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到巴黎。一位矮矮胖胖的白人绅士来找我谈出版，这家伙短发，西装革履，开辆帅气的宽大日本车，携着位非凡漂亮的白人女翻译，这便是有志于中国漫画的生意人X先生，而身侧美人便是中国通贺绮丽。X先生第一句话就说自己以前做生意赚了大钱，所以现在歇着，只想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眉眼之间踌躇志满。
贺绮丽先回家了，X先生开着他的靓车送我去机场，由于语言不通，几乎没和我说话，只是用当年看起来非常牛逼，有视频摄影等功能的手机一路大讲电话。到了机场把我一丢便扬长而去。
后来开始接触到X先生的家庭，这是个典型的法国现代中产阶级小市民家庭。我走过那么多法国家庭。法国年轻人的家总是很穷，摆满了便宜的宜家家居，而老一代人往往喜欢中世纪风格的桌子板凳。X先生家算是十分现代化的家居设计风格了，甚至有些暴发户的刻意感。超大的冰箱，大电视，能看到天空的电动开合玻璃天花板，到处摆了些小艺术品，仔细看多数是非洲的作品，以及一些小画家的更小更小的画等等，并不值钱。房间里最著名最值钱的画，大概就是他免费向我讨的画了，那幅画一两千欧元总是要的。
X先生家有着市面上几乎全部的游戏主机和可以自动卷起和放下的超大投影屏幕，是当年的我等宅男动漫一族梦想中最奢侈的游戏空间。我十分羡慕，也徒增好感。
X先生掀起夹克衫说：本，我们有着一样的腰带，他扎西裤的腰带居然真的是和我完全一样的骷髅腰带。这家伙穿着打扮咋一看可算土气，但是内里却有着一个如我一般非常喜欢摇滚乐和游戏等动漫文化的核。这个小白胖子，有颗暴躁摇滚的心灵。
我和X先生的接触多起来，逐渐了解到法国现代小市民的热诚单纯和自私。比如第一次送我去机场，不愿意花时间陪完全不懂语言的我搞好机票事宜。当然这事的必要性不那么大，但一个热情的法国老派绅士是不会这样做的，比如我寄住家庭的主人，老商人阿赫弄，当初帮我申请美国签证时无微不至，甚至大清早亲自跑到美国大使馆门口帮我整理文件。完全可以用上哪怕在中国也是久违了的“温暖”一词。
又比如某次我从外省签售完返回巴黎，按照约定X先生应该来接我们，那天巴黎突然降温，X先生嫌堵车不肯来，于是我们穿着淡薄小衬衫在酷冷的风雪中等了两个小时的出租车。
相对于一般法国人，X先生算是比较大方的。他好像中国暴富的小流氓一样愿意为任何朋友付帐，而这在法国还是很少见的行为，哪怕是泡妞，大家也比较习惯各付各的。虽然X先生请客都是便宜的温州包子或者三明治，在酒吧为我买杯啤酒，给我出租车费和日常的开销等。但无论如何真的是负担了我在法国的旅差费用，而他其实不一定需要这样。我很感激他的友谊。
后来，我们请到一位中国姑娘作为我的翻译，吃晚饭的时候X先生在纸上画了个女人为男人口交的图案，问中国姑娘这个词用中国话怎么说，他说在法国这个词有两种说法，男和女的说法不同，所谓阴性和阳性不同吧。可爱的女翻译很认真地问我在中国有几种说法。我以中国方式回答说：我们一般通称：那件事！就是那件事！
今天回想的话，自从我们多了这个女翻译，X先生更加大方起来。X先生甚至会请我们吃相当不错的餐馆餐。三明治和温州包子再也没出现过。我们去吃真正的法餐。他也会亲自开车送我们回家，再也不像从前的时候那么晾着我在车站自己打车。他甚至十分热情地招待中国翻译女孩的每一个朋友，于是那阵子经常经常塞满一车的中国女留学生们。吵得不得了。晚上还会和这么一大堆姑娘家促膝谈心，一谈谈到后半夜。谈理想谈人生谈烦恼。
我们曾经玩得很开心，我们一起为纷沓而来的神奇机会欢欣雀跃，我们一起去见法国最牛逼的漫画大师们。我们一起去搞各种宣传活动，我们遇到过火爆拥挤的签售场面，也遇到过只有一两个读者的惨淡，我们曾经大清早挤一辆小摩托在巴黎狼奔豕突，嘴里塞着仓促买就的三明治，去各种小场子签售，也曾经驱车几千公里，去法国最南部的蔚蓝海岸签售，一路上风光优美，把音乐放到最大声，仿佛美国摇滚电影里的一支巡回演出的乐队。我们一起去比利时，去瑞士，参加各种各样的party。喝酒，开玩笑，逗弄路上偶遇的姑娘们。X先生经常问：“本，我的朋友，你开心么？”我很开心。
到过欧洲的人应该知道西方人有套咋一接触很容易博得咱们中国人好感的礼貌，比如热情地微笑，敬语，小声说话，女士优先，为任何小擦小碰一惊一咤地道歉等等。但这套礼节其实只是一些虚伪的表象。许多西方人，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物，客气之后一样地自私自利，狭隘和歧视弱势群体。你在礼貌之外感受到他们的真实心态后，那种虚伪感的邪恶更加伤人。这倒是暗合了我在北京的社会体验，歧视，不负责任，恶意。因为缺钱吧，哪里的底层都是这般凶恶。只不过欧洲的凶恶会隐藏在礼貌的表象之下。
X先生决不会这样虚伪，即使在公共场合也不大顾及别人感受，他很直接地抛弃了那些虚假的西方式礼貌，去他开车不让行人，说话大声嚷，有什么不快立刻便说，毫不客气。很多时候，令我想到中国人。但我喜欢他的这份直接和真实。
