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伊·普瑞文紧接着贝蒂·堪佩尔出庭。她说自9月初案发以来，她就一直被公诉方软禁，在一位助理检察官家中“住”了两个多月，并多次被带到检察长马休·勃拉狄的办公室里接受讯问。马休的助手为她草拟了一份供词，其中说，若伊曾听见弗吉妮雅·拉培叫喊：“是他杀了我！”但若伊拒绝在上面签字。
若伊·普瑞文告诉陪审团，在9月5日派对的某个时候，她看见弗吉妮雅进到1219号房间，不久，罗斯科也走进去，关上房门。过了约半小时，玛蒂·黛尔蒙到1219号敲门，若伊等都跟着进去。
“拉培小姐躺在床上，头发已经散开，但衣着尚完好。她不停地翻滚、叫喊。”
“她都喊了些什么？”助理检察长里奥·弗莱曼问。若伊·普瑞文还算是公诉方的证人。
“她叫：‘我快死了，我马上就要死了。’一面伸手解自己腰间的束带……亚博克尔先生走过去拿起她的手腕试了试脉搏，笑着逗她说，她演得挺像那么回事的……布莱克小姐也进来了。我们开始给弗吉妮雅脱衣服，黛尔蒙夫人和我，我们脱光了她的衣服。”
“洗完澡以后，她又说了什么？”
“她说：‘他把我弄疼了。’”听到这里，被告律师们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检察官们一直希望若伊说“罗斯科把我弄疼了”。
被告方的运气还不仅至于此。若伊·普瑞文又说，她猜想弗吉妮雅说的“他”是指弗莱德·费希巴赫，因为当时几个女人搬不动拉培小姐，是让弗莱德把她抱进澡盆子，洗完以后又抱出来。不知是不是弗莱德笨手笨脚将弗吉妮雅碰疼了，反正从一放进水里她就嗷嗷乱叫。
“被告说过什么话吗？”
“他说：‘真讨厌，让她安静。如果她再这么叫唤我就把她从窗户扔出去。’”
再下一位证人是阿丽丝·布莱克，她说她也被检察长办公室“保护”了两个多月。先是和若伊·普瑞文一起，后来她逃跑出来，将她和若伊被公诉方威胁的证词交给了被告律师，不久又被抓回去。只不过从那以后，就是软禁在她母亲家里。
阿丽丝的证词与若伊基本吻合，她也只说“他把我弄疼了”，没有扯上罗斯科·亚博克尔。
至此，公诉方的“派对证人”，即参加过“圣弗朗西斯派对”的证人已全部传完。下一位出庭的叫杰西·诺嘉德，此人曾在好莱坞导演、弗吉妮雅的前未婚夫亨利·莱尔曼的“加尔文城”摄影棚做过清洁工和保安。
助理检察长米尔顿·乌仁引导作证（direct examination，亦即直接取证）：
米尔顿·乌仁：你说过，你在亨利·莱尔曼的摄影棚工作时，曾经与被告有过一段关于拉培小姐的对话。那是在哪年哪月？
杰西·诺嘉德：1919年8月。我把帽子忘在了他的工作室，就回去取。他问：“你有没有拉培小姐工作室的钥匙？”我说：“有。”他说：“借我用用。我想和她开个玩笑。”我说：“不行，先生，我不能借给你。”他说：“我拿这个跟你换。”就掏出一大把钞票。
米尔顿·乌仁：你看清是多少钱了吗？
杰西·诺嘉德：我只看到了两张20和一张10美元的。
米尔顿·乌仁：除了这三张，还有别的钱吗？
杰西·诺嘉德：是的，还有别的钱。
米尔顿·乌仁：你怎么说？
杰西·诺嘉德：我说：“不行，先生。”就走了。
被告律师卡文·麦克钠笑着站起来：“这就是贵方所说的‘强奸’？”
“我们当然知道这不是强奸，麦克钠先生。我的问题问完了。”米尔顿·乌仁回到公诉席。
交叉取证时，杰西·诺嘉德说，他当初并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好莱坞的人经常开这种玩笑。后来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本案的报道，就开始想，罗斯科·亚博克尔是不是早就对拉培小姐图谋不轨。
