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极其可怕的题目。如果有人问你——你有情人吗？你能怎样回答？你敢说你有情人或你想有情人吗？这可是非同小可的，连堂堂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对这个问题都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弄不好你就会丢盔弃甲身败名裂仓皇逃窜而且十恶不赦。无论你是否诚实直率狡猾流气，你都得紧闭嘴巴。
有一次文学讲座，我正滔滔不绝地讲构思呀情节呀细节呀，突然听众中递上来一个条子——请问作家先生，你有情人吗？有几个？
我完全像中了一枪似的摇晃了一下。“你有情人吗”已经令你胆战心惊了，后面居然还加上“有几个”，看来写条子那个家伙是非要让我死在讲台上不可了。
然而正是这“有几个”使我陷入沉思。情人如果像巧克力豆那样三个五个地数，那还能算什么情人吗？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实在太简单太狭隘太委屈了“情人”这两个字。
有的青年说——男子汉要是没情人就说明他没水平！
大连的一些青年小伙子更厉害，把“情人”二字巧妙地改成了“情况”，有时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他们也坦然呼喊——喂，带情况来了吗？
一个结婚好几年的男青年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他有“情况”了。那“情况”是他过去谈吹了的一个女青年，也结婚好几年了。他俩是多年未见，邂逅相遇。男青年轻松而诙谐地说——她既然又来自投罗网，我何乐而不为呢？
一个发了财的二道贩子在酒后大言不惭地吹嘘一一哥们的情人若干个，关键是咱有票子！
一个公司的经理带着一个女秘书办公开会谈生意。立即有人解释说外国经理全这样，秘书其实是“情人”的代名词。
一个瞪着天真而单纯的大眼睛的青年问我——像你们作家这种级别，就可以随便找情人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一些人的眼睛里。“情人”是金钱地位级别和何乐而不为的玩物，与“情”字毫无关系。老成持重的道德家们捶胸顿足，认定开放改革使西方的坏东西涌进来，把我们的青年人教坏了。我倒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更多的是西方现代开放的表象，引发了我们自身的潜存的封建意识。不客气地说，我们还没能力犯现代式的感情错误。
一个伟大的人物说过，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模式不是爱情的产物，而是物质的产物。你不能不为之震惊，这个地球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圆。
当然，“情人”并不是什么光彩的值得大加宣扬的字眼儿。在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解释，是泛指婚外恋的一方。我们有些男女青年甚至连这个意思也没弄清。有些未婚的男女青年甚至把他们正在选择为伴侣的朋友们统称为情人。在一家宾馆采访时，一个女孩子略带羞涩地告诉我她有三个“情况”，并让我帮她挑选其中一个最好的和她结婚。我们的“情人情况”真是万分冤枉而又泛滥成灾。
认真阅读国外小说，你不难发现，西方发达国家，最初情人的产生，是不尽意不合理婚姻的产物，是在法律的锁链蛮横捆绑的家庭之外，痛苦的男人或女人与自己真正所爱的人偷情。那是倾心倾肝倾及生命的情感，就其情感的质量，超越法律的一般意义。只是后来极度畸形膨胀的物质社会，异化了情人的纯度。
感情是个要命的东西，对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人来说，比要命还要命。太执着你会太痛苦，太随便你会像吃馊饭。感情表现方式严格说是一种文化层次，更确切地说它是介乎肉体与灵魂之间的东西。因此，无论一个人感情世界是否合法合理，明目张胆地询问或恬不知耻地自白都是缺乏文化教养和人格的尊严。我决不会号召人们去寻找情人，但我也决不会说有情人的人都得枪毙。我明白，如果面对那张可怕的条子，你英雄好汉般地拍胸膛说你有情人，你坦率的回答获得热烈的掌声同时暴露你对情感的无知和无耻；如果你矢口否认，即使你当场剖心挖肝，台下那些兴致勃勃的听众会相信你吗？看起来你真得死在台上。
当然，在这个精明剔透的世界，每个人始终会原形毕露，透明的半透明的有黑影的没黑影的谁也甭想逃脱。对一个作家来说，他的作品就是一种情不自禁的自白。我的一篇文章《有意思的故事》发表后，一些为有意思而激动的读者纷纷来找我袒露对感情的思索。他们说我太有意思了也太坦率了。今年我出版一本书《感情问题》，有很多读者来信，说从作品中能看出我是否有情人，有的说我可能有情人，有的说绝对有，有的却说也许有也许没有。他们的依据是我对情人的细节写得太真实太形象了，没有情人怎么会写到这个份上！可是，鲁迅先生说过，如果作家写妓女，那还得去卖淫吗？总之，光依据作品猜测，怕不会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