我想，他就是一个纯朴的法国当代平民的代表，很容易被政治家和媒体蛊惑，比如相信媒体中对中国的谴责论调，也很容易被打动做出善举，比如资助非洲灾民。也会十分感激别人的帮助，比如感动于我们这些画家为他画一幅漂亮的画。感动到几乎热泪盈眶。很多时候，相对于中国人，因为生存环境的优越，他们更加单纯和轻信，天真地相信社会舆论，他们会觉得自己和别人很不同。比如他们会狂热的相信什么环保阿，人权啊，自以为自己是爱护地球的正面一方，会以为和我们中国人很不同，但我接触下来，他们和大部分中国老百姓毫无二致，愚昧，天真，自私，奉献。他们需要一些貌似很不同的事情来找到优越感，找到自我在浩瀚人海中的存在感。
他们奉行的那些主义，是架构在他们稍微富有一些的基础上，假如法国好像100年前一样贫穷，我相信法国人会像任何一个国家在那种贫穷状态下表现出的一样没有人性，一样的不会重视什么环境污染，什么人权。因为这已经被历史证实。他们这样看待中国，是不公平的。
而两年过去了。中国女翻译回国了，而X先生在欧洲经营中国漫画的生意并不好，中国漫画尚且年轻和不成熟，可以说除了少数作品，大部分中国漫画都是让他们赔了钱的。X先生的形象也和当初大不相同，他造得十分狼狈，简直是灰头土脸，甚至莫名其妙地开始一瘸一拐。那件事发生在圣马洛漫展，我们追随人潮冲上楼去抢吃免费的海鲜，X先生乘电梯我走楼梯，而他就此失踪，餐厅大厅里怎么也找不见他。第二天再出现就变得一瘸一拐。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脚很久才痊愈。随着生意的不景气，X先生的样子明显地倒霉起来，日本轿车被撞了若干次，坑坑洼洼，再也难觅当初的精英派头。大部分欧洲人的手机都更新成了iphone一类触摸屏产品，而X先生仍在用当初的摄影功能旧手机，但现在外壳多出磨损露出灰色塑料，脏兮兮的一点也不牛逼了。X先生也很少西装革履了，他现在总穿着一身皮夹克，胳膊底下夹个头盔一瘸一拐地颠着。他的摩托就是那种排气量最小最小，小到连驾照都不需要的摩托车。这辆小车上挤着我们两个大男人在冬天的大街上风驰电掣。实在谈不上气派。X先生脾气也大了很多，对什么都不满意，总是一副怒气冲冲要打架的样子。有次我们在自拍得机器前证件照，因为机器吞币，X先生狠锤机器半小时，发出震天巨响，那怒气就好象要把机器掀翻。我一边心惊胆战地想这哥们肯定是憋曲坏了。
好像还嫌不够倒霉一样，美国金融危机突然到来，据说令X先生的财富缩水了一半。他也言行大变。首先是不再负担我们的各种费用，即使在应该他付的情况下。他组织的几次工作party，作为受邀请人，我要自己买单，这不大符合常见规则。由于我的在法国的画展十分成功，他开始急于售卖我的画，企图低于市面一半的价钱成批地卖给他的朋友。不顾我的利益损失。
而他策划的杂志这时候也简直吝啬和贪婪到了无厘头，全球版权，终身版权，却只出甚至低于中国大陆的稿费。最终造成我们的合作进行不下去。
在商谈出版的过程中，他大发脾气说：你们中国人总是言而无信，你们中国人造毒奶粉。你们中国人这样那样。贺绮丽拼命地解释这是他的原话，和自己这个翻译无关。我哈哈大笑，才明白我的朋友X先生其实始终是个歧视中国的人。但也明白，他们（所有的法国平民）对中国的歧视并不像中国媒体上宣传的那样绝对和单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些法国朋友在诉说对中国意见同时，他们也喜欢着我们这些画家，并且确确实实为我们这些海外的中国人做了许多事情，绝对超过了任何中国人无论官方还是什么动漫基地所做的。实际上，他们把我们当成一个具体人来对待，而不是一个抽象的“中国人”。这就是西方人的世界观：人，首先必须是一个个体的人，然后才能谈到他们所隶属的种族和国家。这和国内从小灌输给大家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西方人会尊敬每一个他们所了解的人，只要这个人的人格和能力是为他们所折服的。无论他属于哪一个种族和国家。但他们也会歧视作为整体的中国人这个概念，因为他们并没有到过中国，即使到过也没有在中国的民间深入的生活过，他们歧视或者仇视的，是西方电视新闻中的“中国人”这个概念。而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中国人。
过去的这么多年，随着无数的政治事件，有时候，我们仇恨“日本人”，有时候我们仇视“美国人”，经济上政治上这些“大环境”跟法国有什么冲突了，我们又去仇视“法国人”。甚至有人在网上说什么“杀光日本人”，“美国人该死”。实际上，这些名词仅只是一个空泛的政治概念，它们其实不代表任何人。无论哪一国人，他们很可能和我们一般无二。在生活中，我们应该了解每一个具体的人，之后才会决定是否尊重。至于杀光或者不喜欢任何“全体”，就好像杀光“我们”一样，这辈子也不会支持这么可怕的念头。
我怀念曾经的好朋友X先生，这个坏脾气的法国中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