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敬天，河北省文安县人。从他往上捯三辈儿，清一色的“泥腿子”。
胡敬天小学毕业，十三岁起，跟着家里大人下地务农，土里刨食。成人后，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这姑娘是个文盲，除了钱上印的，就认识自个儿名字那仨字。婚后连着给他生了两个丫头。
这两口子都很勤快，加上这些年人没病，天没灾，一家人有吃有喝，日子过得说上不上，说下不下。农忙时，胡敬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里场上一通忙活。冬闲时，糗在家里“猫冬”。偶尔，也和村里的几个闲汉，喝喝小酒，斗斗纸牌。就这样，浑浑噩噩，一直混到三十好几。
别看胡敬天文化不高，但人很机灵。杀猪宰羊，给牲口瞧病，种地盖房赶大车，干啥像啥。而且，他还有个好记性。特别是对数字，过目不忘。像村里、乡里的电话号码，汽车牌号，某某去年挣了多少工分，哪块地里打了多少粮食之类的，听一遍就能记住。这个人脾气挺浑，“四六”不通，加上还有点儿“鸡贼”，恐怕别人占了他的便宜。在当地“人头儿”不怎么样。他从不交朋友，是个房顶上开门，上炕认得老婆，下炕认得鞋的主儿。所以，虽说是个能人儿，可三十出头了，也没见混出个名堂。
文安距北京近在咫尺，胡敬天来过几次。他从小就不甘心过这种“一脑袋高粱花子，一脚的牛粪渣子”的日子，可老天不公，把他生在了乡下。他向往城里人吃商品粮、挣活钱儿的生活。只是那年头儿苦于没有关系、熟人，始终走不出这庄稼院。
直到三十二岁那年，他有个在军队里当官的远房叔叔，恰好调到北京一家军队办的文艺单位，在后勤处营房科当了个副科长。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农村人正悄悄地向城里运动。凭着这层关系，胡敬天上应“天时”，下借“人和”，只身来到北京，闯荡天下。
起初，胡敬天的叔叔在营房科后面的仓库旁找了一间闲置的小平房，把他安顿下来。想在单位里给他安排个烧锅炉、勤杂工啥的差事。没承想，胡敬天不是池中之物，他此番来京，压根儿就没想着给人家当临时工。他有自己的“雄心大志”，他要把自己变成北京人。
胡敬天先是带着从老家凑来的钱，弄些瓜果梨桃、蔬菜土产，摆摊儿开了个小买卖。但没试几天，他就觉着干这个没意思。他认为，这小打小闹的营生，挣个仨瓜俩枣的，到头来，还是老农练菜摊儿，没啥折腾头儿。可除了这，干什么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切新生事物刚露头角。各行各业，五花八门儿。好干的不好干的，正规的不正规的，做啥的都有。简单的，挣不着大钱；能挣钱的，他又不懂。想往里硬插一手儿，谈何容易。在这灯红酒绿、流光溢彩的繁华都市，村子里的大能人胡敬天，一时间有点找不着北了。
晚上，躺在那间简陋的小平房里，胡敬天翻来覆去地“折饼”。实在睡不着觉的时候，走上大街溜达。看着那万家灯火，车水马龙，他心里的那份儿“羡慕嫉妒恨”，都占全了。
要想在城里生存下去，必须得找个冷门儿！
渐渐地，胡敬天的目光投向了收废品的行当。他发现在这一行中，有些人专门收购废旧塑料。其中，有不合格的塑料件被破碎后的“粉碎料”、生产过程散落在地上的“扫地料”、注塑机升温时吐出的“机头料”和报废的塑料制品。这些人把这些用“废品价儿”收上来的废塑料、废塑料制品，集中起来，经过挑选、分类、粉碎，加工成颗粒。然后，重新包装，变成一袋一袋的“二次料”。再然后，把这些“二次料”，以略低于同类原料的价格，卖给塑料制品厂。这中间的价格，竟然翻了好几个跟斗。
塑料，简单地说，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种。每一种里面，又有许多类型。行话统称它们叫“热塑性塑料”和“热固性塑料”。家电行业、汽车行业以及日常用品中的塑料件，绝大多数，都是由“可回收”塑料制成的。这种塑料，在生产塑料制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品、废料，可以粉碎了重新造粒。这种通过粉碎、造粒后的塑料，叫“二次料”。当“二次料”，按照一定的比例，掺入同种类型的原料，混在一起可以反复使用。而且，用这种“混合料”生产出来的塑料制品，与用纯原料做的制品相比，在强度和韧性方面，并无太大的差异。
