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德·波伏瓦自从1929年结识萨特后，便把维护和保持与萨特的亲密关系当作她生活中的一个轴心。但她当时却远没有预料到，她与萨特之间的爱情关系到后来是何等的复杂。这其中既有个人的秉性、特定的时代、历史的契机等问题，也有两人的观念、学识、修养、追求的影响。但最关键的却是，自古以来对待个人的感情、爱情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做法。而爱情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度以及不同的个人身上也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复杂形态。就西蒙娜与萨特的爱情来说，则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特例。
萨特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传统型或现代型的男人。他很难被归类为究竟属于哪一类型的人。在他身上常常表现出一种双重性格的统一。在他身上，既有常人所不具备的傲然盖世的精神和求索不息的品质，也有常人皆具的陋习怪癖和盲从冲动。在与朋友交往中，他深重友情、诚信待人；在与情人交往中，他能坦荡、真诚和宽容；在看待金钱上，他视之为身外之物，从不锱铢必较，而总是慷慨无度；而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能在所置身的任何恶劣环境中做到超然度外。他总是能够从复杂的现象中关注到最本质的问题。他的最高境界是永远保持思想的独立性而不断思考存在的意义。然而在萨特的身上也有许多飘忽不定、变幻无常的东西。他本性不恪守常规，易受新奇事物的吸引，时常会背叛他人甚至背叛自己，冥冥行动中，又招来身后多少怨骂。
西蒙娜·德·波伏瓦就是因被萨特的这种双重性格所吸引，才被他身上所特有的那种精神品质的魅力所征服的。从结识萨特到两人相爱初期，西蒙娜凭着她那女性的特有眼光和哲学思辨性的洞察力在熟悉萨特，了解着萨特。她早就意识到在他们的恋情中，自己将把握不了萨特的感情。而随着他们爱情关系的发展，她也感受到了自己在这种关系中，总处于一个被动者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就往往决定了她和萨特爱情关系的实际。
萨特自与波伏瓦建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后，就从来没有要履行一夫一妻制的意愿。在萨特看来，一夫一妻制是教会倡导的一种传统的婚姻关系准则，它代表着一种静止的保守的观念。这种婚姻关系并不能体现男人与女人之间丰富多采关系的全部本质内容。而完美的男女关系应该是自由、平等、相互给予的自然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男女各方也都应像在思想和精神追求上那样，保持各自的独立。即使双方在这种关系上建立了一些约定，这种约定也不该是向对方承诺什么的一种保证书，而只能是双方在维系这种关系时，共同达成的一些规范。因此，任何束缚和限制男女个人自由的婚约都是无理的。基于这种观点，萨特主张打破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和狭义上的占有与被占有的男女关系，倡导建立一种新型的契约式的爱情。后来这种契约式爱情的核心意义被明确为，男女双方可以在双方协议允许的范围内，各自保持个人行动的自由和与他人保持密切交往关系的权力。在萨特的建议下，西蒙娜于1929年就同意与萨特签订了爱情契约。他们于1929年深秋，在巴黎卡鲁塞尔公园里，签订了第一个口头协议：卡鲁塞尔协议。从这一天开始，西蒙娜·德·波伏瓦就与萨特开创了一个爱情关系的新模式、新典范。他们携手共度50年，只同居而不结婚，只保持亲密的关系，但各自仍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行动。他们终生保持着相伴，但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却各居寓所，完全过着一种单身的生活。
然而，回首1929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同意萨特的建议后，并没有感到这一爱情契约会给她以后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她也没有想到这种方式的爱情，在一生的把握中竟也是相当的复杂和不易。当时，她仅仅考虑的是，他们之间是一种有创建性的，可以不断更新的，因此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真正的爱情关系。这样对婚姻的拒绝也同样可以使她从不自由的社会约束中超脱出来，也同样可以使她像男人那样独立地享受自由的生活。然而，一旦到了具体的生活中，这条抽象的原则就会演化出各种各样具体的感情纠葛。
