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篇作品是报告文学，由此引发耀邦同志谈起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创作问题。耀邦同志认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它的艺术生命。报告文学，一定要注意真实性和现实性。唯其真实才更为动人。他反对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弄虚作假、添枝加叶、张冠李戴。此前，正好一位女作者发表了一篇叫“童话”的纪实文学，披露了她和一位老干部的一段私情。谈及此，耀邦同志很鲜明地说：文学作品不要去写这些东西，不要搞隐私文学。文学总还是要积极反映现实生活，要讲社会效益。
耀邦同志十分熟悉和关心文艺工作。他在文艺界也有不少朋友。他问起一些作家的情况后说：王蒙、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他们一九五七年都被打成右派，这是错划。当时，他们都是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这件事我也有责任。当时，我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嘛，至少没能保护他们。现在改正后，我看他们一篇接着一篇地发作品，作品愈写愈好！没有发什么怨言，这恰恰证明这是一批好同志。
顿时，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说不出的一种激动，说这些话的可是胡耀邦哪！我说我一定向他们转达您的关心。
他又问了一些《人民文学》编辑工作的情况，鼓励我们千方百计办好刊物，争取更多读者，培养更多作家。夜色已晚，我知道耀邦同志还要处理许多国家大事呢！我不便太多打扰便依依不舍地告辞。走出耀邦同志家院，正是星光灿烂的秋夜，一个多么难忘的夜晚！！
1996年春节，京华芍药居.
南充回眸
南充是我多年向往的地方。其缘由：一是因为它是地处嘉陵江中游一座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二它是朱德元帅的故里，又是胡耀邦同志工作过的革命老区。
庚寅炎夏七月，我才得以初识南充，踏上南充这片热土。可惜因为夏雨绵绵，朱德故里未能成行。我和朋友们便沿着胡耀邦同志当年在南充工作的足迹，去西华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看看那时的川北行署办公大楼，川北区行署礼堂和胡耀邦同志后来题名的北湖公园，张澜纪念馆、南充市青少年宫以及他当年高瞻远瞩规划建设的几条宽阔的人民东路、人民南路、人民北路和人民中路……难怪漫漫六十年后的今天，南充人谈起胡耀邦同志，依旧是充满怀念之情，感激之情。
南充是胡耀邦同志解放后第一处工作地。时间是1950年2月至1952年7月，877天。他由解放军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岗位，调任南充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区行署主任之职。当时，刚刚解放的川北，民不聊生，百废待兴，工作困难重重。但是耀邦同志凭着他的智慧和力量，很快打开局面，开展各项工作。两年间，他把一个人口不足3万，面积仅15平方公里的小县城南充，扩展为面积达3平方公里，人口达5万的昌盛起来的中等都市。这，凝聚着耀邦同志多少心血和辛劳啊！
走进当年的川北行署大楼，我急切地想看看胡耀邦同志的办公室。这是一间普通的房间，陈设简单。他在这里处理繁忙的日常工作，诸如开会，谈话，批阅公文，等等。听说下班后这间屋子里的灯光总是亮着，他总是夜以继日地勤勉工作。
听说，胡耀邦同志逝世21周年的今年4年15日，南充市当年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过和接触过他的一些健在的人有许多珍贵的回忆。一位是当年川北行署办公厅副主任黄天祥，他回忆说，1952年，在南充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回族代表马腾九批评人民政府不重视民族工作，在讨论施政方针上没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霎时全场哑然。因为多数人的发言赞扬者居多。这时，胡耀邦同志却站起身带头鼓掌，表示诚恳接受马腾九先生的意见。他说，在南充虽然少数民族数量不多，但不注意团结各民族关系是个缺点。事后，他特地安排马腾九担任了行署负责少数民族机构的工作。这件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好。
还有一位当年在川北日报文艺部担任副刊编辑的萧峻青回忆说，1952年土地改革时他下乡采访，在一次村民大会上，看到翻身农民领到土地证时，激动地即兴说出了一首诗：“土地和红旗，今天见到你，多谢共产党，感激毛主席。”他觉得这首诗很好，便登在了川北日报上。不料被胡耀邦看到，过了几天，耀邦同志顺便路过来到报社，同萧峻青亲切交谈起来，说：“我听说《土地和红旗》那首诗，是一位老农民即兴说出来的。你们把它发在报纸上，这很好。”他说：“报纸的文艺副刊，以后要尽量多发表一些来自翻身农民弟兄心灵深处的肺腑之言。作为编副刊的文艺编辑，也应该经常深入农村，多和农民交朋友，才能进一步把副刊办成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胡耀邦同志这番话语重心长，萧峻青铭记在心，深受鼓舞，在此后的工作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和贡献。
