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早就黑了，姚一红看看墙上的钟，还差一小时就到八点二十分了。晚饭烧好了端上了，蛋糕也摆好了，还有插在瓶里的鲜花，西式的烛台，看上去像国产室内剧的布景。
姚一红又看看钟，到八点二十，儿子王宣就正好满二十二岁生日——想了很久，也等了很久，姚一红最终决定就在今晚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诉儿子。应该说，这个时机很好，他大学就要毕业，马上就要工作，可以自立了，作为母亲，即使按照传统的眼光来看，带儿子到这一步也算是仁义尽至了，她可以不带愧意地卸掉责任义务等这些赘物，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来处理她的生活了。
儿子和父亲都还没到家。儿子王宣呢，快要毕业了，正在热火朝天的找工作，也许又是在哪家小公司试工。不过，今天他一定不会太迟，因为他从小就知道，生日这天，母亲喜欢让他在八点二十分准时许愿吹蜡烛。
至于那个做父亲的，姚一红是故意跟他打了个电话的：今天的生日晚餐，她有些重要的话要跟儿子单独说，请他迟些回来。这话要在平常说来，有些不合情理，但最近很正常——因为王宣的工作，他们夫妻进入了新一轮的冷战期。
唉，这事儿，说来也不复杂，一开始还挺好的。大学毕业找工作么，是件大事对吧，简直比找对象都严重的事，王宣学的又是“橡皮膏药”似的广告设计，这么些年下来，王向阳和姚一红手上毕竟都有些或强或弱的社会关系，他们准备分头出击帮王宣“走动走动”。但一向听话的王宣不知怎的，却开始犯拧了，坚决地拒绝了。
王向阳一听，又急又气，难得地冲着儿子发起火，却又压着火：有现成的直路，为什么非要自讨苦吃呢？啊？我们做父母的还会害你！你想想，任何一个单位，真有些好位置，早就被内部的关系瓜分掉了，拿到人才市场上，全是做做样子的！你何苦要像个苍蝇似的去那里乱飞呢？那种地方，还能找到份像样的工作？唉哟！儿子，有些事情，可以清高、可以争强好胜，可有些事情，就应该识时务，向现实妥协。王向阳一边说着，一边向姚一红使眼色，意思是叫她开口。王宣一向是听母亲的话的。
谁知，姚一红却像看不见似的，稳稳地坐着，带着股人文主义的腔调，很开明的样子：这样也好，年轻人么，在一开始就应该吃点苦，这种经历其实也是财富，说不定，你自己找的工作更适合你呢！王宣，妈妈支持你！一边说着，若无其事地回看着王向阳。
又开始了。王向阳知道。姚一红的毛病又犯了。她又开始以儿子为目标高地跟自己叫阵了，好像谁赢了，谁就更爱儿子似的——这样的战争几乎充斥了他们婚姻的全程，有时如同不痛不痒的背景乐，有时又似激越的主题曲，王向阳倒也是惯了。但是这回，他是有些动气了：孩子天真些也就罢了，她跟在后面瞎叫什么好？虽然图得口上一时的痛快、得到儿子的一点欢心，可是，到头来，还不是害王宣么？
生气归生气，王向阳却没有跟姚一红正面冲突，仍是像以往那样甘拜下风，闭起嘴吧没有吭声——他太了解妻子了，就是她错到天上，也是决不会说软下半句……算了，等王宣四处碰了壁了，他还会再回头的，到时候就知道，到底是谁打了胜仗。王向阳一边替自己宽心，一边仍在私下里到处活动，不过，他一直都是搞建筑的，说得通俗点，是工地大监工，隔行如隔山，要想帮儿子进入广告行当，还真有些难度……
姚一红觉察到王向阳还没有死心，仍在坚持他的做法。她面上虽当是不知道，心里却很是不舒服了，她知道的，王向阳一直认为儿子是被自己给抢了，从教育到举止到爱好到气质，都被做母亲的给占了，看来，他是想通过这件事在儿子那里抢个头功喽，这么一想，事情就开始放大了、发肿了、升华了，像个巨大的气球一样梗在她心里。她开始钻起牛角尖来，当然，她不认为自己是钻牛角尖，而是“粒花看世界、滴水观大海”——她由点及面、由表入里地想到了她与王向阳的其他种种。
