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狱时我也在学校。回家后外婆虽然是笑着告诉我这个消息，但我看出，她的头摇晃得更厉害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患了此病，总是不能自主地一个劲地晃动脑袋，尤其下巴晃动得更厉害。“你哥哥瘦成了皮包骨，回来就找吃的，那通狼吞虎咽！”我愣愣地听着。这些事实在让我难以接受。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哥哥会有这么一天。记得他上学时比我强多了。他功课好，教师甚至上家里来表扬他。但他没能继续上学，早早的就进了工厂。大约是15岁那年，外婆上街买菜，发现一纸招工张贴。她匆匆忙赶回来，问他想不《绿想上班，他当然愿意去。外婆第二天一早就带他去了招工处。人家看了户口本后嫌他太小，“刚15岁就要同上班？不行。”但我外婆一个劲地求人家，说我家怎么困难，她说得挺可怜，人家就破例收了他。我还记他每逢休息日就带我们去他们厂去玩。那工厂占用的是西什库教堂，里面很大，有很多核桃树，我们便打核桃吃。他每月挣18块钱，大部分都交外婆，自己留几块钱零花。为此，外婆经常夸他。如今他出了这个事，外婆难过得不得了，“唉，是我害了他”这句话她不知说了多少遍。
应当承认，我早己有了认识家庭的动机。对我来说，那一天也许决定了我中学时期的特定的学习与生活道路——是晌午，按规定我们这些寄宿生都应当午休。但我最不爱午睡，便拿本小说坐在操场西头的柳树丛中读起来。突然我听见低沉、亲切的声音：“在读小说？’是我们班主任。她永远都是那么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她还教我们文学课。她翻了几下我看的那本反映50年代的大学生活的小说，问了问我关于这本书观感，又若无其事地问了我的读书和家庭情况。我说我初中时就读过《红楼梦》、《水浒传》、《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还有《官场现形记》之类的书，至于家庭，我只是粗浅地谈了谈和我朝夕相处的几个家人……谁想第二天，在例行的课前班务分析的那几分钟演讲里，她不点名地批评道：班上有人爱抱着大部头小说看，若是一个人连自己的家庭影响都不会分析、批判和抵制的话，小说中的封资修毒素就会和他的心灵呼应起来云云。我愣在座位上。她再次介绍了1957年的一些学生右派的例子。据说他们大都是受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影响才堕落为右派的。我一直十分尊敬这位班主任。她呕心沥血地教我们傲人和教我们学问。她就像高超的园丁剪去我们长出的无用的枝叉。此刻，“读书和认识家庭”连在一起的教诲，让我瞳目惊舌。这理论确实前无古人。
毫无疑问，我认为她一针见血。我从没批判地读过什么书。我一向满怀崇敬地读它们。想想吧，并非谁都能将自己写的字变为铅字、变为书的。如今，她只消这么几句话就将我那盲目的崇拜情绪彻底涤荡。真的，你不能不服。是呀，你如果连你那么熟悉的家庭都不能深刻认识，你又怎么能分析并进而去批判那些刚到你手中的大部头的书呢？
我觉得她说得非常对。她是在教我们如何培养灵敏的无产阶级的嗅觉，也是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
我从那一刻起，就悄悄地酝酿着“认识家庭。”
现在，我要“刺刀见红”。“自觉革命”吗，就要短兵相接动真格的。
很快我就发现，认识家族这一关，绝非像点菜一样简单。
这是一场恶战。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极度矛盾和惶惑的状态中进行的。
星期六我吃罢午饭就赶回家里。我知道家里人都在上班。只有外婆还在睡午觉。我要认识家庭，就要找到过去的遗物。首先是那些照片。我需要好好研究一番它们。
它就躺在一个黄色的有着一面大圆镜子的梳妆台的抽屉里。这个梳妆台和这些相册一样，都是30年代的产物。是父母结婚时购置的，那些照片也大都是解放前的留影。屋里的光线是暗淡的。夏日的老式瓦房里充满着一股潮腐的气息。我坐在紫檀木的八仙椅里，翻看着相册，同时感到一股历史的陈迹阴沉地向我压来。我不知道它将给我带来什么，也不知道我将给它带来什么。我以从来没有过的高度集中的神情注视着它们。
那些发黄的照片展现着这样的镜头——
我那没过见的爹着一身像是国民党军服的装束，腰间挎着一把日本军人才有的大洋刀。他威风凛凛地骑在高头大马上，气度不俗地平视荒野的远方。毫无疑问，他参加了反动军队。那也许是他在哪个战场上的留影。
其他的一些生活照里，也都表现了与我们在听忆苦思甜报告中描述的劳动人民不同的生活场景。那里有宴会有舞厅有沙龙的高雅。还有我们家老辈人旅游、游泳的照片。从那些单纯的风景照和它们后面的题诗或题词来看，他们活得挺滋润。封建士大夫的老朽遗风和资产阶级的奢靡气息，从每一张照片向外放射。
我当时想，这一切和“职员”没有关系。
