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柯克
我杀房东的事既然已在社会公开，那我就有必要对此事作一些澄清。
各个方面都认为我没有必要这样做，可是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总有如鲠在喉之感。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去拜访了警官，向他详述我所做的一切。他也认为没有解释的必要，理由是大众根本不会接受。
“你杀了你的房东，”他说，“太好了，杀了又怎样？”我问他这是否在某种意义上牵扯到法律。他摇了摇头，“这与法律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回答道。
我告诉他，这件事多多少少使我感到内心有愧。我的朋友们接二连三地来向我祝贺，连一些不曾相信的人也向我表示了敬意。可我觉得，假如把全部经过公之于众，凭我这点作为，恐怕还不配接受大家的祝贺，但是，我希望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适当公开一下。
“那也可以，”警官说，“假如你乐意的话，你可以填一份表。”他在他的文件堆里翻了半天。
“你是说，”他问道，“你已经杀了房东，还是说你正准备杀他呢？”“我已经杀了他。”我郑重地说。“太好了，”警官说，“那该用这样的表格。”他给了我一张长长的打印表格，上面有很多空格需要填写——凶手年龄、职业、杀人动机等等。
“动机这一项具体怎么填？”我问道。
“依我看，”他回答道，“最好是简单点，填‘无’，或者填‘一般’也可以。”说完，他彬彬有礼地向我鞠躬，并把我送出他的办公室，他还说希望我把房东的尸体掩埋一下，这样显得文明一些。
这次拜访使我很气愤，但同时我也明白，人家也只能做到这些。毫无疑问，假如每个人杀了房东后都去找他们问这问那的，那他们会感到很难堪，而且不胜其烦。
一般情况下，房客杀房东多是由于房东要涨房租，“我要每个月加收十块钱房租。”房东说。“好吧，”房客说，“我毙了你。”有时候他说到做到，而有时候他只是说着玩的。
但我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全国房客联合会已决定在下个星期六授予我一枚金质奖章，为情势所迫，我不得不出来作些说明了。
我没有忘记，五年前我和我妻子来此租房，房东接待我们的情景。房东亲自带我们看了房。我不妨坦率地说，房东的举止没有任何让人觉得反常的地方——即便有，也不很严重。
有一件小事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向我们道歉说碗柜不够用。
“这套房里的碗柜太小了。”他说。
他这么一说，使我多了几分不安。“可是，您瞧，”我说，“这个食品贮藏间挺好的嘛，又大又通风，至少有四尺见方。”
他摇了摇了头，重复说碗柜太小了。“我一定给你们做几个更好的。”他说。
新碗柜在两个月以后做出来了。让我吃惊不小的是，他居然没有提高房租，这真叫我捉摸不透。“你不准备为碗柜提高一点房租吗？”我问道。“为什么要提高？”他说，“它们只花费了我五十块钱。”我反驳道：“可是，我的老兄，五十块钱加年利息不是得有六十块吗？”
他说的确是这样，但他始终坚持不涨房租。我琢磨了半天，最后，我认定他的这种举动是初期麻痹症或脑动脉栓塞的结果。当时我还没有杀他的念头。
在我记忆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和房东没有大的往来。直到第二年春天，一天，房东出其不意地跑了来，连连道歉说“打扰”我们了（这种做法本身就十分可疑），还告诉我们他准备把整套房子的墙纸换上新的。我连连劝阻，可是他坚持要换。
“墙纸才用了十年。”我说。“是的，”他说，“可是自那时到现在，墙纸的价格已翻了一倍了。”“那么，好吧，”我坚决地说，“为墙纸你得每月涨二十块钱房租。”“我没必要。”他回答说。这件小事使我们俩明显地疏远了好几个月。
接下来的插曲就更为突出了。大家都还记得吧，前段时间建筑材料的价格暴涨，致使房价也跟着飞涨，可我的房东还是拒绝涨房租。
“建筑成本已涨了至少百分之百啦。”我说。
“我知道，”他回答说，“可我又不是修的新房子。我历来都是从我这项房产的投资上赚取百分之十的利润，现在我得到的还是百分之十。”
“为你太太想想吧。”我说。
“不。”他回答说。
“为你太太着想是你的责任，”我说，“告诉你吧，昨天我还在报上读到一位房东写的信。那是一封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信，信上说他（房东）由建筑成本的狂涨想到了自己的太太，说句实话，那封信真令人感动。”
“我不用顾忌此事。”我的房东回答说，“因为我还没结婚。”
“啊，还没结婚。”我说。我想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第一次想到了最好是把这种家伙干掉。
日历很快翻到了十一月，十一月是个特殊的日子。为了庆祝休战日，房租统一涨百分之五十，而我的房东竟然拒绝进行庆祝。
房东的毫无人情味使我恼火异常。当然，他对于由于福煦元帅的来访而涨房租，以及后来为向退伍老兵致敬而涨的房租，我记得很清楚，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涨的是百分之二十五，他都置之不理。
涨房租完全属于一种爱国运动，是大家自发进行的，事先没有任何安排。
我听很多老兵说，那是他们回国后受到的第一次礼遇，他们永远也忘不了。
相隔不久，为欢迎威尔士亲王的来访，又一次涨了房租，这是最好的欢迎形式之一。
可是，我的房东却置身于这一切之外。他一分房租都没有涨。“我只要保证我那百分之十，就已心满意足了。”他这样说道。
这时，我知道麻痹症或脑动脉栓塞症已损伤了他的一整叶或半边大脑。
我在考虑是否该有所“表示”了。
机会终于在上个月来到。为了平衡德国马克的贬值，房租合情合理地狂涨了起来。这次涨房租显然是非常合乎商业逻辑的，如果不以这种方式对抗马克的贬值，那我们的结局定会很悲惨。德国马克一贬值，德国人就可以夺走我们的房屋了。
我等了整整三天，希望能收到涨我的房租的通知，可结果却令我很失望。
然后我去房东的办公室找他。我得承认，当时我带上了武器。但为了自我辩护，我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我当时已明白，我不得不去打交道的是一个半边大脑已坏死的、既反常又乖张的人。
我没有拐弯抹角，而采取了开门见山的方式。
“你看到德国马克贬值了吧？”我问。
“是的，”他说，“可这与我有关系吗？”
“直说了吧，”我说，“你到底涨我的房租还是不涨？”
“我为什么要涨？我只要……”还是那套话。
我举起左轮手枪并开了枪。我开枪的时候，他是侧对我坐着的。我总共开了四枪。透过硝烟我还是能看清至少第一颗子弹炸碎了他的背心，第二颗子弹轰掉了他的衣领，第三颗和第四颗子弹则打穿了他背后的背带。我见他慢慢痉挛似地瘫倒在地，我确定他绝对再没有力量走到街上。
我把他丢在那儿，然后，我就直奔警察局自首去了。
在全国房客联合会颁发奖章给我之前，我是要把这些事情讲清楚的。
