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非魇，隔海望繁花。晚年的张爱玲，心静如水，幽居绝世。岁月褪尽铅华，留下的只有坦然。文字始终是她最钟情之物，落满尘埃的故纸堆才能给她想要的温暖。批点红楼，也是为自己的一生作注解。任大洋彼岸拥趸蜂拥，她只选择遗世独立。生亦何欢，死亦何惧。太平洋的风会眷顾这飞扬的生命，它知道，她只是再次起航。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张爱玲的生活显得更为拮据起来。一向不愿意求助于别人的她，也几次托朋友寻找合适的差事。一些热心的研究者也极力为这位“祖师奶奶”谋取高校教职，或者因为学历关系，或者因为复杂的人事纠葛，经历都不如意，要么直接就没有机会进入，要么仅做了短暂的逗留。
1966年，刘绍铭终于在他曾经任教过的迈阿密大学里为张爱玲谋得一份职位，该校校长同意聘请张爱玲为驻校作家，时间是七个月，月薪千元。而刘绍铭1964年在迈阿密大学的讲师年薪是7000元。
1966年9月，张爱玲从华盛顿来到了该校所在的俄亥俄州。这段经历从一开头就显得不那么顺利。那天，校长特意约请了不少教授过来给张爱玲摆设晚宴，接风洗尘。但是张爱玲却姗姗来迟，而且席间对待校长和其他人都是冷冷淡淡，让宴席显得寡然无味。
其实张爱玲到美国后，一直充当着社会边缘人的角色。但是进入学界，她就必须建立圈内意识，必要的应酬似乎难以避免。然而对于这些人情世故，张爱玲显得是越来越生疏。
这种尴尬甚而惨痛的交际场面，在一定意义上也加重了张爱玲的心理负担，使得她更不愿意与人打交道。她在给刘绍铭的信中还“心有余悸”地表示：
“病倒了，但精神还可支撑赴校长为我而设的晚宴。我无法推辞，去了，结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开罪人。要是面对的是一大伙人，那更糟。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为我在这儿建立的友好关系一笔勾销。”
事实上，闲云野鹤惯了的张爱玲似乎也难以适应高校的规章制度。在这座学校里，她会搞些“偷懒”的动作，例如有几处学生邀请她去演讲，为了节省点时间，她会把他们合成一处。虽然有校方人员要求她经常到办公室坐坐，即使看看书也行，但张爱玲仍然认为这是一种烦琐的旧制，不符合自己的作息习惯。
1967年，张爱玲又成了哈佛大学雷德克里夫女子学院的驻校作家，主要做的是翻译工作，这一次是夏志清推荐的。这次的情况要好点，因为毕竟不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但是张爱玲依然显得与学校的管理没有完全合拍。
1969年，张爱玲再次经由夏志清推荐，到柏克莱加州大学任职。她进入了该校的中国研究中心，做一些关于当时中国形势状况的文献整理，早期主要负责整理一些大陆新近出现的名词。
这份工作的薪金、待遇都是不错的，而且机会也很难得。这一次，夏志清应该是出了大力，而且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陈世骧教授也是颇为赏识张爱玲的才华的。最早这个职位是夏济安的，后来庄信正接手。由于庄信正另有他就，张爱玲就插了这个空，填补进来。
在这所学校，张爱玲起先也有融入人群的想法，她去参加过陈世骧的两次家宴，也同大家在校园里一起看过美国版的《西厢记》。但后来她的“惯性”还是让她选择了一个人的寂寞。
不过在1969年，美国人登上月球的那一天，陈世骧夫妇开车看到了张爱玲在路边。她正仰着头看着电线杆上的招牌，手里还抓着个大纸盒子，似乎寻找着什么。
原来张爱玲因为近视得厉害，竟把电线杆当成公交站牌。那天，张爱玲是特意去买了个电视机，她也想看看登陆月球的实况转播。后来陈世骧向人谈笑，说：“看来张先生对世界大事还是感兴趣的，我们还以为她完全不食人间烟火。”
对于具体的工作，张爱玲应该说做得也不轻松，一进入学院派的“规训”之中，就总有越来越多的“跳蚤”在跃动着，充满了细碎的咬啮之感。而这种感受，恐怕是外人无法理解的，也不能够解释得清楚的。但是如果从张爱玲同时期写给夏志清的诉苦信中，我们却能一览无遗：
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叫写glossary（词语汇编——编者注），解释名词，不要像济安、信正写专论。刚巧这两年情形特殊，是真没有新名词，包括红卫兵报在内，Ctr。（即Center，研究中心——编者注）又还有别人专做名词，把旧的隔几个月又出个几页字典。如“四斗”，下面列举是哪四项，以后再也没在别处出现，那是这单位巧立名目，其实不算。如果多，我也就一狠心列入，但是也只有四五个。就名词上做文章，又没有中心点。唯一的中心点是名词荒的原因。所以结果写了篇讲“文革”定义的改变，追溯到报刊背景改变，所以顾忌特多，没有新名词，最后附两页名词。世骧也许因为这工作划归东方语文系，不能承认名词会有荒年。我觉得从semantics（语义学——编者注）出发，也是广义的语文研究。他说拿给Ctr。代改英文的Jack Service与一个女经济学家，与英文教授Nathan看了都说看不懂。通篇改写后，世骧仍旧说不懂。
在柏克莱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除了张爱玲外，还有三个打工的研究生，分别是陈少聪、刘大任、宋楚瑜，宋楚瑜后来还成为台湾亲民党的主席。这些年轻小伙子们也是比较尊重、崇慕张爱玲的，陈少聪后来回忆的一个工作细节很能体现这个情结：
“深悉了她的孤僻之后，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归原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
1971年，陈世骧去世后，张爱玲的研究期限也到了，一方面她失去了支持者，另一方面她也对学院生活也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又移居到了较为温暖的洛杉矶。
从此以后，张爱玲就再也没有找过一份正式的工作，日常生活开支全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着，日子不太宽裕，但因为无大开销，也还能凑合。
毫无疑问的是，经过这几次短暂的高校经历，此后的张爱玲变得更加离群索居。她与这个现实社会之间的隔膜越来越厚重，她也越来越冷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