕的感情。而现在她的讲话又是如此真挚，如此亲切，作风又是如此平易近人，怎能不令人感动？
她接着说：“首先，我表示热烈的祝贺！第二点我就希望你们以后在成绩面前不骄傲，失败了不气馁，继续勇于创作，谦于修改，争取有更多的好的成功的作品献给我国各族人民……”
“你们在座的有小说家，有报告文学家，有诗人，还有儿童文学家……不过，我想再补充一点，在这些家的前面再加一个革命家！……”
会场里顿时沸腾起来！显然这一个“补充”，是何等的重要！而又多么意味深长。这其实正是老一辈革命家对作家、艺术家的殷切期望。人们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衷心拥护。
掌声平息后，邓大姐继续讲下去。她亲切的语调像是熟人相对，娓娓而谈。她说：“丁玲同志说我没有老。我要告诉大家，我已经老了，但是我不敢老。这是指思想、精神、革命意志说的。当然，按自然规律，人总是要老的。……前些天，我在电视节目中听到一位得奖的演员朗诵了一首诗，我最喜欢的几句还记得。”.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
只要在秋霜里结好你的果子，又何必在春花面前害羞？
人民的事业与世长存，谁的生命与它结合，
白发就上不了他的头。.
我们大家都为之一惊！邓大姐的记忆力这么好！她居然背诵出这首诗来，而且很富于感情。大家受到深深的感染。当场有许多同志速记下了这动人的诗句。
讲话结束时，大姐平易而谦虚地说：我是一个非常尊重、非常热爱你们的读者。当我受到你们的文学作品的感染和教育的时候，我想到了你们对人民的贡献，对我们国家的贡献！谢谢你们，祝贺你们！
大厅里，又掀起一阵热的浪潮。许多同志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热烈鼓掌。不少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邓大姐再三摆手致意，会场才逐渐平静下来。
接着，王震同志和杨静仁同志也讲了话，热情勉励作家们写出更多好作品。
茶话会的主持人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并且代表大家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出席和讲话表示衷心感谢。
这时，邓大姐忽然离开了她的座位，缓步走到麦克风前，神情严肃而话语温和地说：“刚才有的同志讲话称我们为中央首长，不要这样！我们不是首长，我们都是人民的公仆，是同志，是你们中间的一员。”说着，她侧身用手指指她和王震等同志所坐的几个圆桌，同会场群众的座位之间的一道并不引人注目的间距，笑着“批评”说：“看，让我们和大家中间隔着一条‘沟’，不易接近，这可不好哇！”大伙一听，开始是乐，继而为之一震，因为谁也不曾注意到这个“细枝末节”！当下许多同志不由探起身察看那条“鸿沟”，自然并不明显，仅只半米左右宽的一个间距。然而却被邓大姐注意到了，而且善意地提出了“批评”，这使与会者深为感动，也深受启发。
不知怎的，见到邓大姐，看到她如此庄重、亲切的举止，听到她如此朴素感人的话语，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敬爱的周总理。今夜，会场里的作家、艺术家们中间，不少人同总理很熟，是他在文艺界的朋友，亲自聆听过他的教诲。但更多的是年轻一代，不曾见到过总理。如今能够和敬爱的邓大姐欢聚一起，这心情，是多么令人兴奋和激动啊！
当邓大姐刚刚讲完话，人们便自动地走拢来，围拢起她，向她热情问候。许多人带着多年的心愿，鼓足勇气向大姐提出：我们想跟您合个影。大姐慈祥地连连点头说：好！好！顷刻间，只见一批又一批的作家、诗人、演员、运动员们亲热地和邓大姐合影留念，大姐还高兴地特意和一批得奖的女作家照了相，并鼓励她们为女同胞争光。随后又同全体同志合了影。
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多么难忘的一个夜晚啊！
邓大姐的到来确实不易。这几天由于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逝世，邓大姐负责治丧工作，格外繁忙。所以今天一个上午，我们曾多次打电话都没有联系上。直到中午一时左右，我们才得到确实的回音：大姐决定来。
多好的消息！……
夜深了。尽管窗外已是凉风习习，然而大厅里却始终热气腾腾，热情洋溢！当茶话会在欢快的乐声中结束时，人们是多么依依不舍啊！我们代表大家到门外去送邓大姐上车，车子已经发动了，大姐又一次伸出温暖的手，同我们亲切握别。这时我才俯身告诉她说：邓大姐，今晚您来参加会，大家非常高兴！见到了您，好多同志激动地哭了。这时，她微微点头，诚挚地说：“嗯。见到了大家，我也很高兴哇！”
车子启动了。我们伫立在民族宫前青青的草坪上，目送邓大姐乘坐的车子，飞也似的驶向那灯光辉煌的长安街的林荫深处……次日，首都各报都发表了茶话会的消息报道，其中引用了邓大姐的若干讲话。当日上午，我忽然接到邓大姐的秘书赵炜的电话，说消息中把邓大姐讲的“勇于创作，谦于修改”一话报道成了“努力创作，勤于修改”，可能是记错了。这不是一个意思。邓大姐希望发表全文时更正过来。
这时我们正在整理邓大姐的讲话录音，准备在刊物上全文发表。我说发表时一定改正过来。
不久，邓大姐就去上海参加宋庆龄同志的安葬仪式。回到北京后她又让赵炜打电话来，说她经过考虑，觉得那次讲话中讲到的“失败了不气馁”一句，似乎说得重了些，还是改成“受到挫折时不气馁”为妥。希望我们在整理稿上改正过来。这，看起来是一句话的修改，实际上是耐人寻味的。它凝聚着老一辈对作家、艺术家们多么深厚的关怀、信任和期望啊！
后来，由于我们在整理讲话录音的过程中，想查对一下讲话中引用的那首诗，它的出处和作者。为此我曾打电话给邓大姐的秘书问过。不几天，邓大姐让赵炜回电话说：她想起来了，她在会上背诵的那首诗不是《巴山夜雨》里的，而是《天云山传奇》里的演员在和电视观众见面时朗诵的。她讲话时把出处说错了。希望找那位演员问问情况。
邓大姐，她的工作该多么忙碌、多么繁重哪！可她，为了一次讲话，一篇讲话稿，反复琢磨、推敲，并几次打电话更正、修订，这种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和谦逊负责的精神，细致严谨的作风，是多么令人感动，令人钦佩呵！
至今，这个茶话会，这个感人的讲话，这个温暖的夜晚，深深地深深地印记在我的心海。
啊，五月的夜晚，一个温馨的夜，一个宜人的夜，一个初夏时节难忘的夜晚！
1981年冬末追记1982年春天改稿，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