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代，中国与周边及域外各民族和国家进行广泛地交往。西域诸国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向外进行民间贸易往来，实际上构成丝绸之路的雏形；而汉朝政府对西域的开发及苦心经营，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畅顺至关重要。各国使节的频繁往来，随之而来的商旅、僧侣络绎不绝，终于实现了东、西方连接的梦想。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各具特色的文明，在中西交通的中间地带——西域地区汇合、交融，从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西域文明。
西域是见诸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历史上狭义的西域指今敦煌以西到新疆全部；广义的西域则可远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北非以及东欧部分地区。
■史前西域
汉代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新疆地区，基本没有确切系统的文献记载，故称“史前西域”。西域一带的地理环境特征分明：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的地区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冬长夏短，气温低寒，降水量稍多，气候也较湿润，利于森林和草场的生长发育，适合畜牧业的生产经营，当地居民多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天山以南地区属于暖温带极干旱荒漠气候。冬短夏长，气温高热，虽少雨干燥，但由于高山雪水消融，形成诸多河流，流量比较稳定，存在许多绿州，且日照时间长，热量丰富，很适合农作物生长，灌溉农业发达，当地居民多具有定居民族的特点。由于西域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因而人种成分复杂多样：既有欧洲人种，也有蒙古人种，同时还有欧洲人和蒙古人种的混杂型。从整体上看，欧洲人种占主要优势，且类型较多。西域地区的史前文化，既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又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西域文明
西域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其在丝绸贸易中的居停地位，使得西域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又因受诸如希腊、波斯等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荟萃、交融的特色。天山以北，是典型的游牧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被称为“行国”，其中又以乌孙较为突出。乌孙极盛之时，是一个有10多万人口的骑马游牧部落，畜牧马、牛、骆驼、羊等，又以羊居多。“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简明概括了乌孙人的饮食起居。天山以南，则多有定居特色，这里的国家称为“城郭之国”。各个绿洲上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或以畜牧为主，兼营农耕，如鄯善等，因为仰仗邻国粮食，故而也称为“寄田仰谷”；或以农耕为主兼有畜牧，如于阗等。它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也不尽相同。伴随着汉朝统治在西域的确立，绿洲诸国的文化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统治阶级上层或借用葱岭以西的线形文字（如祛卢文等），但与汉朝交往时则使用汉字。佛教也缓慢传入西域地区，影响日渐扩大。
■张骞出使西域
武帝听说西迁的大月氏与匈奴有仇，为了寻找讨伐匈奴的同盟军，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元二年（前139），张骞一行100余人从长安出发，但不久就被匈奴捕获，并押送到漠北的单于庭，扣留十多年。张骞后逃离匈奴，继续西行，历尽辛苦，才辗转到大月氏。但大月氏人居地肥沃，安居乐业，不再考虑向匈奴复仇之事。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一年多，始终没有说服大月氏。然而，张骞带回的丰富的西域知识，是中原汉人闻所未闻的，这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河西一役，汉军打通河西通道。在此形势下，张骞建议武帝与乌孙结盟，共同打击匈奴。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命西行，企图招引乌孙东归。此时的乌孙，国家分裂，国王年老，既对汉朝缺乏了解，又惧怕匈奴，张骞再次未能如愿。但乌孙使者随张骞来到汉朝，“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从而开启两国交通往来。而张骞派遣出使大宛、大月氏、康居等国副使，几年后多与出使之国的使臣回到汉朝，“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攻打大宛
大宛是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西域小国，也是汉代西境的门户。张骞能够顺利出使，与大宛的帮助密不可分。但不久之后，匈奴控制大宛及西域诸国，大宛与汉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为了打破匈奴对西域诸国的控制并获得大宛所产“汗血宝马”，宣扬声威，武帝派遣使者带着丰厚的礼品出使大宛。但汉朝的要求遭到拒绝，使者遇害，财物也被抢劫。武帝盛怒，于太初元年（前104），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汉军长途跋涉，粮草缺乏，而西域诸小国又畏惧匈奴而坚守城池，不肯接应。汉军接连战败，人困马乏，损失严重。败归的汉军行至敦煌时，几乎全军覆没。武帝听到消息后，更为恼怒。他力排众议，调集兵士6万余人，并且组织强大的粮草运输队伍，于太初三年命令李广利率军再次西征大宛。汉军兵多人众，西域沿途诸小国不仅供给粮草，而且主动充当汉军的向导，行进得非常顺利。最终汉军包围大宛城，断绝其水源，而后攻破外城，俘获其将领。大宛贵人迫于形势，诛杀大宛王，归降汉朝。汉军拥立亲汉的大宛贵人为大宛王，与大宛结盟而罢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