从1929年至1934年，波伏瓦和萨特基本上保持着正常的情侣关系。他们依契约上规定的那样各自享受着独立和自由。无论是在马赛与勒阿弗尔间，还是在勒阿弗尔与卢昂间，两个人都能在精神上保持高度的一致。这期间，心灵的激荡、感情的融洽，都使双方享受到这种新式契约爱情的轻松的幸福。正如萨特后来回忆道：“我们中每个人都支持另一个人，于是由此产生了力量巨大的‘一对’，……当然同海狸的联盟达到了更高度的完美时，联盟的结果便是使人感到沉重的幸福。”在此期间，尽管萨特仍艳遇不断，韵事频出，但均如浮云流水，一倏即逝。因而也并未影响到两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但当17岁的俄罗斯少女奥尔加介入进他们的生活后，爱情的契约却在三人中搅起了一场不小的漩涡。
奥尔加本来是在1935年，在卢昂贞德中学，以波伏瓦的学生和被监护人的身份加入到这个家庭中来的。萨特在与波伏瓦共同辅导她时，疯狂地爱上她。这个美丽的金发少女以其倔强、好胜、幻想、热情、高贵、大度的独特气质深深地吸引了萨特，以致萨特一见到她就感到一切都是万般的美好，情绪也变得轻松开朗，视奥尔加为使他活力焕发的万灵药。这种情感当时曾被他写入日记中：“两年间，正是我对奥尔加疯狂爱恋之时，也是我最懦弱的时候。”这一插曲的出现，使波伏瓦始料不及。在她心底的感情中，既有对萨特的真情爱恋，又有对奥尔加的眷眷依恋。面对萨特与这个学生之间的情感存在，她又不忍生生强拆，而且理智也告诉她，依爱情的契约，她似乎无权干涉此事，而从情理上讲，她又何必非要去干涉萨特的独立和自由？对此事，西蒙娜曾揣来掂去，前思后想，很难找出明智的处理方法。直至1936年，在三人慎重的商议下，奥尔加、波伏瓦和萨特终于组建了一种“三重奏”式的生活之家。对“三重奏”关系的首肯，是波伏瓦在诸般感情难以排遣下，出于理智考虑的结果。这种情感曾被西蒙娜本人在其《年富力强》一书中谈及：“我们将成为‘三人行’、‘三重奏’。我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不断地加以创造发展，没有一种人际关系是不可能的、无权存在的，而我们的三人形式就这样产生出来，成为了现实。”
1936年起，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奥尔加及萨特建立了“三重奏”生活。这种生活实际上是西蒙娜和萨特继相识7年后签订的又一爱情契约。“三重奏”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是萨特，而西蒙娜只不过是被动参加者。尽管西蒙娜在最初认为，“三重奏”的生活可以使她与萨特，她与奥尔加及萨特与奥尔加之间的感情都能得到维持，但不久就使这种感情陷入了复杂的纠葛之中。因为她在这种生活中从未感到过自在。关于这一时期的感情体验，她在后来的《年富力强》一书中谈到：“我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我白费了力气，我在其中从未感到自在。我依恋萨特，我也依恋奥尔加，但这两种方式不同，不能同日而语，而且都是排他性的、专一的。我对他们的不同感情不能混为一体。”此外，她对萨特和奥尔加还产生了嫉恨。关于这种嫉妒心，她也曾在《年富力强》中回忆道：“当我们三人一道外出时……奥尔加投萨特之所好，表现得比和我在一起时更妩媚、更娇态十足、更搔首弄姿……而萨特在一心关注着奥尔加的时候，与和我单独相处的时候则判若两人。因此，在这种三人聚首中，我总感到受了双重的损害。”而在这种“三重奏”的生活中，不仅仅是西蒙娜一人觉得受到伤害、嫉妒、猜疑的折磨，萨特和奥尔加也从未感到自在过。这正如后来，萨特在其存在主义境遇剧《间隔》中所精辟地概括的那样：“他人，就是地狱。”1937年，这种“三重奏”生活在勉强维持了几个月后，终于被宣布解体。几个月来，在这种“三人行”关系中，每个人的心灵上都伤痕累累，彼此都为此而付出了代价。
自从与萨特和奥尔加创建“三重奏”家庭后，西蒙娜·德·波伏瓦并未觉惬意，一种难言之痛苦在心中的翻腾搅扰，曾使她扪心反思。为了排遣这种痛苦和烦闷，也为了排除杂念仔细探寻一下这种“三人行”关系的合理性，1937年初，她暂时撇下萨特和奥尔加，邀请了萨特昔日的同窗，后来他们亲密的良友雅克-洛朗·博斯特与她一道共赴普罗旺斯和阿尔卑斯山旅行。博斯特是个热情开朗、生活随意的人，他也是位追求精神高度独立和自由观点的鼓吹者，而且他还奉行独身主义，只承认现实的爱情。多年来，他和波伏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番与博斯特结伴而行，西蒙娜感到无比轻松和愉快。他们徒步远行于山野之间，黎明而起，日暮而歇。农家的粮仓，乡间的小咖啡馆，都曾作过他们歇脚的客栈。白天，他们寄身于山水田园间，并肩漫步，随意畅谈。夜幕降临后，亦享受爱情的欢娱。从此难忘之行中，波伏瓦体验到了一种友谊、爱情、相互欣赏、相互信任、轻松、愉快的情感交流。