罗斯科对杰西的话只付之一笑。到了那天晚上，罗斯科就笑不出来了。在下午发行的几份晚报上，报人们使用了一些很不堪的言辞就杰西·诺嘉德的证词大做文章，说罗斯科对弗吉妮雅垂涎已久，竟想花50块钱偷偷混进那女人的房间云云。
在所有公诉方的证人中，顶数约瑟芬·卡西莎的证词最为混乱。这位圣弗朗西斯饭店的女佣说，她在9月5日下午，隔墙听见1219号房间传出女人的叫喊：“哦，我的上帝！不，不，不！”又有男人的声音呵斥：“闭嘴！”后来在被告律师的追问下，约瑟芬承认她听见喊声的时间是2点到2点30分之间，那时弗吉妮雅还没进1219号房间。
约瑟芬·卡西莎离开证人席后，1219号房间的门板被抬进了法庭，跟在门板后面的是爱德华·O·赫里奇博士，犯罪学家兼指纹专家。他说9月16日，即案发后11天，他在检察长马休·勃拉狄的授意下查封了1219号房间，之后，于10月7日卸下这块门板运到他的实验室。爱德华说在门的内面把手上，他查验出了拉培小姐的部分指纹，而且这枚指纹“之上”覆盖有罗斯科·亚博克尔的指纹。这“似乎”意味着，两枚指纹的主人曾经在门把上有过一番争斗——拉培小姐试图拉开房门逃跑，罗斯科按住，或将房门推回关上。
11月22日，星期二，被告方传唤他们的第一个证人，圣弗朗西斯饭店保安乔治·格兰能。
乔治·格兰能在法庭上的故事远不如在法庭外的精彩。那年9、10两月，旧金山报纸曾对他连续数周追踪报道，先是捅出了他在接受警方讯问时的证词，其中有一段摘自9月5日乔治的笔记，关于他向弗吉妮雅·拉培了解事情的经过：
乔治·格兰能：亚博克尔先生伤害了你吗？
弗吉妮雅·拉培：他从来没有伤害过我。
乔治·格兰能：那么，是谁使你受伤？
弗吉妮雅·拉培：我不知道。我可能是在滚下床时受了伤。
不久，乔治·格兰能告诉记者，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有人找过他，要他隐去原始证词中的若干部分，乔治不从。几天后，乔治被圣弗朗西斯饭店解雇，理由是，他曾经在上班时间喝酒。乔治一直怀疑这是不是检察官们在幕后操纵的。
乔治·格兰能走上证人席，宣誓，坐下，回答问题。刚讲到9月5日那天，他找弗吉妮雅谈过两次，每次都有玛蒂·黛尔蒙在场，公诉人便起身抗议，说此证人在“禁酒令”期间沾过黑酒，其证词不足以信。就这样，“格兰能先生灰溜溜地离开了法庭”。
第二位，圣弗朗西斯饭店清洁工凯蒂·布任南。她向法官和陪审员们示意如何“用羽毛尘拂掸扫房门”以及如何“用粗呢布抛光铜制门把”。她说在9月5日的派对后，她彻底清扫过1219号房间。以她那样的方法，门把上不可能留下指纹。
9月5日那天住在1218号房间的是一位“颇有身份的女士”和她的女儿，法官要求媒体不得披露其姓名。这位女士在法庭上说，她记得那天下午外面很热，所以她一直没有离开房间。她能听见隔壁1219号房间的电话铃声、接电话时的说话声和人多时的嘈杂声，但始终没有听见过饭店女佣约瑟芬·卡西莎所说的女人叫喊声和男人呵斥声。
摩尔维·卢姆文博士也为被告方出庭，他证明膀胱破裂的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还证明弗吉妮雅染了淋病。
据说卢姆文博士话音刚落，陪审席和旁听席上就响起了一片唏嘘。在此之前，因为被告方保持沉默，人们从报纸上读到的弗吉妮雅·拉培一直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子”，社会上有不少人甚至以为弗吉妮雅还是处女，所以才会被350磅的“胖子”罗斯科撕坏了膀胱。