其实，在结婚之前，姚一红就对王向阳的全部特性了如指掌，因为出身、教育以及家庭环境等诸多因素，他在举止上显得有些木讷而谨慎，智力上显然也平平，说话做事有些慢慢吞吞的迟暮气。但像很多因为过度自信而心怀慈悲的女孩一样，姚一红的择偶观有些标新立异，她想：为什么非得找个跟自己差不多的小知识分子呢？！与别的那些举止洒脱、机智有趣的追求者相比，王向阳的缺点反倒成了一种个性，引起了姚一红的注意和思考，并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理想的婚姻应是互补型的——她不是心存高远的么，她不是满腹诗书的么，她不是手拙脚懒的么，也许只有配上王向阳这样真实的、庸碌的、实干的，婚姻才能算圆满结实吧；姚一红甚至进一步畅想，结婚以后，对于王向阳的不足，可以进行一些改造和重塑，一桩婚姻造就一个男人，这对于作为改造者的女人来说，又是多么大的人生成就！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姚一红做事虽然有计划性，却带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说到理想这个词，我们的嘴边总是不由自主地露出讪讪的微笑，好像已经完全识破了这个词的华丽和虚伪。但是请等一等，对一个心存理想的人，我们是没有资格嘲笑的，更何况是天性热忱的姚一红女士——不用掐指也可以算出，她关键的成长期恰逢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泛滥激情，她的全身上下已被纯正的理想主义所浸泡，即便其后又经过了荒诞的七十年代、苏醒的八十年代、现实的九十年代以及混乱的新世纪之初，但理想主义已在她身上根深蒂固、枝茂叶盛，并保留着最初的鲜浓欲滴。我们甚至有理由这么说，在五十年代的这拨子年男女里，如果还剩下最后一个理想主义的追随者和实践者，不是别人，只会是姚一红女士。
等待中的人往往会因为无聊而容易沉入回忆。更何况是今晚。很自然的，姚一红想到了二十二年前的月亮，很奇怪，当年那间陈旧却整洁的产房可以看到外面的月亮，她记得，在那抽打般的阵痛里、在大摊的血污中，她一直都在盯着外面那冷冷的月亮，仿佛，那月亮也知道，她生下的将是一个无法承受的生活之重，为此，她将不得不跟这个婚姻纠缠二十二年……从产床上下来，同样是光着身子的母子俩被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分别穿上了体面的衣服，刚才还连声呵斥的护士这时也露出了劳苦功高的微笑，把她们移到滑轮床上往病房推。
王向阳候在门口，有些尴尬地让护士停一停，然后拿出一部照相机给姚一红和皱巴巴的儿子拍了张现场照片——从他那别扭的表情和生硬的动作上可以知道，他是不愿意拍这张照片的——这是姚一红在产前提出来的。
姚一红喜欢拍照，她喜欢用这种简单定格的方式来纪念生活中的某些时刻，照片是对肉体存在的模仿和再现，是对已逝精神的抚摸和追念。但这方面的感觉，跟王向阳没法说清，准确的说，跟王向阳是对牛弹琴，因为后者讨厌相机、拍照、图片、画、风景等这些相关或相似的玩意儿——像大多数出身贫寒的实干家一样，王向阳对各种务虚的艺术形态都保留着习惯性的排斥，或者说轻微的厌恶。他想不通，一个刚刚张开双腿涌着血水生完孩子、又丑又累的女人，怎么还会想到要拍张照片！
但王向阳的克制力是一流的，高度的克制力表现出来的往往就是温顺、随和，几乎毫无主见。正是这种贯穿终身的克制能力帮助他战胜了工作、情感、生活等各方面的困难，并赢得了他想要的一切：如姚一红、工地现场总指挥的职位以及下文即将发生的各种明争暗战。因此，即使不是出于爱屋及乌，也是出于他的性格和习惯，王向阳接受了姚一红的建议，并且平生第一次举起了相机。但由于技术和心态的原因，这照片他拍得很糟，冲出来几乎是一片模糊，倒是不小心进入镜头的护士留下了一个窈窕的背影。