归来后，波伏瓦将愉快的阿尔卑斯山之行原原本本地讲给了萨特，萨特听后，略带醋意地坦然说道：“你和博斯特很幸福。这样处理很不错。”此后，波伏瓦、博斯特、萨特又以“三人行”关系前往希腊旅行。而萨特在这种“三重奏”关系中，表现得却要比波伏瓦冷静和坦荡得多。他只是表现出有些不满，但并未因此而感到受了伤害。这种情感后来被萨特在其《文字生涯》一书中提到：“我预先接受意外的事故，接受不幸的遭遇。……我以笑脸相迎。”他在《七十岁自画像》中还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曾使我感到失望。”然而，这个“三重奏”的关系终以博斯特与奥尔加的结婚而告结束。萨特和波伏瓦则充任了奥尔加的证婚人。
继这两次相叠的“三重奏”后不久，萨特又开演了另一出“三重奏”。1938年，他与奥尔加的妹妹万达情投意合。在这次“三重奏”中，萨特和万达都深坠爱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特在应征入伍之前，曾下决心要娶万达。在将行此举之前，萨特依与波伏瓦所签订的爱情契约，将与万达的关系都原本地告诉了西蒙娜。但终因战争和其他原因，这次三重奏又告失败了。
从1936年至1939年，萨特与波伏瓦之间的“三重奏”频繁出现，这使他们之间的爱情关系也变得异常复杂和微妙。波伏瓦从这一时候起，开始不断地思考“三重奏”发生的起因，以及她与萨特爱情契约的本质。由此，她开始结合自己的爱情经历，对现代女性在社会及家庭婚姻关系中本身的处境问题作深入思考与探讨。这些思考奠定了她后来撰写有关妇女问题的著名论著《第二性》的基础。
“三重奏”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始料不及的意外插曲，但却成为了她与萨特爱情契约中的重要内容。这种“三重奏”由于违背了爱情具有排他性这一自然法则和社会准则，因而既难以维持长久，又易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舆论的攻击。但它的出现却预示着一种新式婚恋观的诞生。“三重奏”以藐视一切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习惯为前提，是一种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和独立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为反抗他们所置身的社会所采取的另一种形式。而其哲学意义，正如萨特在其《七十岁自画像》一书中所说：“在第二次大战前，我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一个个体，我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的存在与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联系。……我建立了整套理论：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任何情分，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当然，西蒙娜并不是“三重奏”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她只不过是在不自觉中被卷入其中。她并没有像萨特那样对这种“三重奏”的意义认识得如此清楚。
“三重奏”对波伏瓦来说，最后已谈不上痛苦，只是复杂罢了。但它发生与否，对波伏瓦却完全不一样。“三重奏”的发生，在西蒙娜看来，是一次情感教育的良好机会。经历了它，每个人都受到了一次情感上的洗礼。对她本人来说，这种情感教育的最大结果是促使她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在“三重奏”出现以前，波伏瓦在行动上可以说是独立的。她可以独自远足、独立工作、独自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然而在思想上、情感上，她对萨特却有强烈的依赖性，她重视自己在萨特心目中的位置，关注萨特的想法，希望萨特来影响她的行动。但“三重奏”生活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波伏瓦的思想，使她不自觉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这就是西蒙娜与传统女性的不同之处，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抱守残缺，以哀怨来代替反抗。
西蒙娜·德·波伏瓦基本上于1937年开始了写作，这也是她与萨特爱情关系中“三重奏”频频发生的时期。在她的写作生涯中，萨特曾建议她把自己的经历写入作品。于是在1938年，在萨特的启发下，西蒙娜开始以她与萨特及奥尔加的“三重奏”为背景，构思一部自传性小说。这部小说于同年10月动笔，历经近3年，于1941年终于完成，西蒙娜命名之为《女客》。小说描写了一对年轻的情人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他们出于同情收养了一个名叫格扎维埃尔的17岁的少女，并负责她的学业，充当她的监护人。这位姑娘就是书中所指的“女客”。这位女客拒绝接受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为她安排的前途，拒绝从事任何有意义的学习和工作，而只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地生活。出于对少女的同情和怜悯，皮埃尔对格扎维埃尔关怀备至。然而不久却身不由己地狂热地迷恋上她。于是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遂尝试了一种打破常规的生活，创造了“三人行”……