对弗吉妮雅的形象更具破坏性的是来自洛杉矶的伊琳·摩根女士，她曾经被不止一次地召到亨利·莱尔曼的府邸，做拉培小姐的护士和按摩师。摩根女士说，弗吉妮雅患有严重的肠痉挛，每当发作时必须要用暖水袋热敷小腹部，还患有膀胱功能障碍，经常需要导尿。
摩根女士又说：“她几杯酒下肚就开始脱衣服，有时候脱得一丝不挂，有时候光着身子往大街上跑。我得追着把她拖回来。”
摩根女士的这后一种说法得到了另外两位证人的印证：米妮·纳博斯，亨利·莱尔曼的邻居，一个洛杉矶警察的妻子，和哈里·贝克，弗吉妮雅的前男友。
再下一位证人就是弗莱德·费希巴赫。他承认是他在罗斯科大腿烧伤后，坚持要他按原计划开车去旧金山，承认是他邀请了弗吉妮雅·拉培等，承认是他将弗吉妮雅抱进抱出浴缸。讲到这里，弗莱德转向霍拉德·罗得巴克法官：“我抓住她的胳膊，这样……要我做给你看吗？”
法官背转身去，大声说：“不要。你一定要做就做给别人看。”
弗莱德还承认，他大概手太重了点，在弗吉妮雅的左胳膊留下了几块青紫，所以如果弗吉妮雅说“他把我弄疼了”指的就是他，也不是没有可能。
卡文·麦克钠还为弗莱德·费希巴赫准备了一大堆其他的问题：是你叫来的黑酒贩子吗？是你向饭店预订的“维特洛拉”牌留声机吗？你邀请玛蒂·黛尔蒙的目的何在？你为什么待所有这些“出事的因素”都凑齐了，就匆匆离开现场，甚至等不及让罗斯科先送他的客人梅怡·陶勃去市中心？
但是，罗斯科·亚博克尔请求他的律师“不要难为”弗莱德。“在这座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是我，不是弗莱德，”罗斯科说。
基于同样的理由，当两位来自芝加哥的证人、弗吉妮雅·拉培少女时的朋友出庭时，罗斯科也请卡文·麦克钠高抬贵手，不要在法庭上当众揭穿弗吉妮雅的老底——关于她在14岁到16岁的那五次流产等等。
不过，即令没有这些，舆论也在开始转向。据说那天的庭审结束后，旧金山的市民们对罗斯科下注的结果，“无罪”第一次超过了“有罪”，而且比例高达十比六。
还有两位来自芝加哥的医生证明，弗吉妮雅·拉培至少从1907年，她12岁时起，就患有腹膜炎。S·格莱福斯博士告诉陪审团，他曾反复告诫弗吉妮雅“节制饮食，注意休息，不可有过分的情绪波动，更不可喝酒”，但弗吉妮雅说“太麻烦了”。
转眼到了11月24日，感恩节，法庭休庭四天。
11月28日，星期一，上午10点30分，卡文·麦克钠从被告席上站起身来，神色平静地对他的委托人说：“亚博克尔先生，请出庭。”
关于罗斯科·亚博克尔是否应该出庭为自己辩护，被告方的律师们曾经有过很激烈的争议。问题倒不在于罗斯科的证词是否经得起推敲，而是因为公诉方已经放出了话，说罗斯科倘若出庭，他们决不会心慈手软，定将在交叉取证时不遗余力，把这位喜剧明星“扼杀在证人席上”。为此，罗斯科在派拉蒙的老板杰瑟·拉斯基和科米克公司的搭档约瑟夫·辛克也力主罗斯科继续保持沉默。
但是罗斯科说，他已经沉默得够久了。被捕以来，罗斯科只接受过一次媒体采访，当时警方并没有向他解释被起诉的具体原因，所以罗斯科只对记者们泛泛讲述了他的旧金山之行。此后，律师要他保持沉默，好莱坞要他保持沉默，而警方和公诉方却可以在任何场合畅所欲言，竭尽攻击诬蔑之能事。
更糟糕的是，罗斯科的沉默被人们误当作了“默认”。罗斯科说，他不能忍受他的朋友们一个个弃他而去，不能忍受全美国的妇女俱乐部将“罗斯科·亚博克尔”这个名字演变成“强奸犯”“下流胚”的同义语，不能忍受各地的教会牧师们在传道时将他称为“魔鬼的化身”。罗斯科说，如果他不出庭，可能就再不会有机会替自己辩白了。
以下是罗斯科·亚博克尔在法庭上的部分证词，其中的若干细节与其他证人的说法有些出入，也与他自己曾经对朋友们的讲述不尽一致：