这照片直接导致了姚一红与王向阳的一次大吵，暴怒而绝望的产妇、操劳却郁闷的新任爸爸、通宵啼哭的婴儿，多么富有代表性的家庭小景！不过没关系，这样的争吵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一切都在姚一红的预料之中。
正是那张失败的照片，让姚一红明确地意识到，她犯了个形而上的错误，她通过婚姻为试验品得出的只是一个惨痛的结论：她改造不了王向阳；她不可能改造任何人。婴儿王宣襁褓中的阵阵哭声加剧了姚一红的失败感，她陷入了知识女性常患的产后忧郁症。她一边哺乳一边看着眉清目秀的小王宣，第一次开始考虑这桩婚姻的解体问题。
此时的王向阳自然无知无觉，他继续保持乃至发扬着他在婚姻中特色扮相：体贴却失之琐屑；勤快却失之情调；他愈是体贴、勤快，姚一红就愈是感到绝望和愤怒。她阴郁地承受着他的照料，享受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月子”生活，那些浓厚的汤水使她的乳房涨满了传统的母性汁液，与此同时，心脏深处的妇道良心、保守的道德感也像巨大的向心力一样牵掣着她，一步步减弱直至消解了她“抛家别子”的不良念头。
她沉痛地看看王宣，又看看王向阳，这个理想主义的小母亲正在向隐忍的人道主义者升华——这婚姻是自己走进来的，这儿子也是自己生出来的，怎么能借着所谓精神差异的名义而在瞬间背弃？无辜的孩子当然应当拥有结构正常的家庭，她必须像个有责任心的母亲一样给王宣一个恰如其分的成长空间，因此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应当视作对理想偏差的惩罚。
那么，这种母性的责任应尽到何时？对自我的惩罚应于何时终了？或许，从道义上讲，得等到王宣大学毕业？姚一红掐指算了一下，那么，就是他22岁时好了……目标一定，姚一红反倒好像轻松起来，为了辅助这一长远目标，她还立刻决定了一个眼前的即时目标：马上给王宣断奶。她应当早点恢复身形和体力，结束这令人窒息的“月子”，摆脱王向阳过分细致的照料。
这样想着，姚一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理想阶段了，她几乎是面带笑容地挽起衣衫，作势抱起王宣，半露出鼓胀欲裂的胸部，让丈夫给自己拍下最后一次哺乳的场景——王向阳希望自己再次失手，但是事与愿违，这张照片清晰极了，连姚一红乳房上的青色血管都一一可辨。
在一阵清脆的咔嚓声之后，婴儿王宣发现自己被摁到了熟悉的乳头边，他兴奋起来，蹬着双腿开始噬咬姚一红的乳房，两只小手也老练地缠绕上去，大口的吞咽带给他无限的口舌之快。他不知道，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名正言顺抱紧母亲的乳房，更不知道，是他的存在延长了父母的这桩婚姻，也是延长了母亲姚一红的精神痛苦。从这点上来看，他的肉体价值（有益的和无益的）从一开始就大于同龄的婴儿。
还差半小时就满22周岁的王宣走进了小区。但在摁响单元门铃的瞬间，他犹豫了起来，接着慢慢转过身，在小区里找到一块石头，坐了下去。
王宣今天心情不好。应该说，最近几个月他的心情都很槽。
像大多数生于八○年代的孩子一样，从生活表象和运行轨道上看，王宣一直都还是比较顺利的，物质营养、知识教育、社会环境、经济增长，他们一直都走在上坡路上，前面几代人摔破头流光血几乎要送了命才能争取到的自由、平等、权利等东西他们现在都唾手可得，以至无动于衷。因此，他们这一代，在身体和智力上的早熟或发达都是顺理成章的，但在关乎命运走向的气质上，他们却又往往表现得有些肤浅和冷漠。