很明显，小说的素材基本取材于波伏瓦、萨特、奥尔加“三重奏”的真实生活。书中的女主人公弗朗索瓦兹就是波伏瓦，男主人公皮埃尔就是萨特，而格扎维埃尔则是奥尔加。在作品中，波伏瓦将几个月的“三重奏”生活中困扰自己心灵的万般情感体验凝聚于笔尖，将小说中独特的组合关系下，充满矛盾的人物之间各自的心理过程和情感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对小说中“三人行”的人际关系从亲密的朋友，发展到产生妒意，继尔到怨恨的发生这一过程，西蒙娜用细腻的心理分析方法作了透彻的分析，她还深刻剖析了女主人公弗朗索瓦兹那爱恨交织、欲语不能的复杂心态。当然，作为小说，波伏瓦对作品的结局也作了虚构化处理。在《女客》的结尾，女主人公受难抑的妒恨驱使，终于将房间里的煤气阀打开，以残忍手段，将情敌格扎维埃尔谋杀。这显然与现实生活中的“三重奏”的结局不相符合。但波伏瓦敢于在小说中，大胆地以自己为原型，将主人公塑造成一个谋杀者的形象，也无不反映出她那敢于蔑视社会道德的胆量。尤其是小说中，波伏瓦将弗朗索瓦兹在谋杀格扎维埃尔过程中的犯罪心理，挖掘得深刻、细致、真实、准确，无不衬透出她那种认真揣摩、记录人物的情感、行为，准确把握和逼真刻画人物性格心理的创作功底。
在《女客》这部作品中，波伏瓦几乎倾注了她的全部心血和感情。因此这部作品中也包含了她所经历过的、感受过的、体验过的一切心态和情感。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一部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人生重要历程的断代史。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波伏瓦，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在行为方面，都超过了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她的真实生活要远比小说中的形象，更具有启迪和教育意义。
1936年至1939年的“三重奏”插曲过后，紧接着二战爆发了，萨特被应征入伍。经历了情感教育和战争风暴之后，西蒙娜和萨特的爱情又有了新的升华和发展。回首战前的“三重奏”生活，虽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相继结束，但其中确实包含了一定的哲学性意义。从表面上看“三重奏”只表现出了男女关系的复杂性，它更多地涉及男女关系中，异性相悦的自然属性一面。然而，导致“三重奏”失败终结的真正原因，也许并不是外部的因素，也不是生理学方面的因素。这要涉及西蒙娜·德·波伏瓦与让——保尔·萨特之间爱情关系的本质。西蒙娜和萨特所签订的爱情契约从本质上说，虽然不排斥对其他异性在男女相悦上的追求。但它更重在强调和维护双方在精神上的自由和融洽。从西蒙娜和萨特一相识起，两人就始终在追求目标、精神思想方面寻求一致，而努力达到情感上的高度融洽和默契。这种寻求精神上的共鸣关系是他们爱情关系之所以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基础。而从“三重奏”失败的事实来看，西蒙娜与萨特之间的精神合作关系也确实是其他关系所代替不了的。关于这点，萨特后来在其晚年的作品《七十岁自画像》中曾提到过：他常把他确定的或尚未确定的思想向西蒙娜表达。因为唯有她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认识达到了与他同等的水平。他把西蒙娜视为最理想的对话者，他与西蒙娜总是处在对等的关系中。
尽管在西蒙娜与萨特后来的生活中，“三重奏”仍然还会出现，但无论现实中他们各自与其他情人的关系如何发展，西蒙娜与萨特之间却始终保持着最初的爱情契约，终生相伴。他们在精神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一生中，相互欣赏、相互理解、彼此宽容。正如萨特所言，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个“我们”。在20世纪的初叶，西蒙娜和萨特的契约式爱情，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两性关系的新模式，而且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男女关系、爱情关系本质的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