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铺陈夸张为特色的大赋，成熟并兴盛于汉代，为统治者所钟爱。而主要来自民间的乐府诗，则往往能较为真切地反映社会生活，也是在两汉兴起的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
■汉赋
赋是介于散文和韵文之间的文体，出现于战国后期，成熟并兴盛于汉代。西汉初年，摹仿楚辞的骚体赋流行于文坛，代表作有贾谊《吊屈原赋》等。枚乘的《七发》，虽不以“赋”名篇，却开创汉代大赋创作的先河。武帝对赋的喜爱及提倡，推动了创作者的不断涌现；国家的兴盛及统一，也为赋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赋自此空前兴盛。当时最著名的赋家是司马相如，代表作是《子虚赋》、《上林赋》。赋篇“润色鸿业”，极力歌颂朝廷强盛和天子尊严，盛赞大一统国家的气势与声威，末尾归于“讽谏”。在形式上，结构宏伟，韵文、散文相间，辞采靡丽堂皇，场景雄伟壮观，震撼人心。继司马相如之后，著名的赋家、赋作，有扬雄的《蜀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及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大赋过于追求形式，过于铺张扬厉，以至于“虚而无征”；表达方式上，多是采用主客答问和层层排比，以至于呆板少变，几近僵化；文辞堆砌，又多用奇词僻句，给人味同嚼蜡之感。至于“讽谏”，更多的被后人讥为“劝百讽一”，形同虚设。当大赋盛行时，抒情小赋也依然行世。东汉中期以后，抒情小赋逐渐成为创作的主流，代表作有班彪的《北征赋》、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及蔡邕的《述行赋》等。这些小赋，突破大赋的颂扬传统和呆滞体式，多采用骚体，或抒情言志，或借物寓言，风格清新明快，往往有较多的批判现实的内容。
■乐府民歌
乐府诗，是两汉兴起的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园地里的一支奇葩。乐府最初可能设立于秦朝，本是政府的音乐机构。汉武帝时，出于制作礼乐的需要，改革并扩大乐府机构，令其谱制新声、教习歌舞，以备祭祀之需；又派人大规模地采集各地“观采风谣”，并为之配乐。这些制作和搜集配乐歌唱的曲辞，当时称为“歌诗”，后被称为乐府诗或乐府民歌。乐府诗主要来自民间，往往能较为真切地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民众感情。乐府诗内容丰富，或表现百姓生活困难、无法生存，或反映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或揭露讽刺统治者的荒淫与腐败，或表现爱情、婚姻与家庭。它的形式自由灵活，突破《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创造乐以五言为基干，包括四言、七言、杂言的新的诗歌体裁，以包含更多的内容，更为自由地抒情叙事。它的语言质朴自然，生动活泼，不饰雕琢，富于生活气息；
叙事真切，情景逼真，闻其声，可想见其状。汉代乐府诗歌中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北朝民歌《木兰辞》声誉最为显赫，被世人称之为“乐府双璧”。
■《古诗十九首》
五言诗在汉代以后成为中国诗歌的最主要的体裁之一。文人五言诗在西汉已经开始出现，到东汉初年以后，文人五言诗已经趋于成熟，并且出现创作腾涌的局面。代表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艺术成就的是《古诗十九首》。它并非一时一人之作，大部分诗篇是东汉中前期的作品。主要内容，或是哀叹人生短促，该当及时行乐，如“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或是抒发相思情，伤别之苦，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或是感慨个人遭际，向往功名利禄，像“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它既不同于一般民俗歌谣，也不同于“诗骚传统”影响下的文篇，而是以抒写文人士子的世俗情怀、表现生命意识为主的创作。感情真挚而质朴，语言自然而文雅，故被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后人更评价为“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
■建安文学
建安是东汉献帝的一个年号。献帝时代战乱频繁，民生凋敝，然在文学上却颇有成就。这一时的诗歌，扬弃了有汉以来的铺采摘文、义归讽谏的注重功利的诗骚传统，异化了东汉前中期文人追逐个人价值、沉湎于自我意识的非功利诗潮，输注了乐府诗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现实社会的诗歌创造精神，熔铸了忧患人生、忧患社会的双重忧患意识，塑造了汉末诗歌神采飞扬，慷慨悲凉的时代风格。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建安七子”和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仅仅是建安文士中声名最高者，他们是孔融、王粲、陈琳、徐、阮、应、刘桢。他们于当时的文体，无论是散文、辞赋，还是诗歌，各有所长，各有特色。
曹氏父子是建安时期的文学领袖。曹操的诗篇，质朴而豪迈，苍凉慷慨，气势雄阔，有乐府诗的粗犷风格，反映了身处乱世的悲愤情怀，但又不失积极的奋斗精神。《步出夏门行》中说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用来抒发人生短暂，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曹丕之诗，多取材思妇游子的离怨别愁，婉约缠绵，柔情妩媚。曹植（字子建）的诗篇，尤其是后期诗作，成就更高。他缘情赋诗，以情纬文，抒情动人。前期诗作风格豪迈明快，后期沉郁悲怨。其诗阴阳协和，刚柔相济。刚则近于曹操的雄浑老劲，却具有青春气息；柔则类于曹丕的清丽婉约，但更重抒写性情。神采斐然，音韵铿锵，文质相称，流传广泛。据说，南朝谢灵运曾言：“天下才分十斗，子建独得八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