不过，我们的王宣也许有些不一样，刚才我们所分析的，只是共体的表象，但对真正的个体而言，潜在内心深处的暗流是他人永远无法破解的秘码——有姚一红这样与众不同的母亲，就会有王宣这样与众不同的儿子。母亲对儿子的影响和覆盖往往高于我们的想象，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王宣身上，这一点尤其明显，几乎决定了他整个人生的走向。
王宣看看表，时间不多了，他只能坐一小会儿。工作仍然不顺。因此不愿回家。这样，他宁愿继续坐在石头上。
今天一共去了四家公司，有三家的接待小姐都笑容满面的说：欢迎加入，试用期一个月。但根据师哥师姐们的告诫，这样可以轻易入门的小广告公司，去了其实就是白用你劳动力，他会让你出去自己找单子或者做最机械的格式化制图，完了以后说“很抱歉，我们认为你不太适合……”
奉献一点劳动力其实也没什么，王宣不是偷懒的人，看点脸色也没什么关系，在这一点上，他要比别的孩子强得多。问题是，他的工作，夹在父亲和母亲中间，成了靶子。比如，昨天，他顺口提到一个小公司的文案工作。父亲虽然不赞同他自找工作，仍是用了些鼓励的口气：没关系，自己找么，总不可能处处如意。花些力气，也没什么，用完了，睡一觉就有了，有什么关系？有工作做总比没工作做好，去试试，说不定人家看你踏踏实实的，就决定留下你了，是不是？
但母亲却又反对了：不行！做人不能将就，要骄傲，绝对不能委屈了自己，特别是工作和……爱情。说到这里，她的声音有些低了下来，也许是想到了自己的失败，也许是觉得跟儿子谈论这个还为时稍早。她沉吟了一下，接着往下说：总之，这第一份工，起点绝对不能低，宁缺勿滥。
总是这样，对父亲的任何建议或意见或想法，母亲几乎总在否定，从她否定的那种速度以及表情来看，好像根本都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更像一种条件反射或生理本能。王宣在很小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一点，为此他有些看不起爸爸，就像看不起总被大孩子欺负的那些窝囊费；大一点，他又开始同情爸爸，像同情总被老师嘲笑并诅咒的差生；再大一点，王宣才体味到这对自己的影响——大到他的教育、专业、兴趣、交友，小到他所穿的一件衣服、所听的一首歌、所喝的一罐饮料，都会成为他们争执的起因，特别是母亲，她会不分地点场合地迅速反驳，做着夸张的手势，没有必要的激动。父亲于是沉默，最后让母亲胜利。他悄悄看看父亲，不管母亲的态度多么无理、用词多么尖刻，后者的表情总是那么平静，几乎完全无动于衷，好像他说话的终极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被姚一红推翻似的。这让王宣感到愤怒和委屈，因他而起的种种争吵增加了他对父亲的负疚感，他感到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个罪过。
好在王宣慢慢有了自己的主张，对父母的争执也就超脱开来，连旁观者的兴趣都完全失去。比如，这次的工作，王宣拒绝了，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他们陈词滥调的争执，也不仅仅是为了体验自力更生的独立，最主要的是——王宣从小就很听话，听话的孩子第一次在一件大事上说“不”，这种强烈的快感！
反叛所带来的愉悦并没有持续很久——在家中，他最近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不安和不详。这种感觉有点像蛇，每当他走进家门，看见父亲，看见母亲，特别是同时看见他们两人，他就感到脖子后面开始发凉，嘶嘶的冷气让他浑身不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