那里还有这样的照片：长长的送葬的队伍打着蟠、披着孝、吹打着哀乐在城里又窄又破的马路上行进。花圈和挽联堆积在灵堂。这是我外公的丧事照片。我曾零星地从我外婆那儿粗糙地知道外公是清末的一个官吏，清朝垮台以后，他只是埋头作学问。我外婆经常念叨这些琐事。比如说他怎么捐了个官呀，又说他一怎么“头悬梁，锥刺股”地在没当官前刻苦读书哇，要不就挺自豪地说，不当官后他就是大学问家和大书法家，国民党跑到台湾时，怎么派人到我们家，来了几卡车专门将他的著述运往台湾……我那会儿不愿听她的唠叨。因为她说的一切都那么过时，也那么矛盾：
刻苦读书却中不了举，这也罢了，偏偏说家里穷却又同能花钱买官儿作！再说了。我这位外公自从当了清末的官吏，不但在京城购置了房产，而且还讨了几房太太。我外婆就是他的最小的那房太太，足足比他小50余岁。据她说，她是穷苦人家出身、还是在不懂事时便被家人卖了。十七八岁时又被卖给外公作小老婆。她只粗粗的认识一点儿字，却永远说不清自己的籍贯和父母。
我们家也有穷苦人家出身的人，这多少让我感到些许安慰。然而这点安慰只象夕阳最后一缕光线那样微弱而短暂。认识家庭影响绝不是给自己的家庭评优摆好，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别加入“自觉革命”的队伍。我们班就有个同学这么干，一会儿说自己的右派爹妈给自己如何坏的影响，一会儿又盛赞参加过老红军的爷爷给了他什么革命影响，弄得不沦不类，以至招来同学耻笑。
是的，从外公那儿开始，我们家就沦为剥削阶级。我爸爸是反动军官，又在台湾。这真是货真价实的反动家庭。我怎么能不批判它、不认识它的影响呢？你要革命吗？那你就要认识家庭。我当时受的教育正是这样告诉我的。
我必须自觉革命。我们学校好象就没有不自觉革命的同学。我记得很清楚，在我考上这所中学后的第一个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我们校长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学校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必须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他告诉我们很多历史经验，从1957年的学生右派到长我们几届的“反动学生”，从不关心政治到个人主义膨胀然后沦为人民敌人的经过。他谆谆告诫我们绝不能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是条危险的死路。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大会在激昂的口号声中，冲向激昂的高潮。校长的报告结束后，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同学讲自己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武装头脑的心得体会。当然，大会是免不了请来“苦大仇深”的老前辈讲述血泪家史的。每次这种大会后，班上都会布置讨论会，让大家写“心得体会”或叫思想汇报。写得好的，还要宣读、表扬、鼓励，并动员全校师生学习他（她）。象我这样的终于“懂事”了的中学生，怎么可能对这些无动于衷？绝对不可能！我在班上已经是落后的学生了。难道要永远落后下去？我既然能和大家同在一班，我就不能拉大家的后腿。我是一个有集体荣誉感的人。
我没有理由不自觉革命。
我拿定主意，坚决向丑恶的家庭历史宣战。
从那时起我就获得一个经验：人只要心里盛着心事，就会显得特别老成持重，就会特别让人讨厌地总露着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小猫小狗之所以好玩，就是因为它一副天真无邪的活泼样子。待它成为饱经忧患、心事重重的老猫老狗时，他实在令人厌恶。我想我那时已像老猫老狗一般招人讨厌。
我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我以为心里盛着世界革命的革命者根本就没时间去玩笑逗闹。他一定应当是十分严肃的人。可是我像所有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心里根本装不下事儿。尤其在谈到自己关注的问题时，两眼总要充满渴求地放着光盯着对方。这使你表现得特别“雏”。于是我在和人谈话时，总愿露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模样。最糟糕的是，我愿意学一些大首长那样，每当和人谈话时，眼睛都有意无意地看着其他什么地方。这起码有两个好处没人能透过你心灵的镜子窥见你的心态；你有意无意地保持了自己的尊严。革命者嘛，怎么能形同那些没心没肺动辄狗窦大开的人？
但是那天晚上，当我找到我姨夫并告诉他我要认识家庭，希望他尽其所知把一切讲给我听时，我没能掩饰住我过分渴求的目光。他在他家昏暗的灯光下吃惊地打量我，半晌才说：“你妈知道吗？”我告诉他，我们家对这些事讳莫如深。我不可能从她那儿得到什么这方面的资料。他点头同意。答应明天一早和我一起上外面去聊。“不能今儿晚上吗？”我急切地问。他说我提出的问题太突然，他需要准备准备，“家史这东西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的。”