正是这个原因，所有的塑料制品厂，想降低制品成本，都在如何使用材料上打主意。那时，塑料原料的进货渠道没有现在这么多，价格也不稳定，甚至有断货的时候。由于“二次料”价格低于原料，所以原料、“二次料”混合使用，是降低塑料制品成本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胡敬天凭直觉认为，这是个买卖儿！于是，他开始跟着这些人“串”塑料制品厂，了解常用的塑料共分多少种？怎么区分？哪几种塑料可以混在一起使用？哪几种相互之间又决不能搞混？加工废料的作坊如何运作？个体运输的价码是高是低？这些废料多少钱进？加工成“二次料”后多少钱出？加工过程到底需要多大费用？利润如何？……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胡敬天上上下下摸了个底儿掉。本来，这买卖就不复杂，没有三天的“力巴儿”（北京土语“外行”的意思）。凭胡敬天的脑袋瓜子，这里面的道道儿，很快就弄了个八九不离十。
“地在人种，事在人为”。胡敬天主意拿定，说干就干。他回到老家，收拾出两间旧房子，买了台粉碎机，支起个简易的加工摊子，转身又杀回北京。“收破烂儿”用不着办营业执照，他买了辆平板儿三轮，找来几根铁管，焊上一圈儿一米多高的“槽帮”，兜里揣足了现金，蹬上车直奔注塑加工厂。
头一天，胡敬天就在一个小塑料厂开了张，拉回“岗尖儿”一车废塑料壳子。他把“货”卸在自己住的小平房门口，看着这一座小小的“塑料山”，心里既兴奋又不踏实……兴奋的是轻而易举就收上来废塑料，不踏实是因为要把这东西变成钱，还远着呢。
这天晚上，胡敬天没有在文工团职工食堂吃饭。他溜出大门，走进一家小饭铺。一个“小二”，两份炒肝，一大碗卤煮火烧，他狠狠地犒劳了自己一把。
干收废塑料这行，有两个条件是必须要具备的——一要脸皮厚，二得能吃苦。
收废料，脸皮薄的不行！不管大厂小厂，只要你是上门收废料的，人家先把你归为“捡破烂儿”的一类。言语之中，多少带有不敬。赶上个势利的，保不齐还会往外轰你，拿话“呲得”你。脸皮薄的，受不了这份儿气。
胡敬天不在乎这个。大丈夫能伸能屈。他那狗脾气，这个时候踪迹皆无。虽说他肚里没啥真货，却有的是心计。进得门来，见人下菜碟儿，什么样的人，吃哪一套，“老头儿得请，小伙儿得捧”，这个脉，他把得一清二楚。有时，需要点头哈腰，递烟点火。有时，必须梗着脖子，胸脯拍得山响。这火候儿，胡敬天拿捏得恰到好处，可谓炉火纯青。胡敬天不容易呀，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从看门儿的到主事儿的，胡敬天谁都不敢得罪。但是，无论他表面上如何谦卑，如何装模作样，心里却总是暗暗地骂：
“孙子！你爱怎么牛逼，就怎么牛逼吧，只要你把废料便宜卖给我就行。等老子挣着钱，看你们谁还看不起我。娘了个逼的。”
胡敬天最高兴的就是这些塑料厂的上级检查、客户认证。因为，检查、认证之前，厂里必先大搞卫生。这时，胡敬天一定会出现在这些厂里，“碎催”似的忙前忙后，帮着归置。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厂方着急腾地方，摆样子，价格上没工夫跟他较真儿。一番折腾过后，好的赖的，全归他了。
没用多长时间，远近大大小小这些塑料厂管事的人，被他“摩挲”得顺顺当当。
干这个真的太辛苦了。严冬酷暑，春秋两季，胡敬天顶风冒雪，日晒雨淋，蹬着辆“改造”的三轮，一家厂一家厂地转悠。后来，业务大了，三轮车不够使的。他先蹚道，后雇卡车。砍价、过秤、装车、卸车，一个人练“全活”。
他一趟趟地奔波于塑料厂和自己的暂住地之间，日子一长，小平房周围快成破烂场了。文工团领导觉着太“影响市容”，一气之下，吩咐门卫，不让他的“破烂车”进。没法子，他只得搬出文工团大院，在郊区租了个小院，把收来的废塑料，堆在这个小院内。等凑够一定的量，再雇辆大卡车，运回老家。
每当收回的废料运到老家，胡敬天都亲自率领媳妇、妹子一群娘儿们，手把手地教给她们，如何把拉回的废料进行挑选、区分。这些常用的塑料，有些可以互相混在一起使用，有些则不能，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鉴别方法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是燃烧。观察燃烧时火焰的颜色、散发的气味和熔化的状态。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根据它们的密度不同来区分。胡敬天用一个大盆，里边倒入多半盆盐水，然后把废塑料放进去，根据塑料在盐水中漂浮或沉底的状态，来判别它们的密度，区分它们的类型。这是个需要细心的活儿，搞不好，把不能混在一起的料弄混的话，这批料，就真成废料了。