类似的故事，在南充流传很多，也很广。我们听到的看到的，深为感动。
这时，站在胡耀邦同志工作和生活过的南充土地上，我突然间想起在北京拜访胡耀邦同志的情景。
那是八十年代初，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期间，一个初夏的黄昏，我如约踏进北京东城一棵大树掩映的富强胡同6号。院子里树木葱茏，花草盛开，十分安静。我进屋子时，是晚上七点，只见胡耀邦同志正在看“新闻联播”，他用手指指客厅的椅子，招呼我说：你先坐。我看完电视。招待客人喝茶用的茶杯，上面有北京棉纺厂的红字印记，这显然是夫人李昭同志的。当时李昭同志担任北京棉纺厂的领导。室内的家具和摆设都极为朴素、简单、实用。突然，我见耀邦同志的书桌上摆放着一本新出版的《人民文学》，我很高兴，但又想，胡耀邦同志工作那么忙碌，还关心着刊物。
他看完“新闻联播”，转过身和我交谈起来。他首先说：习惯了，也是工作，看新闻联播。我没有想到，作为我辈敬重和仰视的领导人胡耀邦同志是那么和蔼、平易而亲切！
我们的话题也是从刊物工作谈起。耀邦同志说：《人民文学》办得不错，你们扶持了一批新人，发表了有突破性的好作品，读者就愿意看，就会有社会影响。我说：批评性的报告文学总有人不高兴，指责我们。他说，有些文学作品尖锐点，只要你们坚持实事求是，内容真实，就站得住。谈话间，他关切地询问一些他所熟悉的作家状况。他问王蒙、邓友梅，问刘宾雁、从维熙、刘绍棠他们正在写什么？在哪里深入生活？我根据所知向他作了汇报，他感到很欣慰，不断点头称道。然后他颇为感慨地坦率地说：他们几个人都是很有才华的作家，年轻时就已经写了那么多好作品！后来1957年反右，错划了他们。我当时在团中央，也有责任啊！他说：现在改正了他们的问题，他们也都回北京了，这就好！我看他们复出后精神状态不错，一个一个都又发表了许多作品，再次赢得了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聆听这一席话，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我对胡耀邦同志更加敬仰！
当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在北京逝世后，人们都无比悲痛，用各种形式向他致哀。当时，我和陶斯亮、理由、王南宁怀着沉痛的心情到家里去献上花圈。刘宾雁同志正在美国访问，我们知道他对耀邦同志的感情，花圈上边也署了他的名字。不几天后，我恰好去美国访问，在旧金山我见到刘宾雁，对他说明此事，他特别感谢朋友们，说这正是他的心意。还直说，太可惜了，耀邦同志走得太早了！
……是啊，胡耀邦同志走得太早了！然而，他虽人已去，他的思想、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们。
2010年初夏8月，南充归来.
在水一方
几天不在，办公桌上堆满了信稿和报纸杂志。我正在翻捡，突然发现一件厚重的印刷品，寄自海外。拆开一看，是一本近500页的大32开本的小说、散文集——《茉莉花串》。台湾出版，张香华主编。扉页上香华女士签字题赠。赠书的日子是1988年6月15日。该书在台北出版的日期也是1988年6月。
收到寄自台湾的书，看见香华女士的笔迹，使我想起那次难忘的聚会。
去年12月23日，我和诗人刘湛秋、晓钢应邀出席香港“文学世界社作家、诗人座谈会”，匆匆办好签证后，于当日下午由北京起飞，黄昏抵达香港。连同行李一起，进入当晚6时刚刚开幕的会场，使得会议的主持人、香港诗人犁青和几十名来自亚洲、太平洋国家、地区的与会者惊呼起来。
座谈会开得轻松、愉快。犁青先生特意将我们三人介绍给台湾女诗人张香华认识。香华女士当场赠送了她的著作。回到酒店，我熬夜一一拜读了。她的诗和散文写得很美，大都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追求，富有强烈的感染力。我曾反复自问：是不是因为她是一位台湾作家？海峡两岸隔断将近40年了，会不会有一种好奇心和新鲜感？这些自然不能排除，但更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的艺术力量。
大河由无数支流汇合而成，中华民族文学的大河不也如此？！在众多的支流之中，台湾文学自有其特殊性，这与台湾受荷兰、日本的长期侵占有关，和海峡两岸长期隔绝有关。但它毕竟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滋润着它的始终是悠久的华夏文化。台湾文学的成长过程无疑是艰难的，从幼稚到成熟，从找寻模式到形成自我风格，这期间得到无数有志之士的悉心培育、奋力耕耘。张香华女士应是其中一个。她对人生怀着真挚与热烈的爱，追求艺术心灵呈现的美善。身为女性诗人，她不圄于闺阁之情，也不逃避具有浓重女性色影的题材。她认为，人生的一切，只要深刻，都可以入诗。因此她的作品总以朴素、真挚见长。