……我走进1219号房间，关门，从里面插上闩，然后就直接去了卫生间。我看见拉培小姐躺在马桶旁边的地板上，捂着肚子翻来滚去。我看得出来她曾经呕吐过……
我一点一点地推门，但是她抵着门，我只能像这样侧着身子挤进去（示范）。我关上门，把她搀起来，她又开始吐，我扶着她的腰……还有她的前额，拢住头发不让掉在脸上，所以她可以呕吐。吐完了，我放下盖板，让她坐在上面。
我问：“你需要我替你做点什么吗？”她说她想躺下，我就扶她到1219号房间的床上躺下。我把她的脚也放到床上。我又去卫生间，过了两三分钟出来，她已经滚到了两床之间的地板上，捂着肚子。我想再把她搀起来，但是搀不动。我马上走出1219房间，到1220房间叫来黛尔蒙夫人和普瑞文小姐，我对她们说拉培小姐病了。
…………
拉培小姐正坐在大床的床沿，像这样撕扯自己的衣服（示范）。她一边撕扯，一边口吐白沫，就好像在跟谁赌气，发很大的脾气……就好像一只吐着白沫的疯狗……
（公诉人里奥·弗莱曼抗议）
我是说，她坐在床上拼命地撕衣服。她把裙子提起来，又去扯袜子，一把扯断了吊袜带。费希巴赫先生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他叫她住手。我也跟着走过去，看见她正在撕扯衣袖。袖子只剩了一只，只有几根线还连在衣服上。我不记得是哪边的袖子。我说：“你不就是想把它撕下来吗？好，我帮你撕下来。”我撕下袖子，然后就离开了房间。
接着，罗斯科讲到弗莱德·费希巴赫帮忙将弗吉妮雅抱到卫生间里洗冷水澡，这本是玛蒂·黛尔蒙的主意，为了让弗吉妮雅“安静下来”。而事实上，如果当时弗吉妮雅是因为腹膜炎发作引起的肠痉挛，洗冷水澡或用冰块只会是适得其反。
罗斯科曾经对朋友们讲过他拿了冰放在弗吉妮雅的大腿根儿上“试验”她是不是假装昏迷，现在却把这件事全盘推给了玛蒂·黛尔蒙：
我走进去，看见黛尔蒙夫人正拿着一块冰替她摩擦，还用毛巾或餐巾之类包了很多冰垫在她的脖子后面……她的身上也放了冰。我拿起一块说：“哟，你这是哪路的招数？”她说：“放下。我知道应该怎样照顾弗吉妮雅。”我把冰块放回去，又拉拉盖在拉培小姐身上的床单，想替她遮好了。黛尔蒙夫人要我出去，要我别招惹她。我告诉黛尔蒙夫人闭嘴，否则我就把她从窗户扔出去。然后，我离开房间。
公诉方交叉取证的策略是，就罗斯科证词中的每一细节反复追究，将同一个问题重复多遍，即使对一些细枝末节也决不放过，并尽可能地扭曲证人的原意。总之，公诉方的目的就是要激怒证人，让罗斯科感到气馁、挫败、失望、沮丧、让他手脚无措，辞不达意……过程中，被告方不断“抗议”。记者们形容“这是一场罕见的法庭恶战”。
助理检察长里奥·弗莱曼提问：“你说你从来没有见过‘加尔文城’的诺嘉德先生？”
“我是说，我和他之间从来没有过那一番交谈。”罗斯科答。
“1919年8月，你受雇于哪家公司？”
“我没有受雇，我有自己的电影公司。我只是租了一间摄影棚。”
“亨利·莱尔曼先生的摄影棚？”
“是的。他欠了我的钱，那是他唯一可以还债的方式。”
“你还记得在‘加尔文城’见到过拉培小姐吗？”
“哦，当然。”
里奥将话题突然一转：“你是在什么时间看见拉培小姐进你们房间的？”指开派对的房间。
“12点左右。”
“在那以前你就已经认识她了？”
“对，大约五六年。”
“没有人对你说起她会来参加派对？”
“没有，先生。”
“你当时也不知道有人邀请了黛尔蒙夫人？”
“不知道。”
里奥·弗莱曼东拉西扯，胡乱问了些不相干的问题：客厅墙上的挂钟走得准吗？你一共喝了几杯酒？什么样的酒？房间里有哪些窗户开着？哪些没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