我这位姨夫挺严肃，也挺客气、慎重。
我那会儿特别看重他。我认为他虽是右派，但改造得不错。他有件事儿做得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还是早几年，我姨的妈—就是我外公的大老婆，我们也管她叫“婆”（湖北叫法。外公是湖北潜江人氏），是虔诚的佛教徒，一天到晚烧香念佛。一次我哥哥生病了，发烧发得很厉害。吃药打针都没能见好转。我们住同一个院。她知道之后就在她家的挺宽敞的台阶上摆好案子、观音菩萨、点上香炉，她则在正对着我们家门的地方手执佛珠跪着诵经。我清楚地记得她念着念着突然下起暴雨。瞬间院子里就积满了雨水。雨水也稍到她家的台阶上。可她视之若无，只顾微阂双眼诵经。奇怪的是，雨停了，她的经也诵完了，我哥哥的病也好了。然而有一天她却无法念经了。是我姨夫也就是她的女婿将她的所有侍奉佛的物器都统统埋葬了。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他们家传出几声激烈的吼叫。是我姨夫。他每当发起脾气来都会高声狂吼，闹得全院都知道。我那姨似乎和他顶撞几句什么，但显然要气短得多。接下来我姨夫就旋风一样冲出房诚绿间，在角落里抄起一把铁锹，就在院子的东南角的空地上挖坑。邻居们都躲在窗帘后面看他的举动。一个同不小的坑挖好了。我姨夫气哼哼地回到屋里。当他再次出来时，手里拎着那些高档的瓷器——如来、观音……等等，他把它们用力扔进坑内，然后又回屋去抱出那些我婆用一生的信仰“请”来的侍佛用具，一一将它们在大吭里毁坏后埋葬。我这婆和姨一声也不敢吭，躲在屋内连出来一下的胆子都没有。因为姨夫已经在狂吼中警告她们了：“共产党破除迷信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躲在这阴暗角落里弄这套，干什么！？想造反那1’我那个婆躺在床上，从此就没爬起来。
我这个姨夫发起脾气来十分暴躁。记得有一次他们俩口打架，我掩饰不住自己幼小的好奇心，便跑去看，他和姨吵着吵着竟突然不分清红皂白挥手就抽我一具耳光。我连忙跑了。但他清醒时还满象个小学教员的。譬如此刻——我请他告诉我剥削家史的时候，他就既严肃又认真，还很热情。
第二天一早，我们俩按约定先后出了门，然后往天安门方向走去。
那是1964年的夏末。北京城除了“十大建筑”之外尚无新的建筑问世。人也不象如今这样多。所有的人简朴得就象麻雀一样单调。我们边走边聊。后来进了天安门内，在午门前的那个大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命席地而坐，话开始进人正题。他向我详详细细地讲述那些我既想听又十分厌恶的东西。我们家……唉，在当时的那种社会价值标准下，他口中吐出的每个字对我来说都如同凌迟刑罚的一刀。我在心惊肉跳和难熬的痛楚中经受了一个上午的酷刑。那滋味实在是我从来没体验过的。正是从他口中，我知道家庭的一切比我想像得要复杂得多也严重得多。他所说的这些完全是被我们当时的社会所唾弃的。它的一切和那会儿的价值观念是那么抵触，完全是解放前的革命对象——共产党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起来闹革命的吗？我怎么会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呢？你从我外公那儿看吧，他讨那么多老婆完全是为了生个儿子。为了传宗接代！好继承他的封建衣钵！偏偏天公不作美，竟真的没一房太太给他生长命小子。据我姨夫说，外公是有两个小子，是大老婆生的。可惜都不给他争气，一个患肺疹，一个沾上了吃喝缥赌抽大烟的毛病。外公管不了这位抽大烟的，只能用断他花消的方法来整治他。然而这位公子哥儿岂能受这个？！竟混进伙房给老爷子的菜里投了毒。偏巧那天厨师心血来潮，从来没喂过狗的他从锅里舀出一块肉来逗狗。万万没想到那狗刚吃罢肉就七窍流血倒地身亡。外公一怒之下将他逐出家门。谁知这家伙可能真是流年不利，在外游荡时竟被歹徒绑了票！然后向我外公索要10万现大洋。老爷子岂肯出这血！？连理也不理。这个儿子就被“撕票”了。
听这事儿，多丑恶！
我爹呢，台湾人！（真够呛，哪儿的人不行，非是台湾人，唉。）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想想吧，解放前，谁才上得起学？还留洋？！当然只有剥削阶级子弟才能上大学、留洋！念了书你倒是顺应历史潮流呀，不，他非要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军阀齐燮元的部队里当上了日文翻译官！这不是汉奸地干活吗？看看中国那些反映抗日战争的电影、话剧、小说，那些日文翻译官有几个是人样儿？
我一再追问姨夫，作为剥削阶级反动派，他们有没有象电影里描述的镜头那样，对党和人民犯下了罄竹难的罪行。没有，姨夫说。我一边松了口气，一边还作出一副“极左”的样子这样说：
“无论有没有，我都要从根上认识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