这个工作干完，还需要把这些区分好的料，重新粉碎造粒。他们把大块的锯成小块，小块的直接扔进粉碎机里。粉碎机开起来“嘣嘣”地山响，不光噪音巨大，还“暴土扬场”。震得人耳鸣心跳，呛得人喷嚏连连。在它旁边干一天，晚上吃饭都恶心。时间长了，除了吸入大量的粉尘，听力也严重下降。
甭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整天在盐水中搅和，他家那几个娘儿们的手，惨不忍睹，伸出来一看，跟老鸹爪子似的。众娘儿们叫苦连天。胡敬天不管这套，“想要过好日子，就得先遭这份儿罪”。这道工序，辛苦、麻烦，还缺德！泡完塑料的盐水，他们直接倒进村里的河沟、池塘。赶上今天挑选的量大，明儿早晨起来，河沟池塘里的青蛙都不叫了。
“天道酬勤”。没两年的光景，胡敬天成了气候。
私企老板如何对付，国企经理怎么拉拢，胡敬天无师自通。不论是卖废料的上家，还是买“二次料”的下家，每个渠道，都被他捋得十分通畅。其中，几家很有规模的塑料厂，专门让他来收购本厂的废料，还指定他为“二次料”的进货供应商。
老家的加工作坊，不光添了设备，还雇了几个远亲。泡盐水的大盆，换成不锈钢焊的水槽子。粉碎机、造粒机，昼夜不停地响着。买卖的“动静儿”，越来越大。每月收上来的废料和加工出的“二次料”，都在一二十吨。
此时的胡敬天，已不是刚来北京时的寒酸相了。他退了堆放废料的农家院，在市里租了个门市，有了营业执照。他开着辆二手桑塔纳，手里攥着大哥大，腰里别着BP机，正儿八经地办起了公司。像上门收废料、回去加工挑选这类的“糙活儿”，交给小舅子、堂兄弟们打理。他只管伺候上家，联系下家。他们整卡车、整卡车地从塑料厂把废料直接拉回老家，再把加工好的“二次料”，重新一袋一袋包装好，装卡车，整卡车地发往京津地区。
胡敬天有钱了。在老家新盖了五间大瓦房。原先加工废塑料的小作坊，变成个有模有样的小厂子。除了他爹妈，村里很少有人叫他“小儿”了（胡敬天小名叫“小儿”），都称他“胡总”。
到这儿，这个人算是在北京城里站住了脚。生意越做越红火。慢慢地，胡敬天开始注意起自己的形象。他西装革履地把自己“捯饬”得很像个“业余大款”。他努力纠正着自己的河北口音，生人面前，从不说自己是河北文安人。每当有人问起，胡敬天总是含糊其辞地告诉人家——“廊坊地区”的。他原本从不交朋友，但为了商业目的，结识了不少私企老板、国企经理。接长补短，和其中一些老板经理们出入饭店、酒楼、歌厅……
胡敬天学会了应酬。他酒量不大，“花活”却不少。酒席宴上，胡敬天“灌”人有一套。不仅“感情深，一口闷”，“俩腿一站，喝了不算”之类的套话，运用娴熟。就技巧而言，他还有“绝活儿”。每次与人喝酒，胡敬天总是端着酒杯和人家轻轻一碰，胳膊往回一收，就在酒杯快送到嘴边时，手腕向旁边一偏，微微一抖，把杯中的酒擦着腮帮子泼将出去。然后，飞快地把空酒杯扣在嘴上。这一连串动作，真好比打闪穿针，瞬间完成。他这招屡试不爽，从未失手。
直到有一次，胡敬天请一个买他“二次料”的大客户的几位主管吃饭，他们去的酒店挺高级。当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胡敬天故技重施，又玩儿出这招儿。可是他忘了，这是家高档酒店，每个客人身后都站着一位服务小姐。胡敬天这回玩儿“现”了，满满的一杯酒，一点儿没糟践，全泼在了身后站着的服务小姐胸上。
虽然胡敬天表面上风光无限，但他的内心深处，总有那么点儿“纠结”，总觉着自己和这些老板们有点儿差距。虽说自己已不是早先那个土里刨食的“社大爷”，但是，所从事的这个行当，总是和“捡破烂儿”的难脱干系。钱虽然挣到了，却没有成就感，没有得到应得的尊重。时间一长，胡敬天不满足了。他觉着，就靠这个，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出息。总这样下去，不行！
要想真正出人头地，必须再开个别的买卖，彻底改变自身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