人如其文。香华女士待人十分诚挚。我们住同一个酒店，出席同一个会，可说是朝夕相处。海峡两岸毕竟隔绝太久了，彼此间起初难免有点陌生。然而由于她的风度和为人，这种陌生感很快变为亲切感。由于都是女性，晓钢和她却是一见如故，形同姊妹。有天夜里，她们俩你送我，我送你，送来送去，竟聊到天亮！清晨起来稍加梳妆，便又同我们一起由九龙乘地铁赶往香岛会场。如若不是她们说出，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二位女士竟是睡眼惺忪呢。晓钢曾劝她：第二天上午的会是不是别去了？她说：我要争取去，这次《文学世界》亚太地区诗人、作家座谈会实在很重要。
她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还朗诵了晓钢的诗，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她说：中国的诗文要有民族特色。文坛也好，诗坛也罢，无不建筑于社会之上。有什么样的心态写什么样的诗歌，总体来讲，我们都不尚朦胧，力求在自我与非我之间透视现实，把握现实，与历史、时代、未来紧密相连……她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在《茉莉花串》的序言中赞美“茉莉花晶莹洁白的花瓣，和她散发出来独特淡雅的幽香”。依我看，这其实也是她自己的写照。
香华女士1939年出生于香港，成长于台湾，祖籍福建。她早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既是台湾当代知名诗人，又是台湾《文星》杂志诗页主编。她的丈夫作家柏杨先生，是大陆读者早已熟悉的。因此我们也向她介绍了柏杨先生作品在大陆出版的情况。香华女士告诉我们，柏杨是河南人，他的女儿和一些亲属在河南和西安，她很挂念故乡和亲人。也许在适当的时候，她会陪柏杨回大陆探亲访友。我们很高兴，相约北京见面。
分手时我们依依惜别。该送她什么作纪念呢？我身边带有几幅家乡文物的拓片，就请她观赏挑选。她选留一张带走了。
过了几天是除夕，犁青先生夫妇邀我们在他家过年。午夜的钟声敲响，全岛汽笛齐鸣，时光跨进新的一年。我们和犁青、卡桑夫妇不约而同地提议给台湾拨个电话。
真巧，接电话的正是张香华。我们在场的几个人都在电话中向他们祝贺新年！她在电话中突然问我：送她的那幅拓片是哪个朝代的，何地出土？她说，柏杨很珍爱，想知道，还准备把它装裱挂起来。我告诉她：那枚瓦当是汉代的，全国仅此一枚，出土于陕西凤翔县（古称雍城，是秦王朝所在地）。
话筒里听得出，柏杨先生就在身边。她顺便转告了他。因为听说他们打算九、十月间回大陆探亲，我说，秋天，是北京和大陆最美的季节，我们将在那秋高气爽的日子里迎候你们。她接连说：谢谢！谢谢！
现在，北京最美好的季节到来了。
1988年夏.新加坡的一个夜晚
春暖花开的四月，我在新加坡讲学期间，一个令人难忘的愉快的夜晚，是在豪华的松林俱乐部，向新加坡女作家尤今共进晚餐和聊天。尤今是这家俱乐部的成员，因而邀我和雪峰到此进餐、游览。
我和尤今是头一次见面，但她发表在国内报刊上的许多漂亮文章我却读过不少。而且在我和李沙铃担任执行主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的丛书中就有尤今的一本散文集《香河畔的微笑》。应该说我们神交已久了，故而初次见面彼此不但没有陌生感，反而觉得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感到格外亲切。我们谈新加坡，谈她的经历，谈她的工作，谈她的写作……这才使我了解到50年代初生于马来西亚，8岁随父母南迁落根于新加坡的尤今，系毕业于东南亚名牌学校南洋大学中文系的品学兼优、荣获第一名金牌的学士学位生，她曾在新加坡华文报纸担任副刊编辑和外勤记者，现在一所中学执教。
尤今热爱文学，勤于写作；尤今热爱生活，喜欢旅游，尤今的足迹遍布五大洲。有人曾问她：不断地旅游，究竟是为写作而旅游，还是为旅游而写作？她认真地说：“我一生的两大兴趣是旅游和写作，能够同时做两件事，对我来说，真是何乐而不为！”
尤今还是个多面手，她写游记，写散文，写小品文，这当然是她的长项。而写起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来，也是游刃有余，成绩卓著。她十分珍惜时间，平日不是读书，便是写作，花在休息和睡眠上的时间很少，她戏言自己由于身体健康，可以少睡多写。
截至目前，尤今已在新加坡出版小说、游记、散文、小品文集近40本。在海外，主要在中国已经出版作品集55本。要说著作等身，这是名副其实的。尤今是一位很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作家。她在她的作品中，以她的善良、真诚和爱心深深地感染着读者、启迪着读者、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我读尤今的作品就是这种感觉。
今夜的松林俱乐部，灯火辉辉，星光闪烁，丰盛美味的自助餐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然而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尤今，一个勤于笔耕的尤今，一个风度优雅的尤今。
1997年仲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