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成就了功业就应及时抽身引退，这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引退，这就是《易经》“乾卦”所说的“亢”，也就是过份的意思。处在鼎盛时要警觉有羊撞藩蓠进退两难的灾咎。天时人事同一枢机，进取引退道理相同，应当引退而不退，灾害就会一起降临。狡猾的兔子死了，走狗就会被杀掉，到那时再嗟叹后悔，哪里来得及！
十几年的戎马生涯，孙武为吴国的兴旺强盛，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在伐楚的战争中，更是功高盖世。战争结束后，吴王阖闾大宴君臣，论功行赏，封官进爵。阖闾征求众臣意见，谁的功劳最大，众臣一致认为首功非孙武莫属。众臣们推举，正合吴王心愿，所有受赏的将臣中，孙武是赏赐最丰厚的。
然而，出乎吴王阖闾的预料，孙武对于吴王给自己的封赏坚决不受，而后又提出辞呈要告老还乡，解甲归田。对此，众人都大惑不解。
功成名就，厚禄高官，不但能够耀祖光宗，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是许许多人的毕生追求，孙武却将这些看得十分淡漠。那么，孙武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在给吴王阖闾的辞呈中，他说道：“臣本是乡野之人，承蒙大王厚爱，深感荣幸。吴国的强盛，征战的业绩，我只是尽了一点作为臣子应尽的义务，高官厚禄，实在不敢领受，这些战功、政绩的取得，都是大王的功德！如今，我年事已高，做事情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继续留在大王身边，恐怕误了大事。请求大王恩准，让我回归田园，过清静平淡的生活。”
经过十几年的朝夕相处，孙武的为人和不贪功不争名的高贵品质，使阖闾十分敬佩。现在，江山坐定，万象升平，阖闾实在不愿孙武此时离开，于是，派伍子胥前去劝说挽留。怎奈孙武去意坚决，任凭伍子胥劝言说尽，终不能使孙武回心转意。孙武说：“你知道我对功名官禄看得很淡，当初是您的诚意和友情感动了我，才来协助大王成就业绩，如今，这些都已经实现了，我又年老体衰，请替我在大王面前请罪，我将永远记住你的恩情。”
一代英豪，能够在功成名就后，不为官禄所动心，真是难能可贵。孙武除了对功名毫无追求外，还有其他原因。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使他看清了黑暗之处，政治斗争的阴险狡诈，血腥暴虐，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为了权欲，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手段的残忍，心肠的狠毒，更是骇人听闻；军事战急的大肆屠杀，连年战乱给天下百姓造成的灾难，这些无不使孙武思之难寐，想之痛心。
无独有偶，范蠡追随勾践20多年，军国大计多出其手，为灭吴复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官封上将军。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对人生社会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凭借他多年从政的的经验，深深懂得功高震主的道理。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他夺取天下之时不惜群臣性命，而今天下已定，他就再也不想将功劳归于臣下了。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范蠡觉得自己名声太过显赫，不可在越国久留，何况他也深知勾践的为人是可以共患难，而难以同安乐，于是，毅然决定激流勇退。他给勾践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中说：“我听说主上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忧；主上受侮辱，臣子就该死难。从前，君主在会稽受侮辱，我之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已报仇雪耻，我请求追究使君王受会稽之辱的罪过。”
越王对范蠡恋恋不舍，他流着泪说：“你一走，叫我倚重谁？你若留下，我将与你共分越国，否则，你将身败名裂，妻子被戮。”
范蠡对宦海沉浮，洞若观火。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他不辞而别，驾一叶扁舟，入三江，泛五湖，人们不知其所终。果不出所他所料，在他走后，越王封他妻子百里之地，铸了他的金像置之案右，以拟他仍同自己在朝议政。人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尊金像，可以崇拜，借此沽名钓誉。但对还留在朝中的功臣，勾践则是另一种态度了。
范蠡泛舟江湖，跳出了是非之地，秘密来到齐国。此时，他想到了有知遇之恩，且风雨同舟20余年的文种。他给文种作书一封，写道：“凡物盛极而衰，只有明智者了解进退存亡之道，而不超过应有的限度。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啄，鹰眼狼步，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接到范蠡的信，恍然大悟，便自称有病不再上朝理政，但为时已晚。不久，就有人诬告文种企图谋反，尽管文种反复解释，也无济于事。勾践赐文种一剑，说：“先生教我伐吴攻术，我仅用其三就将吴国灭掉，还有四条深藏先生胸中，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再看所赐之剑，乃吴当年命伍子胥自裁之剑，这真是历史的莫大嘲弄。文种一腔孤愤，仰天长叹：“我始为楚国南阳之卒，终为越王之囚，后世忠臣，一定要以我为借鉴！”引剑自刎而亡。
范蠡和文种对待官禄的态度不同，自然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